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历史，“文革”结束后的山西文坛所以能够兀立于中国文学之林，“文革”期间的东阳笔会实在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坛盛会。
当时，文联、作协这些文坛机构被摧毁，马烽、西戎等著名作家还在农村接受监督改造，所谓“山西文艺黑线祖师爷”的赵树理则已经被残酷批斗致死。结果，是山西人民出版社的文艺组没有辜负历史的托付，肩负起了聚集作家、推出作品的使命。
出版社文艺组的负责人，一个林有光，一个关守耀，堪称功莫大焉，应该在山西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文学是那样一种生命力极其顽强的东西，遭到百般摧残迫害而不死。文学爱好者，特别是文学青年的热血浇灌着一株株纤弱的小草幼苗。这些小草，这些幼苗，终将蔚然成林，蓊郁覆盖文坛。
出版社文艺组的具体做法是：审阅作者们的来稿，争取辑集成册，予以出版。如果发现了新作者呢，则努力促成笔会的召开，以加强文学的交流，建造文坛的后备队。
东阳笔会，即是出版社文艺组冲破层层阻碍，艰难竭蹶召集的首届笔会。在山西文坛已然不存在的情况之下，这一笔会的意义怎样说都不会过分。
1.扒车赴会
所谓东阳，是南同蒲铁路线上的东阳车站。当时，铁三局二处驻扎东阳，不知经过怎样的交涉协商，该单位愿意给笔会无偿提供食宿条件。
非常幸运的是，笔者张石山接到了笔会通知。会期一周，带粮票伙食费若干，按时前往报到。
笔会又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对此我当然一无所知。而我的战友邓建中则是无所不知。他说，笔会嘛，就是许多作者聚会，大家住宾馆、吃大餐，会上有著名作家前辈来讲课，会后有纪念品发放。笔会原来是这么一个好东西。天底下有如此好事，我又何乐而不为？
时值1973年年底，工厂恢复生产，排班相当紧张。铁路大三班，准军事化管理，交接班制度严格。班上，一个萝卜一个坑。我去参加笔会，一个萝卜去享受宾馆大餐，谁来顶替这个萝卜占领这个空下的坑呢？
那时，还是所谓“三支两军”的特殊年代，市委书记是军人。我的前妻利用父辈关系去找了市委书记，市委书记批示到机车车辆厂，车辆厂从别的车间调动一名工人到我们车间班组来干活，我才好不容易实现了参加笔会的意愿。
与战友邓建中相跟了，兴冲冲前往东阳参加笔会。太原到榆次，没有找座儿，在火车车厢接口处愉快聊天。海阔天空，心事拿云，目空一切，心雄万夫。文坛之未来，舍我其谁；今日之域中，乃我等之天下。
到了榆次，已是傍晚。开往南同蒲的车次，要到后半夜。今晚且没有宾馆的席梦思来躺卧，夸夸其谈的战友一时喑哑。
在站台的远端，我看见了一台正在添煤加水的火车头。这时，我的职业优势派上了用场。带着战友跑到火车头跟前，我用行话与车上的师傅进行了简短交涉。开车的嘛，你得称呼“大车”。想要乘坐一段路程嘛，那叫“便乘”。原来他们是单车折返，立刻就要发车南去。司机也还好说话，竟然笑容可掬地容许我等二人登上了火车头。尽管是轻车熟路，不需要大力烧火，我还是夺过家什，耍了一回铁锹。
冬天日落早，我们便乘抵达东阳，已是夜幕降临。黑灯瞎火里，终于找到了三局二处招待所。两个几乎是离笔会地点最近的与会者，最后方才报到。掏出与会通知书，填写了表格之类。
战友所说的宾馆呢，就是这处招待所。招待所是平房，大通铺。到会议结束前夕，人人惹了满身的虱子。
