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文字，我准备介绍一下笔者自己。
“我是谁？”这是一句简单发问，也是一个哲学命题。
美国人有这样一句名言：一个四十岁的人，要对自己的长相负责。在不到四十岁的时候，我看到了这句话，并且立即有所领悟。每个人，是他自己将自己最终塑造成为自己的。
前面我说过，从事文学，能够让我们两世为人。所以能够如此，在于文学可以开启心智，能够让我们走向自觉。
我如何走上了文学道路？我又如何通过文学这条途径而得以走向了自觉？反顾这个过程，不惟对我个人有意义；我认为，这将对每个有心人都会有意义。
我佛证得菩提，不仅使得那个净饭王的太子自身立地成佛，而且从此使得芸芸众生有了抵达彼岸的可能。
1.被逼从文
说话人张石山如今算是中国文坛知名作家之一，自认系书写农村题材小说的当代名家之一。而著名评论家、编辑家李国涛先生曾有评价曰：在山西文坛，在中国文坛，得赵树理真传者，张石山一人而已。
我以为，这几乎就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评价了。
但说来怪哉，我之所以秉笔从文，而不是投笔从戎或者从工从农从政从商，并不是出于自幼的爱好，不是因了什么文学梦，也不是因缘际会受过什么作家作品的影响。我之所以学习写文章，后来忝列作家行当，最初完全是被逼无奈。
中国的应试教育由来已久。这种教育的弊病或曰局限无须细说。以我为例，堂堂高中生、高才生，对于何谓作家、何谓文坛，当初我断然没有概念。山西竟然有文联作协这样的机构，对此我一无所知。当时，信息的封闭缺失，包括我的家庭文化背景的更加靠拢乡村化，当然也是原因。
我是1966年应届高中毕业生。在著名的太原三中，即建校已达百年的成成中学，当年我是学习最好的学生。全市全省统考，决不曾落到三甲之外。所以，在我看来，考取中国任何一所大学，都不过是探囊取物。那年夏天，大家已经填写好了报考志愿书。我的第一志愿是北大天体物理系。
“文革”动乱，粉碎了我的大学梦。受害者当然不止我一个。形容当下心情，倒也平和。仿佛好多人一块挨打，自个的屁股便好像不那么疼似的。因而，我的真正学历，也就是高中毕业。
当然，我属于那种全面发展的学生。学习不曾偏科，文理并重。比方，直到现在我可以背诵许多篇中学课本里的古文，也能够背诵化学元素周期表。毋庸置疑，中学的语文课程打下了我一定的文学书写基础；不过，那绝对是一种无形吸收，而不是有意为之。好比我自幼被送回老家农村交由祖母看护，无形中深入了生活，无意间积累了无穷的写作素材。
我还读过若干课外书。在课堂上被老师当场抓获没收书籍的事件屡有发生。但我的读书，全然是因为乐趣，而没有过丝毫从中学习写作技巧的起码动机。比如，《吕梁英雄传》在小学时代曾经看过残缺的少半本，觉得不如什么《三侠五义》之类好看。记得看到长工康有富和康家儿媳“灌了一口甜蜜的米汤”，当即意会到了什么，自家小肚子那儿发紧。而本书作者是马烽、西戎，没有留下过任何记忆。
大学梦破灭，“文革”武斗愈演愈烈。当时我参加的是一派组织“红联站”，在著名的武斗“九五事件”中曾经负责守卫太原十中大楼二楼。对立面调动了省体委射击队的特等射手，当场打死我方两人，射伤五人。
与其武斗无谓死亡，还不如参军战场牺牲。家父于是同意我去当兵。那时大兴斗私批修，提倡“狠斗私心一闪念”，我的心里却偷偷盘算如何入党提干，从士兵一直当到将军去。在陆军侦察连摸爬滚打两年，积极表现自己，使劲淘茅房、努力起猪圏。野营拉练“是兵不是兵，身背六十斤”之外，那时一个班配备一箱手榴弹、一箱子弹。手榴弹箱子五十斤、子弹箱子六十九斤，六十九斤的子弹箱从来都是我扛了，一夜急行军一百多里。至于背诵语录，扫厕所时“耳边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之类把戏，我更其玩得纯熟。
表现进步，正要被发展入党，家父不巧或曰正巧给打成了大叛徒。于是将军梦接着破灭，卷铺盖滚蛋复员回家。
