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一下，你正在担任陪审员。被告被指控犯了滔天大罪，检察官有证据表明被告犯罪的证据一清二楚，你应该投票支持宣判被告有罪。你被告知这个罪犯必须投入监狱，因为他是社会的公敌。
而被告律师则极力主张证据并不确凿。被告有不在场证明——尽管这个不在场证明并不是无懈可击的。犯罪现场留下的部分指纹与被告的指纹不吻合。此外，他认为警察提供的法医学证据——如DNA及毛发样本——有处理不当之处。辩护律师称这个案件并不像检察官要你相信的那样不容置疑。他认为，如果你有合理的怀疑，你应该也必须宣判他无罪。你被告知，若把一个无辜的人投入监狱，你的所作所为不仅对被告极不公平，并且会使真正的罪犯逍遥法外，甚至卷土重来。
在陪审室，你要做的是仅仅通过证据，去判断检方的起诉和辩方的反诉。审讯开始时，你的倾向性并不重要。无论你是觉得被告面相凶恶，还是觉得他于人无害，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证据，以及它是否具有说服力。
尽管司法系统一直致力于避免误判，但我们明白，在刑事审判中，无辜的人经常因为某些他们并没有犯下的罪行而被判罪。枯燥的司法陈述中最常见的问题就是：那些最“明显”的嫌疑人通常是被误判的。定他们的罪似乎是正确的，但那些可以帮他们开脱的证据往往容易被忽略。复杂的问题被搁置一边。在定罪之后，更不会有人积极寻求能力证嫌疑人清白的证据。
认为科学和科学家不会犯这种错误的想法固然可爱，但这种错误总是会发生。这是人类的天性。科学方法本应被用来防止虚假判断被采信；然而，科学方法往往会让人误入歧途，甚至影响到对自然真理及宇宙迷津的推断。
常识可以是一种有效的判断指标，但正如伏尔泰在其《哲学辞典》中所指出的那样，科学告诉我们的知识往往与常识格格不入。例如，太阳并不是围绕地球转动，尽管从表面现象看来确是如此。
将宗教与科学和法律区分开来，是因为单凭信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应该鼓励人们去质疑，证据是否真的能证明那些我们被要求相信的“真理”，或者是那些我们从小就相信的“真理”？应该容许我们去质疑，我们所听到的内容，究竟是全部的证据，还是仅仅是证据中的很小一部分东西？如果我们所相信的无法被证据所证实，那么，我们就应该改变它，而不是继续盲目相信。
就减肥这个话题来说，找到可以反驳“我们会发胖，是因为摄入的卡路里多于消耗的卡路里——换言之，就是因为我们吃太多了”这一定论的证据太容易了。
在科学研究中，对证据的怀疑是研究发展的基本思维。然而，在营养学和公共健康研究领域中，很多人认为这些评价会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因为它们会破坏权威机构为了推广他们认定对我们的健康有益的行为（无论正确与否）而做出的努力。
但我们的健康和我们的体重才是真正重要的，所以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证据会把我们引向何处。
设想一下，我们正处于陪审团中，正准备判断“过度饮食，即摄入的卡路里多于消耗的卡路里”是否需要为它的“罪行”——导致肥胖和超重——负责。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的研究人员宣布肥胖正在蔓延以来，权威机构就将它归咎于“多吃少动”的生活习惯，并把这两个因素与现代社会的相对繁荣联系起来。
正如纽约大学的营养学家马里昂·内斯特尔（Marion Nestle）在2003年《科学》杂志上所写的那样，饮食业和娱乐业鼓吹的“经济繁荣”引起了肥胖问题的蔓延。“他们把人们的可观收入转化成市场上高能量、低营养食物的购买力。汽车工业、电视和互联网促使人们养成了久坐不动的生活习惯。肥胖对这些行业而言是个利好消息。”
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凯利·布朗奈尔（Kelly Brownell）提出了“有毒环境”（toxic environment）这个术语来描述同样的概念。布朗奈尔说，那些生活在拉夫运河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这样有毒环境中的居民（这两个地区的地下水和土壤等环境遭到严重的化工原料和放射性物质毒害）罹患癌症的比例正在增加，其余的人则生活在鼓励“多吃少动”的有毒环境中，肥胖就会随之而来。“以前并不普及的芝士汉堡、炸薯条和随处可见的超大快餐店，还有软饮料、糖果、薯片和奶酪卷，现如今正像树木、草地和云彩那样无处不在。”他说，“现在很少有学生步行或骑自行车去上学了，体育课也少得可怜；计算机、电子游戏和电视使孩子们一直待在室内，很少活动；父母也不愿让孩子出去自由地玩耍。”
