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天下是刘邦用血与火的方式从别人手里硬生生地抢夺过来的，这种方式对后来那些打天下的人来说，是常态，是正途。可是，在汉初，大家刚从春秋战国时代走出来，比较认可坐拥天下的那伙人是贵胄的后裔。仅靠阴谋诡诈、强取豪夺就占天下、享天下，说实在的，还真让人在心理上不太好接受，即使大家勉为其难地接受了，但当皇帝的总是感觉不踏实。他们认为，既然自己可以靠拳头成为“九五之尊”，别人自然也可以。所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在斗智斗勇上，无论一个人多么自信，哪怕发自内心地相信自己就是当世最高水准的“独孤求败”，可他总是要死的，总不会自信地认为，他的下一辈或者下几辈的儿孙也能和自己一样牛气冲天、威武雄壮、服膺天下。对于当了高祖、太祖级别的皇帝，一般最让他临死前吃不香、睡不好的事，就是如何让自己的后世子孙（特别是那些不肖子孙）也能像自己那样，掌着权杖，吃喝不愁，作威作福。
白马之盟之后，刘邦依靠自己的威望，为后面的刘氏皇帝定下国家统治的基本格局。在驾崩之前，他还跑到孔庙，搞了一次祭祀活动，一反以前对儒者不待见的姿态，表达出以后要尊儒、敬儒的意思。刘邦的意思当然很清晰，“以后大家都要按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来行事做人，别动不动就喊打喊杀，‘提三尺宝剑定天下’的时代结束了”。大家自然是心领神会，文治时代来临了。
围绕孝道形成的儒学是中国早期社会学和伦理学的理论，如果大家真的一丝不苟地信奉、遵循儒学，每个人能否因此而生活富足，这个还真不敢断言，但每个人感到幸福，这倒是比较靠谱的。从实践上看，儒家的孝道是家庭的黏合剂、幸福源，更可以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成为最好的政治经济生活的思想滋养剂。
经济史和思想史研究者发现，古代的生产生活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谓小农经济，无非是说，农民们耕种的土地比较分散，居住也比较分散。政府依靠这些分散居住、工作的农民，因为他们纳粮食、服劳役、制衣衫，“上层建筑”才得以存活。由于生产力不发达，特别是交通、信息传输工具落后，政府想依靠工商业获取钱财，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从这些对偷税漏税很有兴趣的农民身上把该收的税都收缴上来，政府要付出的成本就太大了，为收价值几毛钱的粮食，可能会付出价值几块钱的成本，这可是只赔不赚的买卖，长此以往，谁也受不了。
这时候，国家祭出儒学这块招牌，宣传忠孝节悌的观念，好处是很明显的。按照这个观念，在家庭里，大家孝顺父母和兄长，爱护小弟、小妹，以此类推，在村子里，就要遵从族长的权威。这个观念的立足之处也不是虚无的，完全来源于血缘这个很实在的东西。父母生养自己，和自己有血缘关系，对他们平时好生伺候自不必说，精神上也有义务让他们保持愉悦。而和自己的血缘关系相对较远的亲族，自然也要按照这样的思路，尊敬长者，听从长者指派，关心亲族的福祉。说起来，这种说法很符合人的天然性情。尊重父母，对自己的亲属好，如果不是受过什么很大的刺激，一般人做起来都是发自内心、自觉自愿的。儒学基于此开始探讨人的本质和人的社会活动，然后把这样的人伦观念上升到社会道德层面，鼓励大家大张旗鼓地对父母、兄弟姐妹好和服从族长权威，并对那些不这么做的人嗤之以鼻，大加鞭挞，进而宣布这种人是道德败坏的禽兽，枉为做人。
在儒学被尊为至尊之后，血缘宗法同构作为国家主流的社会、制度架构，就在咱们国家源远流长起来。各个宗族被看成靠着血缘维系出的“小国家”，这些靠血缘维系的众多“小国家”支撑起封建专制国家。按照皇帝的想法，既然上下一体，主张大家高调地爱父母、爱宗族，肯定最终导致大家爱皇帝。这样的话，国家以后再实行什么政策，每个人从心里也不再那么抵触了。从此，政府收税、征调劳役就会变得很省事，官吏们只需把政令传达到各个族群，族群在族长的带领下自觉地遵照执行就行了。即使有些不满情绪，深受儒家教育的族长们依靠“大棒”维系的权威和从儒学里提炼出的大道理，也能将其化解于无形。对于个别因为忍不了官吏压榨和皇权欺负而想闹事的宗族，国家也可以左手拿着儒学理论，板起面孔，宣布这些宗族大逆不道，右手拿着连坐制等吓人的法律，派出刀枪在手、冷酷无情的军队，把这些宗族打成肉泥，以儆效尤。实践表明，一旦看到这些恐怖场面，广大爱好生命、爱好生活的百姓基本上就老实了，不敢随便表达反对意见。
