且说老冯看稿既然仔细谨慎，看到王子硕推荐上来的稿件就往往有些发愁。稿子到底是好是坏呢？退稿，退掉好稿怎么办？继续向上推荐，偏偏并非好稿又怎么办？面壁九年似的，呆看半天，不得要领。那时，我和李锐与老冯在一个办公室，老冯便常常给我俩讲说稿件内容。“有这样一个故事啦，它是说这样一件事情——”老冯的表达能力又不是那么强，语言节奏也相当缓慢，听得我和李锐难免就急屙急尿。结果，不是李锐便是我，会主动将稿件抢夺过来，火速浏览。整天干的这个营生，这还不是小菜一碟吗？我们即刻将意见直率讲给老冯。老冯这才如释重负，印证了自己本来的看法：我也是这样的意见啦！
李国涛主政刊物之后，《汾水》改名《山西文学》。其时在编辑工作方面添加了一个小小改革项目：每期来几篇编稿手记。几百字，画龙点睛、直击要害，深受读者以及作者们的欢迎。老李和周宗奇分头负责书写编稿手记，堪称一个利索。说是手到擒来、探囊取物，也不为过。老李细心，编稿手记不是也要拿一点稿费吗？一则手记，三元五元。这份稿酬，不宜落一个“独霸独享”的名誉，分给老冯老同志一些机会，比较妥当得宜。老冯呢，工作本来认真细致，撰写编稿手记就更加隆重万分。要回家静静撰写，要参考资料，上升到理论高度，争取写得达到理想状态。但老冯讲话节奏慢，写字速度也不快。两三则编稿手记，半个钟头，最多半天的营生，老冯需要十天甚至半个月。老李急着发稿签字，编稿手记且是难产。老李于是也不免急屙急尿了。
后来，在我1988年年底辞任主编之后，党组决定由老冯回来主政编刊。王子硕与燕治国二位出任副手，是这样一辆“三套车”。三套车合作如何？工作效果怎样？作为前任主编，我向来不做评价。功劳苦劳，同是编刊者，我且不会打击同类来抬高自己。我没有那么短见愚蠢。刊物究竟编得怎样，机关人们有目共睹，有事实说话。况且白纸黑字厚墩墩的合订本俱在，我不必磨牙费嘴饶舌。
再后来，焦祖尧当政，撤换了《山西文学》的班子。老焦的秘书长陈为人对此有公开说法：电池没有了电哪，要换电池，不能只换一节好的，那样坏电池会影响到好电池，结果影响效率。要换，干脆都换成好电池！
后来又后来，“好电池”们办刊情况如何？我就更加不便言说。我四十出头方才学得了王子硕先生处世哲学的若干皮毛，对若干事情三缄其口。
不过，对当政者，我有权讲话。这是任谁都不能剥夺掉的权利。说老冯等三位是“坏电池”或者“废电池”，至少不够宽厚。你们换的好电池怎么样？事实总是胜于雄辩。
当然，大形势变化，文学整体不景气，办刊不易，大家都有不可人力扭转的客观因素。但，韩石山接任主编，结果又怎么样？这节电池如何？
还是让事实说话吧！
3.诗坛三巨头
行走文坛多年，就小说界与诗歌界相比，我觉得相对而言，小说界更加大气。诗人、散文家，有人改行写小说，小说界很平静，视而不见一般。至少小说界不会发出惊呼，不会认为有人来夺取了我们的地盘、饭碗。事情反过来，情形便也反过来。小说家写诗，诗歌界往往惊呼，好像受到了什么威胁。做一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小说界从容、老练，更像大汉民族；而诗歌界敏感、防卫心理强，更像某些少数民族。
身处山西文坛多年，我觉得山西文坛的诗歌界与小说界相比，另有特色。相对来说，小说界更加团结一些。或者说，是非不多，无原则的纠纷也少见。也许，是因为晋军实力派小说家都不曾进入过山西文坛的真正领导阶层，大家没有掌权，因而没有受到权力这个怪物的左右。山西小说家相对团结，成为一种可贵的真实。
诗歌界则不然。历来矛盾多，是非多，应该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早在三十年前，我刚刚调入省作协，就在一旁强烈感觉到了诗歌界那种有点你死我活的火药味儿。
先是张承信率先调入作协机关刊物，负责编辑诗歌。老张原先和我一样，在铁路上工作，跑车，当列车员。发表了若干有影响的诗歌，被老西看中，在我们之前调来。老张孩子多，两口子老早就闹矛盾。西戎老师无论考虑给张承信安排住房还是调解其夫妻矛盾，真正做到了不厌其烦、关爱有加。于是，张承信和老西的关系也相当不一般，寻常出没老西家里如行平地。包括我借调之初，周宗奇都说：张承信和老西关系不错，你也请张承信从旁多多帮助美言。老张对我的事，确实也颇上心。在此按下不表。
但在后来，也就是我调入南华门不久，张承信在编辑部一次全体会议上，当众和老西大大地吵了起来。这成为当时一个不小的事件，乃至引起老马的注意，出面公开批评了张承信。
西老师是我们的恩师，当然也是张承信的恩师。学生和恩师为什么会闹将起来？所谓“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当时，许多人都在场，都应该记得：师生两人争吵的由头，是因为董耀章。
董耀章，与张承信、文武斌，当时号称山西诗界“三巨头”。董耀章，我们不熟悉，乃至当时根本不认识，但听到关于他的说法不少。一度听说要调来作协进入刊物，人们都有点谈虎色变的样子。从李国涛到周宗奇，态度也都相当明确，不怎么欢迎其调来。
