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帝不讲道理，做事没有逻辑性。因为皇帝也是最高法官，你判了他刑，你怎么又去赦免他。”18世纪法国启蒙时代的著名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在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里，谈到中国古代的皇帝大赦时就是这么说的。他说“中国皇帝不讲道理”，还是比较准确的，实事求是地讲，中国的皇帝们确实向来不按现代法治精神、逻辑和思路出牌，从来没有按照孟德斯鸠所说的“道理”想过问题、办过事情，因而让孟德斯鸠觉得做事情前后不搭、思维混乱。但这句话也是不准确的，中国皇帝们啥时候说过，他们要依照孟德斯鸠所说的法律来牧民施政呢？所谓法律，在他们手里，从来都是让老百姓老实干活、努力生产的工具，并不是约束皇帝和平民的契约制度。既然是工具，咋使用和啥时候用就完全根据需要和形势来定，比如，皇帝需要依法杀人时，法律就是狰狞的魔鬼；需要依法救人时，法律就是大慈的观音。他们自有自己喜欢和认为正确的做事逻辑和治国理念。
表面上看，中国皇帝动不动就大赦天下，玩弄法律于股掌之中。但实际上他们也是按照规矩来的，有着明确的现实目的和意图，并不是完全拍脑袋胡来的（虽然偶尔也会莫名其妙地赦一下天下）。从皇帝大赦天下的分布看，一般而言，在皇帝觉得自己的统治不太稳定时，赦天下的频率最多。比如，汉高祖在位12年，就大赦天下9次；汉哀帝在位6年，搞了4次；而汉平帝在位只有5年，也搞了4次。东汉灵帝在位22年，搞了20次；汉献帝的哥哥刘辩在位仅仅半年，却搞了2次。相反，文帝在位23年，也就大赦天下4次；景帝在位16年，也才搞了6次。汉光武帝的儿子汉明帝在位18年搞了3次。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皇权稳定系数和大赦天下的频率是成反比的。
大家都可以理解，皇帝位置摇摇欲坠，当皇帝的人心很虚，急需要老百姓的支持，这时候，就会主动部分地放弃皇权的合法加害权，赦免犯过法的人，向那些一贯老实人暗示，皇帝是个仁慈的好人。更关键的是，对那些犯法的人施与恩惠，按照正常心理，这些人理应对皇帝感恩戴德，从此，主动放弃继续捣乱的念头，回家当顺民，或者帮助皇帝打击那些欺负皇帝的坏蛋。大赦天下从本质上是皇帝争取民心，争取有能力为皇权的巩固带来麻烦的人，到皇帝这边来。所以，越是天下大乱、人心不稳的时候，皇帝压力大，就越要搞大赦天下。如果天下安定，每个人都想着努力生产，合法挣钱，合法争权，皇帝和百姓的生活都很惬意，这时候，皇帝对那些破坏安定团结的分子就会毫不留情，痛下杀手。特别是对那些谋反作乱的，一出手就是诛灭三族、九族的。那时候，一般还要动用强大的舆论工具，把这些人的名声搞得一片狼藉，引起大家的一致公愤，皇帝脸面得到维护，法律的正义得到伸张。这种局面的出现甚至可以被看成中国历代王朝走向繁荣富强的一个重要前兆。
除了在乱世以外，在国泰民安的时候，皇帝也会时不时地大赦天下，还相应地拿出减刑、减税负的惠民政策。从历史记录上看，这期间的大赦一般是地震、彗星和大涝、大旱等灾异现象出现之后。从汉朝立国开始，大家逐渐相信“人在做、天在看”的感应学说。这一学说认为，这些对人类生活、生产不利或者让人觉得不吉利的自然现象凭空冒出来，都是皇帝作孽太盛之故。皇帝因此而自觉地施以仁政，对自己以前的做法表示后悔之心，也是在争取上天和大家的同情和宽恕。更何况，大赦让老百姓直接得到了好处，特别是没有遭到天灾的地方也跟着受益，大家就更能原谅皇帝，更加愿意和皇帝一条心，与天地恶斗，共渡难关了。
如果天下内外无患、天地安宁，皇帝还会在太后（一般不是他爹，大家知道这个原因）的生日、找到老婆、立了皇储和改了年号等他认为的好日子里大赦天下，表示一下与民同乐的心情。按照皇帝的想法，百姓都是他的子民，相当于自己的儿孙。儒家的治国理论认为，国就是一个大家庭，爹和儿孙都是一体的，爹高兴，儿孙理应更高兴。按照这个思路，皇帝作为天下人的直系长辈，自己高兴了，大家也要跟着高兴，才能显示君民一体、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皇帝统治天下才会更自信、更安心。但是皇帝也不是傻子，知道百姓没有得到实际好处，不会跟着他的好事傻乐。而为了给好处，就像民间那样摆宴设席，请全国老百姓吃一顿，花销也实在太大，更舍不得，再说，这样做会耽误大家生产时间，对谁都没好处。更关键的是，由于生产力不发达，实际操作起来很麻烦，几乎不可能。对皇帝而言，大赦的程序也就是颁布个诏书，在监狱门口，拜个仪式，杀几只活物，花不了几个钱。这个办法见效快、成本低、很实用。大赦天下后，百姓们得到实际好处，自然与皇帝同步高兴了，确实是不错。
