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坛，我的理解是它必得有一批作家来支撑。正如一个刊物的风格，它可能是主编的风格，更可能是刊物所团结聚拢的一批作家的风格。
山西文坛，“文革”前支撑它的，主要是以赵树理为首、以文联五战友为骨干的山药蛋派。新时期以来，支撑了这个文坛，使得山西能够号称“文学大省”的，则是所谓的晋军。
晋军，军容整齐，实力雄厚，傲视域中，巍然岿然。但晋军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插起招军旗，就有吃粮人”简单招兵买马就能够组建起来的。文学创作，极具个性化色彩；文学家，是永远的个体户、自由职业者。晋军，是若干有志文学青年，奋勇冲杀，百折不挠，激烈比拼，优胜劣汰，最终有数的一些幸运儿脱颖而出，方才形成。
构成晋军的每一位作家，当年都曾有过艰难摸索后才走近文坛的经历。
1.邂逅李锐
东阳笔会之后，本来可能继续学习写作，争取更多发表东西，然而我却基本停笔了。“林彪事件”后，国家命运堪忧，实在没了写东西的情绪。
其间，与周宗奇通过一封信。1974年的4月，我得了第一个孩子张沛，周宗奇得了第二个孩子周薇。他在信上讲，女儿取名“周奇薇”；用字犯了忌讳，但就是要成心藐视传统。独特个性，跃然纸上。
然后，周恩来抱病主持全国人大会议，拼尽最后余力冒死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口号。
然后，邓小平得以复出工作。工厂重新冒烟，我们机车厂格外忙碌起来。
我始终挣着三十八元二级工的工资，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光荣地充任领导阶级国家主人。日子如牛负重，压根也顾不上写什么小说之类。
然后，邓小平又被打倒，上面开始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喇叭里疯狗似的吼叫“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来就是好”。
东北天上掉星星，唐山突然大地震。
国将不国，国已非国。
这关节上，冥冥之中如有天意，我邂逅了李锐。
东阳笔会上，有位山西群众文化馆的女编辑曾常青，曾经在会上惊鸿一瞥。曾常青颇有风度，看去相当年轻，据说也是《火花》的老编辑。身上葆有良好编辑传统，看稿极其认真，对作者非常热心。后来李锐与这位女编辑建立了联系，有一篇稿件经过十余次的修改，终得在当年的《群众文艺》上发表。
这位女编辑的丈夫，任省军区文艺处长，我的前妻自幼生活在军区大院，于是我们就和曾常青一家有了若干往来。
在曾常青家里，突然碰上了李锐！
李锐怎么出现在太原了？前来省文艺工作室改稿！就住在那个机关！
文艺工作室是干什么的？就是原来的省文联、省作协呀！
原来，马烽、西戎、孙谦、胡正几位老作家已经获得解放，回到省城组建了省文艺工作室。工作室已经着手恢复机关刊物，刊物定名《汾水》。
那么，这个文艺工作室在哪儿办公呢？南华门东四条。
南华门东四条在什么地方？这时曾常青叫道：就在你们住的精营东二道一条街上呀！
说来真好笑，我成家后定居在精营东二道，已经好几年，我竟然不知道一条街上、几十米开外就是著名的南华门东四条！不知道著名的几位老作家、著名的省文联省作协就在附近！
与李锐的邂逅，使我在一个历史的重要关头，在“四人帮”即将被一举粉碎前夕，在文坛迎来它的春天即将全面复苏的时候，走近了文坛。
如果说，刘金笙是我命运中遇到的一位贵人，那么，曾常青应该是李锐遇到的贵人。而我能够与李锐邂逅，实在是命运的再一次照拂。
李锐，成为我走近文坛的一颗启明星。
2.邸家河的插队生
东阳初次认识，太原得以重逢，不止我高兴，李锐也高兴。
他到省里来改稿，人生地不熟，没个说话聊天的对象。住处离我家很近，不免经常过来，一时无所不谈。我们的年龄，都有了若干人生经历；而各人秉性虽然不同，却也都不喜欢诉苦叫屈，博人同情。苦难，和着血泪吞咽了，渐渐化作文学的底蕴、人格的养分。
不过，随着交往渐深，相互了解与日俱增。
1969年，李锐插队到山西晋南蒲县大山里的邸家河安家落户。
我们的李锐，家庭出身本来是革命干部。父亲当年做地下工作，曾经担任我党西康地下省委书记的要职。新中国成立后，出任我国第一个国营农场北京双桥农场的场长。“文革”伊始，便被打成叛徒，迫害致死。母亲多病，随后也不幸辞世。“革干”出身一夜之间变作所谓“狗崽子”，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严父慈母双双弃世，卵翼下的幸福少年乍然就成了孤儿。
