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帆家在晋南农村。晋南，自古以来是国家的河东粮仓，盛产麦子的富庶地面。合作化以来直到农业学大寨，将农村搞得极度穷苦。富庶的晋南，守着粮仓的农民吃不饱肚皮。胡帆偏又是生孩子的好把式，搞出三四个孩子来。年纪轻轻，脊背早早显了驼峰，枯瘦的脸子上，皱纹横斜，脸色焦干中泛着黑黄。表情呢，总是一副苦相。即便是笑，也仿佛在哭。在机关上灶，营养不良，胡帆还闹出了一个毛病：上厕所小便，会突然昏倒。听说，那种毛病的医学名堂叫作排尿性晕厥。有一次，老先生晚间入睡前去小便，竟活生生昏倒在厕所便池旁边，糊里糊涂守着尿池子睡了一夜。生活把人扭曲压迫成什么样子，而我们的胡帆不甘沉沦，还要写小说！
后来，在马烽、西戎老师的努力下，农民胡帆终于正式调来，而且身份变成了国家干部。我们都为自己的这位农民弟兄感到由衷高兴。
胡帆当时当众说：马烽、西戎，就是我的重生父母！
我们都觉得胡帆说的是心里话，他是真诚的。
胡帆跳出农门，当了编辑，家中依然相当困难。农民穷苦饥饿吃不饱、农村新生的权贵与农民的矛盾几乎不可调和，成为他小说的永恒主题。他后来创作发表的短篇代表作《福寿老汉》和《太平村里》，莫不如此。
胡帆出差到过北京。北京归来，多少天郁郁寡欢。嘟嘟囔囔，自言自语地诅咒；脸子僵板，阴得快要滴水。像是谁该他二百钱，而不像是去了一趟北京。李锐和他处邻居，小心来询问：胡帆你怎么了？
胡帆咬牙切齿地说：北京人天天吃油条！天天吃油条！
1984年年底，文联作协分家。作协依然留在南华门，文联在迎泽大街盖了大楼，胡帆自愿去到文联那面。依然当编辑，家庭依然困难。我们见面不多了，少数几次见面，他还是一脸苦相坚持不改。
后来，听说享受到了政策的恩惠，胡帆的老婆孩子也都变成了城市户口。农民们多数早已吃饱，胡帆全家当然也不再挨饿，老兄却偏偏又得了病。听说是胃口方面的毛病，不能吃东西。
4.何家骅的国际玩笑
俗话说，人之不同，各如其面。又说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
《汾水》编辑部成员无疑也是各具情态、各有千秋。或者说，在一个小说家的眼里，人人都是典型形象。
比如技术编辑何家骅，就算一位趣人。
据他自我介绍，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是飞行员。看去也像。个头不高，浓眉大眼，鼻梁端挺。早在“文革”前，到刊物恢复，从我借调编辑部开始，到我接任主编再到辞职，何家骅一直在编辑部做技术编辑。跑印刷厂看版样，跑邮局联系发行，从三十岁跑到六十岁。堪称辛苦。没有功劳，绝对也有苦劳。但从领导到一般行政人员，对老何赞誉的少。原因呢，又多半在老何自身。这位技术编辑，爱搞口头创作。笑眉笑眼，牙齿白厉厉的，随口就是虚构。
邮局代发刊物，日期要求很严，过期就要罚款。邮局来电话催问，老何拍着胸脯给老西汇报：刊物已经去邮局拉了，整整四辆卡车！哈哈，四辆！第二天，印刷厂却来了电话，质问编辑部为什么还不来拉走刊物。结果，只好被邮局罚款。再问老何，老何嘿嘿笑，不红不绿。
借调期间，何家骅创作了一个奇妙段子，堪称行为艺术之杰作。那时，还在物资短缺年代，人们听说什么东西不要票证、出口转内销之类，一定会趋之若鹜。一天，老何从外面回来，煞有介事地宣传说：哈！五一大楼旁边，路西小铺，卖减价毛线啦！那毛线，好，真好！可惜我没带钱。大家都在埋头看稿，没人接那话茬。
但将近下班时分，马烽夫人和胡正夫人起身出去了。编辑部嘛，作息时间向来不那么严格，谁也没在意。二位夫人原来听说了毛线减价，相跟了去采买便宜东西。结果怎么样？莫说毛线，连那个店铺也根本就不存在。
机关后勤上工人师傅们听说了，这些人口不择言，都说：好狗日的，有这号骗子！
老何最大的一回玩笑，开成了真正的国际玩笑。
当年，有位日本翻译家小林荣，喜欢山西文化，专门翻译山西作家的作品。其译作总题命名为《中国农村百景》。曾经来过山西，由我们作协负责接待。何家骅于是受命到北京迎接这位日本翻译家，老何令行禁止、闻风而动，绝对不讲价钱。一把年纪，也算难能。当然老何出差，也懂得享受。比方到上海，那是要入住锦江饭店的。
且说何家骅在北京接到了小林荣，作了一番自我介绍。他问对方：你知道《汾水长流》吗？日本翻译家点头。我们的老何竟然大言不惭声称：
哈哈，我就是作家胡正！
这样的玩笑，难道不是国际玩笑吗？
