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关于《兰亭集序》的诸多争论，将这本千古名作一会儿推向深渊，一会儿又拥向浪尖。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兰亭集序》中还有多少秘密我们无法解开呢？
《兰亭集序》鉴赏与下落
东晋有一个风俗，在每年阴历的三月三日，人们必须去河边玩一玩，以消除不祥，这叫做“修褉”。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三月三日，王羲之和一些文人，共四十二位，到兰亭的河边修褉。大家一面喝酒，一面作诗。
作完了诗，大家把诗搜集起来，合成一本《兰亭集序》，公推王羲之作一篇序文。这时王羲之已醉了，他趁着酒意，拿起鼠须笔，在蚕茧纸上，挥起笔来。这篇序文，就是后来名震千古的《兰亭集序》。此帖为草稿，28行，324字。记述了当时文人会集的情景。作者因当时兴致高涨，写得十分得意，据说后来再写也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该书贴书法遒劲飘逸，后人评道“右军字体，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其中有二十多个“之”字，写法各不相同。宋代米芾称之为“天下行书第一”。
王羲之对自己的这一作品十分珍惜，作为王氏传家宝代代相传。唐代以后，其真迹失传，一说在唐太宗墓中，一说在武则天的墓中，但其真实性还有待进一步证实。
现存《兰亭集序》有唐冯承素摹本、唐虞世南、褚遂良临写本和定武刻石本三种，原作面目如何，只能借助这三种传本想象。其中最为著名、保存完好的且为目前通行的是唐代虞世南摹本。
《虞摹兰亭集序》，唐，虞世南摹，纸本，行书，纵24.8cm，横57.7cm。
此本质地为白麻纸，系唐代物，一些字有明显勾笔痕迹，当属唐人勾摹本。此卷直至明代，一直被认为是褚遂良摹本，后董其昌在题跋中认为“似永兴（虞世南）所临”，后世就改称为虞世南摹本，清代梁清标还在卷首题签“唐虞世南臨禊帖”。因卷中有元代天历内府藏印，故也被称作“天历本”。
此卷用两纸拼接，各14行，排列较松匀，近石刻“定武本”。但点画与褚遂良摹本相近，点画较圆转，少锐利笔锋。勾描的墨色清淡，气息古穆。据考证，此本当为唐代辗转翻摹之古本。
卷中共有宋、明、清诸家题跋、观款17则，钤印104方，另有半印5方。其中前拼纸上所钤元内府“天曆之寶”朱文印、后拼纸下所题小楷“臣张金界奴上进”一行。后隔水所钤宋内府印，以及第一尾纸上宋代魏昌、杨益题名和明初宋濂跋均系后配。以后接纸上的是明人题跋、观款。
此卷历经南宋高宗内府、元天历内府、明杨士述、吴治、董其昌、茅止生、杨宛、冯铨，清梁清标、安岐、乾隆内府等处收藏。曾著录于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张丑《真迹日录》、《南阳法书表》、汪砢玉《珊瑚网书录》，清吴升《大观录》、安岐《墨绿汇观》、阮元《石渠随笔》及《石渠宝笈·续编》等书。清代刻入“兰亭八柱”，列为第一。建国后，一直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兰亭集序》作者疑案
要肯定《兰亭集序》，首先要肯定《兰亭集序》是王羲之的文章。传统看法是，《晋书》本传明载《兰亭集序》系王羲之代表作品，且曰“作序以申其志”。不同看法是，《兰亭集序》出于后人伪托，是在《临河序》基础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
