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出道前是个游走于江淮之间的侠客，据说跟着江湖老大张耳先生混日子。混的时间久了，自然是一身侠气，有一种敢作敢当、关键时刻豁得出去且不要脸的精神气质。但毛病也不少，比如没什么耐性和那些坐而论道、文才出众的先生谈一些关于价值观、世界观等精神方面的事情，也很反感贵族身上那种自命不凡、英气纵放的气场。这些都是他所没有的，江湖没有给他，小地主出身的父母也没有遗传给他。所以，有时候会因为隔膜而产生自卑和对非同类的极度不信任，并表现出一种过于执拗的拒绝高贵、拒绝儒雅的反主流做派。而这种做派更让后世的莽莽群生唏嘘不已，并且因此更加坚信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混世理念。并因此找到了自信，“咱再不济还没有那个刘四儿强吗？”
刘四儿来自江湖，且从不避讳自己的非主流出身。对于取得骄人业绩的人来说，起点越低就会让人越佩服，这个道理很多人都懂，也会不自觉中加以运用。大多数成功或者自认为足够成功的人士总会不自觉地向大家讲述当年自己挥汗流血、引壶卖浆、钻山打洞的奋斗经历，以及从小上不起学吃不饱饭被地主恶霸欺负、除了骨气啥都没有的悲惨境遇。贵族出身的人不会有这种赤裸裸的显摆精神，他们会认为一贯成功的自己只是一不小心跌落尘埃，仰起脖子从低处爬到高处，目的只有一个——“我要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要告诉别人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而超脱文雅、掌握和创造大道理的读书人也不会，原因很简单，证明一个人创造的理论和思想是否真正值得膜拜，需要很多很多年，所以真正成功的读书人都已去世多年，而明白这个道理且还没死的读书人怎么会好意思让别人连篇累牍地赞誉？
正是因为刘邦低贱的出身，跟着他走出沛县且始终不离不弃的弟兄们也不过是些赶车的、杀猪的、吹响器的、抓小偷的和搞政府接待的，都是些不太能上得了台面的人物。在那个群雄露峥嵘、贵族遍地走的乱哄哄、纲常尽毁的天下，刚走出沛县，这帮人想找别人当小弟都好像不会被人待见。当然，后来的形势证明，在掏两元钱摸彩票的时候，中超级大奖的概率是不讲求出身的，高级血统根本派不上用场。在以命相搏的战场和口吐莲花的“纵横”场上，玩的是力气，拼的是勇气，斗的是智力。贵族身份和大道理反而会成为负累。
从严格意义上讲，从一开始造反，对于那些比刘邦在江湖混的资历更深、更有威望但不得不委身于刘邦的人来说，他们的心理就一直倾斜着，精神上就没站稳过。魏豹反叛搞三足鼎立、韩王信投靠匈奴当汉奸、韩信直截了当地要当王，以及敢于直接指责刘邦洗脚见人不礼貌之类的事情，是不是都体现了那个社会的人们是如此轻看人家刘四公子呢？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刘邦把那些当初封过的异姓王一个个都给赶尽杀绝了。很多人都为此愤愤不平，批评刘四儿这种过河拆桥、翻脸比翻书还快的恶劣品质。可是，刘邦也不傻，在他看来，与自己出身差不多的英布、彭越和从骨子里贵族气恣意横流的韩信是不会真正看得起自己的。结果只有一个：“让我得意，就跟你走；让我失意，就痛恨你。”这种情绪一旦被一些失意或者没有赶上事业成功末班车的人努力蛊惑，会被发酵成真正的反叛，以极大的能量毁掉刘邦费尽心机创造的美丽新世界。
与这些人不同，那些和刘邦走出沛县的弟兄，除了被别人忽悠且没什么脑子的卢绾外，下场基本上还都是说得过去的。一个个封侯拜相、封妻荫子，从此过上了作威作福、妻妾成群和酒池肉林的豪门生活。因为大家都来自江湖，开着同样的玩笑、唱着相似的歌、玩过一样的游戏，拥有相同的审美和审丑观念。对于这些人，刘邦不会认为他们有资格看不起自己，而他们也不会感觉自己比刘邦有什么高人一等的心理优势。所以，他们在本质上是安全的、可靠的，与刘邦的矛盾也是内部的。
当天下大定，立功自然是封王封侯的通行证，而来自江湖才是享受功成名就的“免死金牌”。看来，说到底，讲出身还是很重要的，只是关键看谁来决定出身的优劣。这应该是解读中国历史翻云覆雨规律的最重要的密码，而不是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