从军两年而不是“从军十二载”，自然也没有“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分配到太原机车车辆厂去当司炉。
如是八年。
我在这儿之所以旧事重提，决没有展览苦难、卖弄阅历的意思。我想强调的是：我们这一茬作家，人人都有自己的血泪篇，个个都是从生活压迫的最底层挣扎上来的。比如韩石山，比如李锐，比如周宗奇，比如郑义，莫不如是。
要改变命运的编排，要实现自我的本来价值，要个人奋斗，要出人头地。歧路纷繁，铁壁合围。必欲寻找出路的旺盛生命力，必欲挣脱枷锁的急迫愿望，左冲右突。我陷入了所谓的巨大“焦虑”之中。
终于，文学拯救了我。我终于找到了当时最好的一条情绪宣泄之路、人格飞升之途。
但是，我还要强调，走上文学途程，决不是我的预谋，而确实是一种被逼无奈的选择。
2.巧遇邓撇子
我在这里所说的邓撇子，是我的战友邓建中。外号嘛，当然是我给取的。撇子，按照普通话，或者应该写作“拍子”，押吹吹拍拍的本意。而山西方言口音读“拍”如“撇”。
“文革”当中，林彪突然垮台。报纸上，当时除了社论和毛主席的语录，终于也有了文学作品可怜的一席之地。
当时，我所在的工厂车间，订有一份《太原报》。晚报大小，一日四版。1973年的初春，偶然在报上看到了邓建中的名字。那名字下方，有豆腐干大小一篇散文。当时脑海里就闪过如下念头：这个邓建中，莫不就是战友邓建中？照这样的文字，我写来也没什么问题，或者还会更好些。
邓建中，和我开始都是著名的万岁军38军战士。他在警卫连，我在侦察连，1968年一块从太原入伍。我是三中高三，他是七中初三，同属老三届。第二年，中苏边境东北黑龙江上爆发珍宝岛事件，紧接着又有新疆边境铁列克提事件。我军从各部队抽调骨干组建陆军独立三师，克日誓师开赴新疆边境。说是骨干支边，我们心底的真实感觉是有点被“发配”的味道。一个连队发配出去者，不过一二人。这样，几个太原兵就同病相怜，感情一时密切。邓建中本来身体单薄，显得更加又病又乏的样子。
我比邓建中早一年复员。离开部队前夕，见了一面。我即将回到万里之遥的故乡，从此相隔万里，大家难免有些伤感。邓建中特别关照我，要去看看他的对象。对象何许人？是一位画家的女儿。那画家好生了得，画过农业学大寨的图画。画家以及画家的女儿家住何处？
“在省文联嘛！”邓建中不无自豪地说。
文联是什么东西？
我的无知令战友邓建中愈加几分自豪起来。而画家姓甚名谁，画家的女儿是何芳名，战友竟没再告诉我。
1973年的夏天，某个傍晚，我到工厂上夜班。骑车从柳巷北口拐出府东街的路上，身边竟然就出现了那个邓建中！
邓建中复员后，分配的单位是省计量局。具体干什么？坐办公室！现在也是去上夜班吗？不是不是，是去单位加班写小说！
巧遇加上惊奇，我眼中的邓建中不再又病又乏，分明春风得意外加踌躇满志。于是，豁出迟到挨批评，相随了战友去参观他的办公室，同时计划询问一番他的写作情形。
办公室果然宽敞高级。而准备写长篇的邓建中正是报纸上发表散文的邓建中。至于因何要开始写小说，邓建中主动告诉我：对象提出了要求，不能尽早成为一名作家，恋爱关系就要终止！
榜样就在身边，当下也表示要学习写作，争取发表东西。写稿有何格式？写好稿件如何投稿？一一询问了。战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甚至大咧咧表态：写了稿子，拿来！我给你去找刘大头！
3.欣逢刘大头
看来，凡是写小说的家伙都有给人取绰号的嗜好。我私下将战友称作“邓撇子”，是在与他巧遇数年之后。在那之后，战友变脸似的，频频改换笔名。一会儿肖沉，一会儿肖扬，你就不知道他到底是谁，已经沉没还是准备飞扬。
而早在公元1973年，我的撇子战友就将刘金笙先生称作了“刘大头”。
刘金笙，“文革”前是省文联机关刊物著名的《火花》杂志的编辑。1973年，在太原报负责编辑副刊。我刚刚学步习作，竟然就有幸认识了这位资深编辑。