清代顺德人李文田在汪中旧藏《定武兰亭》跋文中率先提出这一见解。汪中藏本后归端方收藏，李的跋文就是应端方之请而写的。理由如下：一是《世说》注引王羲之文，题作《临河序》，无传世《兰亭集序》述怀大段文字，“则唐以后《兰亭》，非梁以前《兰亭》也”。二是兰亭之会乃仿金谷之会，序文亦拟石崇《金谷序》。《临河序》、《金谷序》内容篇幅“相应”，而《兰亭集序》、《金谷序》文次结构“不相合”，故所增文字“必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三是《临河序》文末40字，为《兰亭集序》所无，“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据此，李文田断然否定《兰亭集序》出自王羲之之手。
有人则认为相传的《兰亭集序》后半文字，兴感无端，与王羲之思想无相同之处，书体亦和近年出土的东晋王氏墓志不类。郭沫若针对“夫人之相与”一段文字提出了自己的论据：一方面，《兰亭集序》兴怀太悲，与兰亭会情境不合。王羲之等42人“寄畅在所因”，“俯瞰绿水滨”，而“《兰亭集序》却悲得太没有道理”。另一方面，《兰亭集序》悲悯情感，与王羲之性格不合。兰亭修禊，王羲之47岁，“以忧国忧民的志土自居”，本传亦记其人“以骨鲠称”，王羲之“决不至于像传世《兰亭集序》所说的那样，为了‘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而‘悲夫’‘痛哉’起来”。
《兰亭集序》依托何时？
梁代是不会有，郭认为文章必依托于唐代以前，梁与唐之间相距六十余年。郭沫若进一步考证，《兰亭集序》之依托者是王羲之七代孙、陈代永兴寺僧人智永。郭沫若的观点遭到高二适、章士钊等人的猛力反驳，高二适认为：第一，王羲之写此文时并无标目，其标目乃是同时人及历代录此文者以己意加上去的”，故又有《兰亭诗序》《修禊序》《曲水序》等名称。《临河序》其实是注家作了删削的《兰亭集序》。第二，《世说》注文“有移动及增减处”。文末40字，“是记述禊诗事”，“此或是禊饮中人写的，刘既删节右军文，遂不妨给他添上，这也是注家之能事”。第三，关于思想。本传称王羲之“作序以申其志”，“王羲之的思想有许多矛盾的地方”，“这些矛盾反映在《兰亭集序》以及诗句的情感变化上”，“则‘人之相与’一大段，确可说是右军的本文”。章土钊引兰亭与会者谢安诗“万殊混一象，安复觉彭殇”以印证《兰亭集序》“齐彭殇为妄作”，证明《兰亭集序》正反映出与会者之心态。
唐太宗得到《兰亭集序》的奥秘
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文治武功都属一流的风流人物。他对王羲之的书法推崇备至，他派人把传世的王羲之真、草书帖几乎都收购到手经常临习，但最大遗憾就是没有弄到“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终于有一天，李世民派往民间明察暗访的人回来报告说，《兰亭集序》真迹在越州永欣寺一个名叫辩才的和尚手中。
《兰亭集序》何以会在辩才手里呢？这要从他的师父智永和尚说起。原来，智永是王羲之的七世孙，也是一代书法大家，尤擅草书。智永年近百岁才去世，书帖之类都传给了辩才，其中就包括《兰亭集序》。辩才也是个博学工文、琴棋书画“皆得其妙”的高手，他在方丈梁上凿了一个槽，把《兰亭集序》藏在里面，秘不示人。
唐太宗下敕书请辩才到宫内，问起《兰亭集序》，开出许多优越条件来引诱辩才，可老和尚说，师父死后屡经战乱，早已不知下落。百般套问，都是这样回答，没办法，唐太宗只好把辩才放归越中。但他仍不死心，又多次找借口把辩才召进宫廷，反复追问，无奈老和尚的口风很紧，唐太宗也拿他没办法。