开始，在老西口中，也是直呼“董耀章”其名，口吻不那么客气。据说，董耀章本来在群众文化馆就有点待不下去了，准备调走。调走之前，和某领导大闹一场；某领导呢，据说正是西戎夫人李英的对立面。结果，董耀章歪打正着，便获得了李英的好感。又据说，过节时候，董耀章给老西家还送了几条鲤鱼什么的。
李英老师是否因为上述不确切的传闻就欣赏了董耀章？老西是否受到夫人影响？是否几条鲤鱼就能打动堂堂西戎？学生不该做任何猜测。只是，在老西的口吻里，客观中性的称谓“董耀章”一时间变成了亲昵可爱的“小董”。
老西口吻中出现了“小董”之后不久，发生了师生吵闹事件。编辑部的某次例会，研讨工作中偶然就扯到了董耀章的调动问题。张承信率先发言表达意见，开始讲话也还心平气和。不怎么赞成董耀章，不同意其调来，这本身也是大伙儿的意见。但说着说着，和老西意见相左，逐渐升级到对抗。最后吵得有些不可开交。末了地动山摇。
记得老西脸色发白，嘴唇、手指都哆嗦开来。几乎当场引发心脏病。
张承信和老西吵闹一事，则在不久的全机关大会上当众受到马烽的严厉批评。
董耀章要调来的说法，随后就不再提起。
编辑部诗歌组，后来调入的是诗人文武斌。
文武斌是北大毕业生。本名文步彪。写过歌颂大寨的《虎头山放歌》，一举成名。山西诗歌界基本公认是大有才华的山西新诗群的领军人物。
文武斌调来之后，担任刊物的诗歌组长。诗歌组小房一间，有张承信和刘琦对面办公；诗歌组长结果就在我们小说组容身。于是我们共事有年，在一个办公室工作言谈甚欢。老文果然有诗才，也颇具诗人气质。情绪易激动，城府并不深。说话走极端，疾恶真如仇。
我当时正学习看相，讲话口不择言，抓住老文的手掌粗粗一看，就说：你父亲年龄不到五十！母亲最多五十五！好家伙，这是随便说的话吗？但随便说说的话，不幸被我言中。老文父母都是食道方面疾病去世，寿数都不高。而更不幸的事情却在老文身上发生了！老文刚到临汾帮姐姐做完贲门癌手术，回来就发现自己患了食道癌。调来省作协不过两年，英年早逝，令人惋惜。
且说文武斌调来作协，担任了刊物诗歌组的组长。领导谁呢？领导两位组员。一位张承信，一位刘琦。这二位都是河南人，都比老文年长。城府比老文要深，处世经验比老文要多。老文有诗人气质，却并不具备领导才能；仿佛李白诗才盖世，一心“致君尧舜上”，其实哪里属于从政的人物。文武斌夸夸其谈，说话就像普希金在皇村中学朗诵诗歌似的，哪里能够领导了这二位？
山西诗歌界是否团结，暂且存而不论。山西作协机关刊物里，诗歌组三位大牌编辑、组长和组员首先就不团结。不团结的局面愈演愈烈，并且几乎不存在调和的余地。
文武斌癌症确诊后，决定到北京手术。同龄诗人丰昌隆、年轻新秀潞潞等人，全程陪侍，极尽友朋之道。——诗人不团结，但某些诗人的圈子却又相当团结，仿佛某些宗教里的派系派别。
老文即将赴京手术，最后来过一次编辑部。那时，我们机关仅有一辆上海牌轿车，外加一辆北京吉普。为文武斌看病治疗，领导上特别派出小轿车供他随时使用。当时，开轿车的是阴志和阴师傅。轿车任务多，并不是完全交由文武斌来使用；在他使用轿车的过程中或许难免有些服务不尽周到。老文来到编辑部，进了我们一块办公的房间，扯住我气急败坏喊叫：阴志和，那是一个小人！小人！
用车当中有点小小摩擦之类，值得和司机师傅过不去吗？身患绝症，你还有工夫在这些事情上大动肝火吗？其时，我也只能是连声相劝：老文呀！不敢动气啦！赶紧集中精力去看病吧！
北京手术归来，我和李锐一块到老文在大众机械厂的住所看过他一回。文武斌，高大壮实、虎彪彪的文步彪，体重只剩了六十多斤。他让人扶着坐了起来，勉为其难地向我们表示了感谢。声细如蚊，气若游丝。我的心中惨恻顿生。
老文身后，一儿一女。儿子当年五六岁，还不懂事，嬉笑叫跳，连声吼喊：文武斌，有人看你来啦！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他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力气说什么了。
我要披露的是：在文武斌最后的时光，按理说应该集中全力看病，他却依然关注山西诗坛状况以至往后格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文武斌有一条遗言，却是强烈要求领导上答应，无论如何不能让张承信担任诗歌组的组长！
张承信编辑诗歌多年，最终都不曾担任过哪怕诗歌组长这样低微的正科级职务。其中当然客观因素多多，我不认为就是文武斌的遗言发挥了作用。我想说的是，文武斌至死都不谅解张承信。都是成名诗人，他们之间的怨毒怎么就那么深呢？
写诗写小说，从事文学，在这个特定的求道的途程，我们到底会更加复归人性，还是相反？鲁迅式的“一个都不宽恕”，到底是一种人性的光辉，还是人性的阴暗？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