那么大餐呢？晚饭时间已过，过时不候。忍了饥饿熬到第二天早餐时分，在二处食堂开饭。食堂里没有暖气，也不生火炉，而且只有桌子，没有板凳，与会者以及会议组织者，大家一律站着开饭。
2.群英聚会
东阳笔会，想不到聚集了那么多的文学爱好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后来成为支撑山西文坛的骨干力量。
单凭记忆，我可以列出如下若干人的名字来。
年龄二三十岁的，计有周宗奇、李锐、张石山、周山湖、马骏、崔巍、贺小虎、郑惠泉、王红罗、邓建中、马立忠、王巨台等人，皆是年轻新锐，后来多数活跃于文坛。其中大同来的王巨台最为年轻，不过十六。
稍微年长一些的，则有大同一位李老师和张景星，运城地区的杜曙波等人。据说“文革”前都发表过作品，令人刮目相看。
印象相对深刻的人和事，也不少。
周宗奇，当时名头最为响亮。当年，谢俊杰、丛维熙一并参与创作署名，周宗奇打头，在《山西日报》副刊版连续发表了好几篇七八千字的小说，可谓轰动一时。关于东阳会议上的周宗奇，至少有两件事情给大家以深刻印象。
一件，周宗奇能吃。会议伙食，寻常不够吃。一件，周宗奇资助了别人三十块钱。会上有个白蔚，据说身体不好，家庭负担较重，病恹恹的，好像总是那么躺着。周宗奇慷慨解囊的义举，即刻传遍整个笔会。
这位仁兄，比我年长几岁。自幼丧父，母亲抚孤成立，山大政治系亦即党校毕业。但他的家庭成分，定为破落地主，能够上大学，是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用来装点政策门面的。毕业后，分配到晋南辛置煤矿工作，下井当煤黑子。笔会期间的行为做派，显得几分成熟老到。
相比而言，在《山西日报》第一个发表作品的李进才就显得不那么老成，火烧屁股的猴子似的，脚底没根，飘飘忽忽的。
据说，李进才的作品得到过马烽老师的指点修改，不知确否。我奇怪人们是怎么知道这样的信息的。李进才戴一顶火车头栽绒帽，帽子扣在后脑勺上，露出一个大背头。背头下面，面颊颇瘦，褶子围了嘴。老兄好脾气，逢人便笑，脸上的褶子就愈发明显。
会上，好像专门与李进才作对。还有一个忻州来的王新民，据说这位是县领导的秘书，嘴头子够损。大家远未成名，而文人相轻的毛病却早早习染满身。
李进才是某工厂工人，文化底子薄弱，后来就不见有文章发表。
至于那位王新民，从政有路，从文差不多是玩票。后来便也失踪。
笔会上，还安排了几位老作家和编辑家、评论家来讲课。马烽、西戎等更著名的作家还不曾解放，记得讲课的先生有刘江和高鲁等人，受到热烈欢迎。
刘江说到过语言问题，还说到过中外小说的叙述之区别。中国小说嘛，讲究从头说起，“山东有个曹家庄，曹家庄有个曹太公。他所生一女，年方二八”云云。
高鲁讲过什么，印象不很深了。只记得他个头颇低，而头颅足够长、大。坐了板凳讲话，与常人不相上下；待说得高兴，站将起来，结果比坐着就低下去许多。我的那位战友自然窃笑连连。
至于笔会的组织者，林有光和关守耀，都不善言辞，举动毫不张扬。林有光是归国华侨，长一副南洋身材、马来人种脸型，文质彬彬。关守耀则是一位面容和善的忠厚长者，对每位与会者都显得好生亲切。
时隔多年，当初东阳笔会的与会者还都记得上述二位的人品和功绩。
东阳笔会，在山西文坛酝酿复苏的寒冷季节，对于组织建造队伍、给大家提供练笔机会和交流的方便，有其不可替代的殊勋。
当然，东阳笔会的功绩我们也不必评价过度。因为，除了有幸与会的作者，还有更多的文学爱好者在暗夜里摸索，在野天野地里奋力追求，以等待机会，一飞冲天。他们是韩石山和柯云路以及钟道新们，是成一、郑义和蒋韵们。
笔会内外的未来作家们蓄势以待，终将有在山西文坛会师的一天。
3.虱子大会