唐太宗跟左右念叨这事：“我想《兰亭》想得觉都睡不好，可是老和尚太可恨了，就是不肯献出来——又不是白拿，朕开出的价码可不低！你们说，该怎么办？”有人献计说：“既然‘强攻’不行，那就只能‘智取’啦。”唐太宗一听来了精神：“那派谁去智取呢？”当时两位宰相房玄龄、杜如晦，号称“房谋杜断”，说到出谋划策，大家都看着房玄龄，房宰相奏道：“我推荐监察御史萧翼，此人乃南朝梁元帝曾孙，多才多艺，善用权谋，让他去办此事，准能得手。”
唐太宗召见萧翼，萧翼说：“假如公开前往，那肯定还是拿不到。依我看，只能微服私访。不过要办成这事，须向陛下借几样东西。”唐太宗说：“要用什么你尽管讲。”萧翼答：“我想借用几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帖。”唐太宗有点儿舍不得，但还是让人拿给了萧翼，并再三叮嘱：“千万要小心保管啊，可别《兰亭集序》没取回来，还把这几件宝贝也搭进去了。”萧翼换掉官服，打扮成行商模样来到越州。
萧翼本来生得高大有形，却故意做出潦倒的样子，怕人家看出他是从首都长安来的，还特意装扮成山东（函谷关以东）书生。这天黄昏时分，萧翼来到永欣寺，假装观赏壁画，经过辩才所住的院落时，有意停留下来。辩才看见萧翼像个落拓才人，不禁起了怜惜之念，就问道：“檀越来自什么地方？”萧翼赶紧上前施礼：“弟子是北人，带了一点点蚕种到南边来卖。久闻南方多寺观，想到处走走看看，有幸得遇老禅师。”
辩才把萧翼请进方丈房内。萧翼有备而来，所以毫不奇怪，他提议的那些风雅游戏，什么围棋啦、弹琴啦、投壶啦、握槊啦，还有他挑起的话头，恰恰都是辩才喜欢的，于是两人很快就无话不谈。辩才说：“‘白头如新，倾盖若旧’，我们不正是这样吗？今后就不用拘泥那些世俗之礼，随便些吧。”
他留萧翼在寺里过夜，拿出新酿的酒、茶果之类招待萧翼。酒兴既酣，两人诗兴大发，比赛起做诗来。辩才拿到“来”字韵，做诗称：“非君有秘术，谁照不燃灰？”意思是，要不是萧檀越你不远万里而来，展示种种绝妙技艺，我这颗犹如死灰的心，又有谁能使它温暖起来呢？萧翼回了一首“招”字韵的诗，感谢辩才对他这个孤苦潦倒的异乡客的热情接待。两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只是双方的欣喜，并非来自同一个方向。
两人畅谈通宵，第二天萧翼离开，辩才还依依不舍地说：“萧檀越有空的时候就来坐坐啊。”萧翼一口答应，很快又带着酒赶来，如此这般没几天，已熟到“你”、“我”相称的地步。
过了十来天，萧翼把祖上梁元帝的书法拿给辩才看，辩才看了称赏不已，萧翼说：“我学的是二王之法，就是出门在外，也还带着几本字帖呢。”辨才请他拿来看看。
第二天，萧翼如约前来，辩才仔细看过他手中那几件二王书帖，说：“是真迹，但算不得佳品。我也藏有一本真迹，那可真的不一般。”萧翼问：“是哪一本？”辩才微笑着吐露了那个保守了半生的秘密：“《兰亭集序》。”萧翼假装不以为然道：“怎么可能，经过这么多年的乱离，真迹哪可能还在？肯定是伪作！”辩才笑笑说：“你明天来看看就知道是不是这样了。”
又过了一天萧翼来到辩才屋里，辩才小心翼翼从屋梁上把《兰亭集序》取出，说：“我师父在世时很珍爱它，临终之时亲手交给我收藏的，哪能有错？——我师父就是王右军的后代，你要知道这一点，就不会怀疑了。”
萧翼看过，故意强词夺理挑了几个瑕疵，说：“这分明就是用双钩法摹写伪造的嘛。”辩才跟他争论，到底也没得到萧翼认同。可是打这开始，辩才就不再把书帖放回梁上，他提出把萧翼那几本二王书帖借来对比，萧翼慨然应允。老和尚这时已年过八旬，仍然每日坚持临帖数遍。
两人如此亲密，萧翼出入辩才住处直如自家一样自在。这一天终来等来了机会，辩才出门赴斋，萧翼便跑到他房前对守门的小和尚说：“我把手帕落在桌子上了。”小和尚毫不防范，替他开门。