在汉朝，在广大儒学爱好者和拥趸们锲而不舍的撺掇下，皇帝选拔治国之能臣时，越来越看重待选之人的孝行。他觉得，那些孝行卓越的人自然具备成为忠君楷模的潜在素质，由孝及忠，在“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体系里，是自然而然的事。国家围绕巩固这样的体系，建立起很多配套的制度，把大家有一个算一个，通通纳入当皇帝顺民、良民的行列。尽管汉朝继承了秦朝很多做法，但在推崇孝道方面，还真算是一个创举。汉朝推行各类法律，再配上孝道观念约束住人们的思想意识，执行各项制度的效率和效果确实好多了。
从以后皇帝们的统治实践看，因为大家逐渐把孝道看成安身立命的基本道德理念，做起事来，就不那么肆意妄为了，考虑问题也不容易走极端。比如，某人受到官吏或者其他什么人的欺诈和欺负，想挺身反抗（比如拿把刀把对方宰了），但想到自己的父母、亲属可能会受牵连，“拼得一身剐”的豪气顿时灭去一半，那还闹个什么劲？毕竟想反抗的人，很少愿意看到因为自己反抗，自己当人的资格都被大家剥夺了。更何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把反抗看作当更有价值的人的途径，也有很多是为了让自己家人过上好日子。
面对满世界的孝子贤孙，皇帝们也不能闲着，自然也要身体力行，比如，汉代经常会因为为母亲祝寿而大赦天下。即使皇帝死了，他的谥号也要加上个“孝”字，比如，汉孝文帝、汉孝景帝，汉孝武帝，诸如此类，不管是以“文”还是“武”来定皇帝的终身品行，但都离不开“孝”。那意思，只有“孝”字当了头，干皇帝这个职业才理直气壮。
只是皇帝们不知道是没看完儒家经典，还是看完了又忘了。从孔子、曾子和孟子以降，儒家的创始人虽然也同意“移孝作忠”的说法和做法——既然父母生养儿女，从根上看，儿女这辈子算是一直欠着父母了，皇帝当了天下之主，也就是所有老百姓的父母（不管皇帝是不是吃着奶、玩尿泥的小孩），皇帝和皇帝的父亲、爷爷们不造孽，给大家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算是百姓们欠他们的，儿女有义务爱护父母，百姓有责任听从皇帝——然而，在孔子眼里，落实“忠、孝”观念也是有条件的，可不是用“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这么简单一句话能概括的。他其实主张的是“亲亲”这个观念。孔子认为，孝父母是绝对的，这种绝对性来源于自然界规律，但皇帝要是也觍着脸，说效忠于自己也是绝对的，这就有点太自以为是了。后世一些儒者要投降敌国时，高喊的那句“良臣择主而侍”，传达的意思就是，鼓励大家不要把皇帝想当大家爹妈的事，太放在心上。
孔子还曰，“父慈子孝”。他的意思是，虽然儿子遵从孝道，这是一定的，但当爹的也不能因此就不把儿子当人看，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还是要慈爱一些，潜台词是，当爹的慈爱了，儿子孝顺起来，也就很带劲了。他说的“君仁臣忠”，也是这个理。有个叫定公的人问孔子，“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很清晰地说，臣子产生“忠”的心理冲动，是因为当君的对臣子以礼相待，让人家感动了，不效忠君主，臣子自己很难过，甚至比死都难过——这就是一些死忠之士的由来。
汉朝重视孝道，搞了举孝廉之类的官员选拔制度，把那些既孝顺又清廉的高洁之士从人堆里举拔出来，放到皇帝身边和各个地方政府做事情。平时经常动用国家的宣传机器，到处宣传“孝”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把孝作为衡量一个人基本德行的标准，甚至拿法律和监狱来惩戒不孝之行，把整个国家浸泡到浓厚的孝文化中，时间长了，皇帝们也不自觉地真的相信孝子们是国家可以依靠的坚强柱石。可是，大孝子王莽和举孝廉出来的曹操把这个美好的图景撕成碎片，让人很丧气。不过，我依然认为，孔孟的孝道之说是没错的，只是皇帝和他身边那些大儒把孝道拔到国家政治工具的高度，但完全是因为他们没用好，还盲目自信，搬着石头砸自己的脚丫，怨不得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