东阳笔会，在我的记忆里，除了扒车赴会、群英聚会，最难忘、最有趣的应该是虱子大会。
短暂的笔会，大家好像刚刚熟悉，相互记住了对方的名字，会议就要结束了。然而，大家一块睡大通铺，几乎人人都染上了虱子。散会前夕最后一个夜晚大家个个脱成光膀子来抓虱子的集体活动，我相信给所有人都留下了有趣的回忆。
会上，有几个活跃分子。我当然算一个。肚里民间故事笑话不少，又有喜好卖弄杂学的毛病，晚间入睡前在寝室便是讲故事的主角之一。
讲笑话，来荤段子，足以和张某抗衡的，有一个王红罗。你来我往，各不相让，竟然未分高下。他所吃亏者，是一口晋东南阳城话，听着难免佶屈聱牙。
其次，晋东南武乡家崔巍，亦是头角峥嵘、爪牙锋利之辈，嗓音尖锐高亢，情绪激越昂扬。讲述《水浒传》中武松在狮子楼大战西门庆一段，绘声绘色，不仅引人入胜，而且大有理论色彩。
当然，活跃分子还有我的战友邓建中。对了，邓建中此时写文章已经用上了笔名，很新潮很时髦。笔名呢，叫作苏铭。至于“苏铭”，有其来由。战友最早的对象已经吹台，现时新处的女朋友名叫杨小苏。苏铭嘛，就是要铭记这个叫小苏的女子啦！而苏铭这个笔名没有使用多久，因为小苏女士很快也和战友拜拜了。
一块参会的李锐，那时显得比较拘谨，或者还多少有些压抑。后来我才知道，他那时正处在失恋的痛苦和丧父的悲伤之中。投身文学必欲成功的愿望，与当初的稚嫩无助，扭曲压迫着一位未来的文坛大家。
相比起来，同样是北京插队生叫作韩旺辰的则要世故得多。那人能够让你真实地感受到大家印象中的“京油子”的特定风格。
而在笔会的最后一个夜晚，总是笑语喧哗的笔会寝室突然变得鸦雀无声。不知是谁突然发现生了虱子。于是，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浑身发痒起来。接着，大家不约而同都脱成了光膀子，争先恐后专心致志地开始抓虱子。
虱子的繁殖传染真够厉害！每个人都染上了。衣服缝隙，密密匝匝，而且个个滚圆饱绽！大通铺上人人埋头苦干，认真抓拿，耳边厢噼噼啪啪之声不绝。你根本分不清谁是阿Q谁是王胡，阿Q与王胡又是谁胜谁负。
——后来与李锐同事，我知道他特别干净。说是有些洁癖也不为过。便是准备扔掉的手绢，他也要洗干净晾干叠放整齐，才会抛弃的啊！当初一块抓虱子的情形，我却到底也没有与他进行过回忆交流。
笔会结束当天，会上还勉为其难搞了一个相对丰盛的午宴。有菜有肉，竟然还有酒。年底，食堂里那天格外冷；大家照例站着用餐，气氛却相当热烈。觥筹交错，而后杯盘狼藉。
末了，大家集体乘坐一辆破旧的大轿车回太原。记得一路上，战友邓建中不再夸夸其谈。车到榆次，他脸色青白，满面痛苦，突然叫喊停车，说是要在榆次下车去看望他的舅爷。也许只有我知道他在撒谎。冷天喝了冷酒，闹开胃口，加上车辆颠簸，他是实在忍不住要呕吐了。
车子停下，战友尽量微笑着与众人告别。当车子重新启动开出没有多远，他就在路边哇哇大呕开来。——时隔多年，我还常常和战友拿“看舅爷”开玩笑。
东阳笔会，最后的具体成果是出版了一本小说集。那集子的名字仿佛叫作《红光热浪》。集子中，我是唯一被选中了两篇作品的。一篇，《鲁大海》；一篇，《长工屋》。尽管那时的作品，今天看来实属幼稚可笑，但也基本能够看出我后来的写作能力和语言风格。正如李国涛老师评论的，我有不止两套笔墨。
仅仅依靠了其中的一套笔墨，即《长工屋》那篇东西显出的书写农村题材的本领，我得到西戎老师的赏识首肯，最终得以借调到了《火花》的后继、《山西文学》的前身——《汾水》编辑部。
当时，公元1977年，我正是三十而立的年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