不过，一个严肃得几乎不可解的问题就出来了。靠大赦天下争取民心、应对天灾和让百姓跟着皇帝乐，等于变相承认，皇帝以前对百姓的所为是残酷的、不讲理的、过分的、不合法的、让人烦的。那些整天喊着以德治国、以德服人、以仁孝治天下的皇帝，如何把这个悖论说圆呢？如果说不圆，如何还有信心让大家对皇帝每一次龙颜大怒、每一条律令都保持敬畏，并因而唯恐奉从不及呢？会不会有人利用大赦持之以恒地做自己喜欢做的非法乱纪的勾当呢？皇帝有自己的盘算和现实需要，自然没工夫搭理这个问题。只是个别很聪明的思想家和学者型官僚指出过这个如此明显的问题，如汉代的匡衡、王符和元代的陈天祥，但这些人的声音竟然太小，几乎没人听见。大部分更聪明的人对这个问题却都表示了没感觉，甚至还觉得大赦的频率、次数和针对性还不够，如东晋的郭璞和元代的耶律楚材，等等，这些人的声音经常在朝堂轰鸣，成为主流之音。
从历史的现实看，民间确实因为大赦天下遭了不少罪。从汉代正式搞大赦开始，很多侵害百姓利益的罪犯（如杀人、抢钱和与别人老婆好上并杀了别人老公的）犯事后，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落草或者逃亡，等待天下大赦，而不是投案自首，接受惩处。比如，宋朝的大赦相当频繁，平均两年一次。宋江犯事后，宋太公就劝宋江，“咱先在外面躲躲，过一段时间，大赦一来，还可以回家当良民”。不过，大家知道，对宋江这种披着官府外衣、一心在黑社会跑到黑的坚定分子，大赦只能让他们更猖狂，百姓更遭殃。可以说，汉朝以来的历朝历代里，很多躲在朴实百姓中间的犯罪分子（组织和参与造反等触犯皇权的犯罪分子除外，即使大赦，皇帝也不敢、不愿赦他们），都是按照宋太公的指示行事，使自己活下来，并在为非作歹、祸害百姓的道路上越跑越远。大赦越多，一批有良心的坏蛋是获得了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了，但大量死不悔改的坏蛋也是不减反增。总体衡量，在很多时候，犯罪的气势不降反升。
然而，民间对此的怨怒好像也并不强烈。从评书、戏场流出的民间主流声音看，大家还是愿意把大赦天下看成皇恩浩荡的主要表现和正义得以伸张的重要途径的。遭难的百姓不但不在乎“宋江”们的恶行，好像还对大赦天下表达了由衷的激赏。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大家不追究大赦天下的恶果，是因为追究了对谁都没好处。难道追究起来，皇帝的脸面被生生地扯下来，导致以后再也没脸大赦天下，那些一贯违法乱纪的人在皇帝和酷吏手上喝辣椒水、坐老虎凳和挨刀砍斧剁，就很舒服吗？更何况，大家都心知肚明，法律就是皇权玩弄草民的大棒，皇帝平时最喜欢以权术御下，喜欢不教而诛，喜欢玩“龙颜不可测”的深沉，喜欢突然袭击、旁敲侧击、震慑人心。在这些韩非子、申不害传授的既流氓又厚黑的治国理念下，以腾挪之身艰难求活路的草民们躲在家里被“雷”劈都是很正常的，无意间中上了皇帝和官府设下的套也是经常的。看着破家的县令、阴鸷的官吏欺负自己和家人，控制不住，抵抗一下，更是不可避免的（毕竟，鸡被杀之前，还要惨叫一番）。这样的话，谁家都有可能冒出几个无缘无故犯了王法的人，不靠着大赦天下，难不成真的被皇帝和官府玩死、阴死，大家就好受了吗？想到这一层，所有人自然都会觉得能有大赦天下，总是比没有强了。至于那些祸害百姓的黑帮分子，他们再不是“东西”，与掌握话语权和先进武器的官府相比，还是相当弱小的。只要大家平时留点心，互相搭把手，对他们总是可以防范的。如果还不行，不是还有除暴安良的大侠们和坏分子的死对头清官“包拯”们了吗？
因此，孟德斯鸠隔雾看花地对古代中国的事情大发议论，其实是没论到点子上。但因为孟德斯鸠离中国万里之遥，对中国皇帝对法律“运用之妙，存乎其心”的道理不理解，对老百姓的现实处境和选择不理解，这其实也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能过分苛责。不过，实事求是地讲，这位大师没有在古代中国做学问，还真是他的万幸，当然，更是人类的万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