后来，何家骅在本职工作上也出过较大纰漏。刊物版权页上，将老主编西戎印成了“西戒”。他还竟然声称，说是早就看出来了。好像是要和老作家老领导专门作对。
所谓用人用其长处，领导者应该懂得因材施教。我当主编的几年，老何工作相当积极，而且认真负责。这是后话。
5.顾全芳竟然比我还懒
如果我硬要把老何称作一位趣人，老顾则绝对称得起是一位奇人。
老顾，全名顾全芳。原本在社科院历史所工作，调来南华门机关刊物，分管评论稿件。据说老顾原先的专业是宋史，发表过有关杨家将的学术论文若干。与李国涛老师原来一个单位，如今一个部门，在老李领导之下，评论组不能出大成果，谅也不会出大纰漏。
说顾全芳是奇人，不是奇在工作，主要是奇在生活；生活，也不是奇在什么婚姻爱情大的方面，主要奇在生活小节。什么小节？两点，脏和懒。脏得出奇，懒得离奇。
我本来就够脏的了，自幼生在缺水乡村，没有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当了编辑，也没有余钱换一番行头。一年四季扛一身铁路上的帆布工作服，冒充牛仔装。努力工作外带加班写稿，家务繁忙还特别喜欢游戏玩耍；既要摔跤还要游泳，学会交谊舞，又跳迪斯科，根本没有工夫洗衣服。衬衣背心，个把月换洗一回算是勤的。李锐与我对面办公，编辑部生活会上曾经提出宝贵意见，说我不洗脚，球鞋奇臭，从办公桌底下筒形空当就直杠杠拔抽到他的鼻子那儿。
但我的脏乱差，比起老顾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有老顾夺得第一名，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我才能够乐得在旁边继续脏乱差，而不被议论评论。
在我借调期间，老顾有将近四十了吧，还打着单身。顾全芳谢顶，戴一副眼镜，眼镜后边，眼仁小、眼白大，属于“眼露四白”那样面相。按说也是文质彬彬，可惜脸色够黑，偏偏很少洗脸。他自己寻常还要声明：反正我脸黑，干脆不洗它！
脸都懒得洗，何况衬衫。老顾有办法，干脆买的就是黑衬衣。对此，他也振振有词：反正我不洗，反正你们也看不出来！
老顾脏而懒，要看干什么。说起杀象棋、打羽毛球，老顾投入得很，欢实得紧。成家后，老婆安排中午吃饺子，派他上街去割肉。老顾看见马路牙子上有人下棋，始而观战，继而入局，不歇气就干到晚上12点。
机关院至今有个简易羽毛球场，打球运动开展得远不如当初那么热闹。当初，老顾四十左右，老蔡三十好几，都是球场上的积极分子。两人都谢顶，十来根头发尽量笼盖了赤红头颅，一位是左分头，一位是右分头。不打球还好，遮盖掩护蛮像那么回事。打球动作激烈，十来根头发便披散下来，吊在胸前有尺把长。赤红头顶呢，则统统敞亮了，不止一百多瓦。真正像笑话里说的“某某灯泡厂电镀车间铜瓢小组的季根发同志”。
顾全芳同志在四十不惑之年终于结婚成家。老婆是北京知青，原在晋南大宁县插队。成家后，老婆先调回榆次，还属两地分居。好在榆次不远，可以星期天聚会。女人考虑老顾一个人吃不应时，总要想法改善伙食。周日包饺子，派他割肉，他往往失踪在任何可能的棋摊儿上。又顾惜他单独懒得做饭，做现成一锅米饭、一锅菜，能顶几天伙食。老顾胡乱吃两顿，随后便懒得加热防腐，任那饭菜霉坏生了白毛。饭锅器皿生毛，他也不洗刷，就那样堆着。老婆下周归家，揭开锅盖来看，里面都是白毛，几乎快要顶起锅盖。
后来有了孩子，两个，都是儿子。老顾总得帮助女人看看孩子吧，这懒人有懒办法，脏人有脏主意。自己在那儿仰天看书，伸出一只脚，任那孩子啃他的脚指头！污黑的脚趾啃白一只，不怕，老顾还有另一只总也不洗的臭脚。
老顾日子就那么过。夫妻小有吵闹，理论家反正不生气。孩子啃脚趾长大，极其健康。
老顾散淡随和，大大咧咧，有时还会来两句粗口。其实，他出身不好，胆子很小的。他对老马、老西等领导，从来极为尊敬。尊敬值得尊敬的领导，不好吗？我能够感觉到，那是一种带有恐惧的敬畏。作为知识分子，当过所谓“臭老九”多年，顾全芳早已学得了“适者生存”的法则。老顾粗拉、散漫，不过是压抑后的宣泄。旁观多时，令人不免悲从中来。
大约1982年，全国范围有一次调资。政策也怪哉，只有百分之四十的机会。这不分明要人们打架吗？老顾，老牌大学毕业生，竞争失败，没能获得调资。
奇人顾全芳因此愤而调走，回到了社科院。并且几乎再也不曾回过南华门。
老顾还是有些脾气的。
他毕竟是一名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