顺理成章，李锐自然也会将种种心思乃至全副性命寄托于爱情。一块儿插队的同学里，有了他的初恋对象。相依为命的少年男女，或许山盟海誓。相濡以沫，犹如涸泽之鱼。接着，果然就发生了许多小说里都会出现的悲剧结局。女同学率先回到北京，伟大的爱情抵不上一纸户口迁移证。
偏僻的邸家河知青点，最后只剩下孤独的李锐。正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情绪恶劣，前途渺茫，焦虑加上无助，心神恍惚的李锐在上山砍柴的时候，开山利斧又阴差阳错砍上了脚面！
东阳笔会之前，正是李锐处在最低潮的时期。
他和我一样，和许多在暗夜里求索的文学爱好者一样，找到了文学。文学，成为我们自救的最后一根稻草。
多年之后，我总结出了自己悟出的一个真谛：文学，可以让我们至少能够两世为人。我们的肉身经历的所有苦难，因了文学而能够反刍回味，得以升华成为艺术的结晶。
关于知青的悲惨命运，曾经有一位福建的教师向毛泽东上书言事。知青终得大部回城，有些恋恋不舍，更多的是迫不及待地离开了他们曾经热切奔赴的农村。
反映知青苦难，后来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一大热门题材。对此，后来的酷评家韩石山，在当年名头很小的时候，就曾经发出过异类声音。他说：知青不过暂时在农村待了那么几年，就叫苦连天；一辈子乃至几辈子待在农村的农民，他们的苦难有谁给以反映言说、描述呐喊呢？
这一话题，我们暂且存而不论。
韩石山要稍晚一点才会和我在南华门神奇相遇。
我们还说李锐。李锐开始学习写小说，叫作转移也罢，升华也罢。
大山里的邸家河在冬天冷到什么程度呢？写字的钢笔墨水，经常冻结。已是单独开灶的插队生伙食如何？竟然是结着冰碴的窝头就着咸盐颗粒来充饥。
自己思谋一个小说构思出来，落笔到纸上，总得叫谁阅读、提出宝贵意见。李锐怎么办呢？他要步行六十里山路，穿老林子，过黑龙关，到县文化馆去找人求教。到县城已是中午，自己啃几口冷窝窝当午餐，等候文化馆上班。程门立雪一般，虚心求教过后，还有六十里山路等他赶奔。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说起来是太方便、太轻松了，设身处地稍稍想想，李锐容易吗？
插队六年之后，他到底分配到了临汾钢厂。学徒转正，挣上了二级工的工资。生活处境得以改善事小，进入一个地区小城使他有了与当地文联接触的机会。他不惟认识了谢俊杰，还幸会了丛维熙。不久，便炮制出了一篇新作名叫《新队长》。
“新队长”以及“老支书”，是当年农村题材小说里常见的一类字眼。老支书立场坚定，新队长勇于反击，要看当时宣传风头，需要什么大家就创作塑造什么。历史尚且任人编造，毛主席和朱德井冈山会师都可以变成和林彪会师，何况小说。
当然，这样的小说也就不称其为小说了。但李锐的《新队长》给李锐带来了一生最大的转机。胡正老师到临汾的山西师院看望在那儿读工农兵大学的孩子，顺便到地区文联看望部属，捎带组稿。结果他就看到了《新队长》，结果就有了李锐到太原来改稿的事情。
不仅如此，当时《汾水》编辑部初创，编辑人才缺乏，李锐从改稿作者变成了这儿的借调编辑。视其编辑能力和人品，将有成为正式编辑的可能！
更不仅如此者，东阳的熟人还有周宗奇已经调入南华门，在编辑部任职。李锐和周宗奇二位知道编辑部需要人才，还内举不避亲向主持编辑部工作的西戎老师大力推荐了我！
于是，一个辛置煤矿的矿工，一个临汾钢厂的炼钢工，还有一个机车厂的火车司炉，最终走进了一个编辑部。
3.恩师西戎
从一些古今中外的传记作品上可以注意到：某些天才是不会感恩的。我自量绝非天才，所以从俗，不羞于感恩。
换一个角度，后来作为编辑，我也曾发现和帮助过不少作者，但我从来不敢居功。编辑部门外战战兢兢的小作者，能够最终成为器宇轩昂的大作家，那是他们的天赋和努力的结果。所谓编辑发现云云，不过是在职业岗位上不曾尸位素餐，没有埋没后进，对得起这一职业罢了。因而，我也一直不赞成什么“蜡烛点亮别人焚毁自己”的说法。编辑是一个值得骄傲的职业，工钱足以养家糊口的差事，乃至受人尊敬的白领，没有那么神圣，当然也没有那么可悲可悯。
然而，我作为一个曾经的业余作者，对于大力扶持栽培过自己的老师，还是从心底感恩。
在我心目中可以称作恩师者，并非一人。而首屈一指的，是西戎老师。
经由李锐和周宗奇的无私推荐，西老师看到了我在东阳笔会之后出版的《长工屋》。评价竟是不恶。说作者有才气，作品语言有特色。用人之际，同意借调。当然，他提出要见见我，估计有相相面、看看人品成色的意思。
求职心切，但我却是不善装扮的把式，装扮一时还能装扮一辈子吗？一条莽后生，一身工作服，就进了西老师原先平房院的西屋客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