与邓建中巧遇过后，我当即开始构思写作我平生的第一篇小说。当时已是6月下旬，“七一”将至。我的小说就取个题目曰《七一前夕》。三千字上下，故事比较简单，人物算是稍有特色；而所谓主题，积极向上，但也脱不了当时的极左味道。
——这真是值得我认真回顾反思的一段创作经历，那种微妙的心态值得认真剖析，以永远汲取教训。“文革”已经进行了七年，林彪已经垮台，老三届已经开始了最初的痛苦反思；包括笔者本人，绝不随意夸耀觉悟，如实说话：我当时也早已有了自己的宝贵反思与觉醒。但是，希望改变命运、必欲出人头地的欲望又是那样强烈，我们痛恨极左，却又依从着极左思潮去从文写作！
我们那时还年轻。但年轻不能成为我们的借口和托辞。
——屈从强权的压力，我们有时不得不进行伪装或曰自我阉割；但身为作家，肩负人文精神接火传灯的神圣历史使命，我们难道应该提前缴械、应该心理投诚吗！？
事实却是，我当初挖空心思写出了我的处女作，抄录工整，然后迫不及待投稿，随后盼望获得审稿通过、得以发表的心情，不亚于大旱之望云霓。
《七一前夕》在6月27日交给邓建中。战友果然按照他的承诺，及时将稿件交付到计量局附近的太原报社，交付到了他说的那个刘大头手里。因为到29日晚上，邓建中告诉我说，报社的刘大头本名刘金笙的，约我抽空到报社一趟。
我的稿件会被选用吗？报社让人随便进去吗？那位编辑刘金笙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如同许多初学者，我有些胆怯地，几乎是战战兢兢地、心跳咚咚地来到了太原报社的副刊部。
大编辑刘金笙，个头高高大大，长相端端正正，头似乎果然有些大，但也并不过分显眼。那是我平生第一次面见文学编辑，印象深刻，记忆中的场面历历在目。
刘金笙和颜悦色地说，你的小说不错，几乎不用改动，已经发排，决定7月1日在报纸上正式发表。我心里的高兴是不言而喻的，但我的表情却做到了宠辱不惊。是否面不改色？不得而知。刘金笙接着笑笑说，以后投稿不必经由别人，直接投寄或者送达都可。他又特别嘱咐一句：往后写这类关乎特定日子的稿件，要有一点提前量。报纸本来已经安排了别的稿件，《七一前夕》写得不错，我们撤掉别人的作品，临时才把你的摆了上去。
刘金笙话语不多，或者因为不熟，基本不苟言笑。但我由衷感到，或者愿意如此认为：他的工作应该说是继承了老《火花》时代的编辑风格和敬业态度。
《七一前夕》之后，到1974年的七一，我又在《太原报》副刊发表了一篇《炉火正红》。
发表作品，那时没有稿费。只是在年底，我收到报社寄来的一个笔记本。
说真的，稿酬事小，写了东西能够发表，验证了自己的写作能力，坚定了自己奔赴文学途程的信心和决心。
曾经同病相怜的战友邓建中，此后一度成为我亲密的志同道合的文友。文友接着部署了我们的下一个奋斗目标。他说，他的舅父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工作，而出版社呢，就不是像报纸似的发表一些短小作品了。那里负责出书！我们要写大部头！具体计划呢，要写出长篇小说一时不那么容易，我们几个何不分头创作若干短篇小说，编辑成为一本小说集，而后集体出书？
计划果然好。符合我们的实际，切实可行。
于是，在1973年的夏季，趁着工厂停工的大好机会，我在一个月内写出了四篇短篇小说。其中有部队题材的《鲁大海》和农村题材的《长工屋》。
这两则小说，特别是后者，竟起到了改变我后半生命运的关键作用。
——是金子都会发光，是种子都要发芽，这当然不错。
老百姓爱讲，“土底埋不住夜明珠”，也是同样的意思。
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战友邓撇子邓建中。仿佛是命运的安排，安排他和我巧遇。他已经敲开了那道门，他慷慨地告诉了我那条咒语：芝麻，开门！
我也永远不会忘记编辑刘大头刘金笙。这位曾经在西戎老师手下担任过编辑的先生，继承了名刊名编的传统，扶植新秀、奖掖后进，仿佛一切是那样自然而然。当好编辑，是他的天职；后来，那成了我的天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