萧翼把《兰亭集序》和那几本二王书帖都偷拿出来，以最快速度跑到附近的永安驿，告诉驿长：“我是御史萧翼，奉命来此办事，快报告你们都督。”越州中都督齐善行闻讯赶来拜谒，萧翼把来龙去脉一讲，齐善行立刻派人去找辩才。可怜辩才斋没吃完，就被十万火急地带到都督府，当他看到“潦倒书生”萧翼忽然变成了高踞上座的御史大人时，心中的惊骇可想而知。
萧翼换了一副神情，公事公办地宣布：“萧某奉皇帝之命来取《兰亭集序》，现在已然到手，所以把禅师请来道个别。”辩才听到这话，当即昏死过去，很久才苏醒。这个时候，萧翼早已骑着快马赶往长安交差去了。
唐太宗得到《兰亭集序》，心花怒放，赏给房玄龄锦彩千段，把萧翼提拔为员外郎，赐给他金珠宝贝、良马、庄宅等。对辩才，唐太宗仍怀有余怒，因为辩才太老了，才不忍加刑。几天之后，他冷静下来，下令赐辩才布帛三千段、谷三千石。辩才用这笔财物造了一座精美的三层宝塔。但因为受惊吓过度，而且失去《兰亭集序》后心情不免郁郁，他不再练书法，饭也咽不下，只能喝点儿粥，过了一年多就饮恨而逝。
唐太宗对《兰亭集序》自然珍爱异常，又令御用拓书人赵模、韩道政等各自拓写数本，分赐皇太子、诸王、近臣。
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健康状况恶化，临终前对太子李治，也就是后来的唐高宗说：“我想向你要求一件东西，你是个孝子，怎么会违背我的心愿呢？你说是不是？”李治闻言哽咽流涕，表示什么要求都坚决照办，太宗这才郑重地说：“我实在舍不得《兰亭集序》，你就让它随我而去吧。”
太宗死后，高宗依言办理，《兰亭集序》真迹就此人间蒸发。后来人们所见到的只是赵模等人的拓本，而且就连这些拓本也极难见到。爱一件东西爱到只希望它跟自己一起长埋地下，虽是圣明天子事，到底不能使人心服。
辩才弟子玄素，活到九十二岁仍然耳不聋眼不花，这段《兰亭集序》奇事，就是从他这里传出的。
萧翼此后似乎就没有什么动静了。按说他似乎不太可能对辩才的死和《兰亭集序》的结局完全无动于衷。
公元555年1月，梁首都江陵城被西魏大军围困，覆亡之前，梁元帝萧绎令人将宫中收藏14万卷图书全部烧掉，许多历代所积累的文化精华就此失传。带着如此一段历史记忆上路的萧翼，大概早就猜到《兰亭集序》最终会是什么结局了。他谨慎地强调自己只是“奉敕”行事，至于他本人的真实心态，跟许多历史细节一样，早已完全湮灭在时间的长河之中。
《兰亭集序》书帖真伪之谜
当我们查阅相关文献的时候，会发现一个难以解释的疑点，那就是唐太宗亲撰的《晋书·王羲之传》只载《兰亭集序》文字，没有提到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其次梁武帝所收王羲之书帖二百七十余轴，也没有《兰亭集序》在内。
那么《兰亭集序》是否是王羲之所书，遭到了历代学者的质疑，南宋姜夔率先发难，他说：“梁武帝收到右军帖二百七十余轴，可当时只记载有《黄庭》《乐毅》《告誓》等名帖，却唯独没有提及《兰亭集序》？”清朝李文田则从书体上否定定武《兰亭》为王羲之笔迹：“东晋前书，与汉魏隶书相似。时代为之，不得作梁陈以后体也。”认为晋人书法，应不脱汉魏隶书面貌，所以现在已经没有《兰亭集序》这一书帖了。
那么事实是否就如上述学者说的那样呢？
1965年，郭沫若根据南京出土《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鲲墓志》，1972年，又根据新疆出土写本《三国志》残卷，认为墓石上的字体，与神龙《兰亭》、定武《兰亭》笔迹完全不同，于是他斩钉截铁地断定：文章根本就是伪托的，墨迹就不用说也是假的。他分析说：“其一，天下的晋书都必然是隶书体，《兰亭集序》的笔法和唐以后的楷书是一致的。其二，王羲之书笔势雄强，《兰亭》法帖，字迹相当妩媚，与王谢墓石字迹完全不同。其三，晋人草书，须有隶书笔意，《兰亭》法帖被称为行书的最高峰，已脱隶书笔意，王羲之是隶书时代的人，怎么能把隶书笔意丢尽呢？”
郭沫若深入考证说：“陈代知名大书法家智永，用笔结构和《兰亭集序》书法完全是一个体系。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今存神龙本墨迹就是《兰亭集序》的真本了。这个墨迹本应该就是智永所写的稿本。智永是陈代永兴寺的僧人。据说他临书三十年，能兼诸体，尤善草书，他的真草书《千字文》就写了八百多本，石刻至今还保存在西安碑林中。隋炀帝曾经称赞他的书法是得‘右军之肉’。向他求书的人太多，连门坎都被踏穿了，故不得不用铁皮来保护着。像他这样一位大书家是能够写出来的，而且他也会做文章。不仅文中‘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语句很合乎禅师的口吻，就其时代来说也正相适应。因此肯定《兰亭集序》的文章和墨迹就是智永所依托。说《兰亭集序》依托于智永，并不是否定书法的价值，认为《兰亭集序》是佳书，是行书的楷模。”
郭沫若是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又是书法界巨擘，当时地位显赫，此论一出，破石惊天，引起轩然大波。赞同郭说有启功、宗白华等人，反对者有章士钊、高二适等人。章士钊惊呼：“夫如是，吾诚不知中国书史，经此一大破坏，史纲将如何写法而可！”高二适认为，此论“惊心动魂”，“此乃不啻在帖学作了一大翻身”。
高二适等人著文驳议，认为郭氏以两块碑石而断东晋只有隶书一种字体，是“孤证不立，偏难概全”。隶书用于碑板，行书用于笔札，不可苛求王羲之书《兰亭》亦用隶体。王羲之以“书圣”得名，“定以当时永字变体而来，他人未能变，或变而不克，右军正以变而作圣焉”。“东晋时代的章草、今草、行书、楷书确已大备，比较而言，后两者是年轻的书体，到了王羲之，把它向前推进变化，因而在书法史上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在当时字体演变时期，《兰亭》法帖部分字迹仍未脱离隶书笔意，说明《兰亭》法帖正是王羲之真作的摹本。
商承祚在《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集序》一文中认为，从东汉起，隶书一方面向草书发展，另一方面也走向楷化，到东晋则己成熟。商又说郭沫若所谓《兰亭集序》的文章和墨迹都是智永所托，但未举出神龙本与智永书法相同的特点，是缺乏事实根据“想当然”的说法。智永所书《千字文》的刻本与手写本有几本传世，风格还是一致的，今将神龙本与《兰亭集序帖》比对探索，同一作者的个性就会使人失望，即神龙本与《千字文》在风格笔势有出入，前者骨多于肉，后者肉胜于骨，特别是两者的风格笔势不能谓其一致，故非出自一人之手。
《光明日报》1998年12月4日《史林版》，发表了王元军的《从六朝士人不屑碑志看“兰亭论辩”的失误》一文，从新的角度对老问题作出质疑。他认为六朝尤其是东晋士人视尺牍为展现风流的艺术，而对于技艺性的碑志书法不屑一顾。由于对于这一点认识不充分，导致把出自平民之手的碑志书法与士人尺牍书法相提并论，从而使兰亭集序为伪的论争失去了根基。郭沫若从当时出土的几方墓志以及砖刻文字书法与《兰亭集序》有明显的不同就断言《兰亭集序》不是当时社会的产物，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兰亭集序》的疑案，涉及对王羲之思想，《兰亭集序》内容的评价，涉及文学史、书法史、考古学诸多方面，其意义已远远超过了《兰亭集序》本身。随着岁月流逝，更多人肯定王之羲之《兰亭集序》。今日书坛，颇有不以《兰亭集序》为意者，谓《兰亭集序》已被“神化”，此浅人妄言，也无损于王羲之“书圣”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