换句话说，专家告诉我们：钱太多，吃得太多，且食物太容易获取，还有太多久坐不动的借口或太少运动的需要——导致了肥胖的激化。
世界卫生组织用同样的逻辑来解释世界范围内肥胖的蔓延，并将其归咎于收入的增长和城市化。“人们转向体力活动需求少的工作，转向不需要动的工作；更多人追求消极的休闲方式。”现在肥胖问题研究者通过一个准科学的术语来准确地描述这种情况：他们把我们目前生活的环境描述成“肥胖基因”环境，意思是在这种环境下，即使是瘦子也很容易变成胖子。
然而，在这个环境中，有一个值得深思的相反证据。这个事实有据可查，那就是：变胖和贫困密切相关，与繁荣毫不相干。这种情况在女性中肯定会有，在男性中也经常会有。我们越穷，就可能变得越胖。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纽约客》杂志对曼哈顿中城区的调研里就首次披露了这一点。肥胖的女性中，穷人是富人的6倍；肥胖的男性中，这个比例则是2倍。从那以后，几乎每项研究（无论研究对象是成人还是儿童），包括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调研都能证实，肥胖的蔓延的确存在。
1968年，美国参议员乔治·麦克高文（George McGovern）主持了一系列国会听证会，证明那些收入有限的贫困美国人很难向他们的家人提供有营养的膳食。但麦克高文后来回忆道，大多数贫困的证人“严重超重”。当时就有一位资深参议员在听证会上对麦克高文说：“乔治，这很荒谬。这些人并没有营养不良，他们都超重了。”
莫非肥胖的蔓延是由经济繁荣引起，我们越富有，我们就变得越胖？可是肥胖本身明明与贫困密切相关，我们越穷，我们就越可能变胖。这并不是不可能，也许穷人并不用像富人那样，因为来自同辈的压力而不得不保持身材。信不信由你，针对本段开头这个明显的悖论，这已经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解释之一。关于肥胖与贫困之间的联系，另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解释是，肥胖的女子多数与社会阶层低下的人结婚，集聚在社会阶梯的底层；而苗条的女子则通过婚姻而得到高升。第三种解释是，穷人不像富人有那么多闲暇时间去锻炼，他们没有钱去参加健身俱乐部，他们生活的社区没有公园和健步道，所以他们的孩子没有机会锻炼和散步。这些解释或许是对的，但它们充斥着想象，此类矛盾更需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
如果我们有机会搜索文献，就会发现，在大部分遭遇肥胖困扰的地区，人们没有经历过经济繁荣时期，即使有的话也很少，而只是住在布朗奈尔所讲的“有毒环境”中。他们并没有芝士汉堡，没有软饮料，没有奶酪卷，没有超大型快餐店，没有计算机及电视，有时候连书都没有，也没有过分溺爱不让孩子自由活动的母亲。
在这些人中，收入并没有增加，没有可以节省劳动量的器械，没有从事体力活动需求少的工作，也没有所谓更消极的休闲方式。而且，有些人的贫困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简直是一贫如洗。按照过度饮食假说，这些人应该变得极瘦，但情况并非如此。
还记得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希尔德·布鲁赫对那些肥胖小孩的困惑吗？她所看到的在我们现在看来，似乎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让我们看一下居住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印第安部落的皮马人（Pima）吧。现在，皮马人保持着美国最高的肥胖率和糖尿病发生率。他们的境况通常被引用来举例论证：当传统文化与现代美国的有毒环境相撞时，会发生什么。据说，皮马人曾经是勤劳的农民和猎人，现在他们也是久坐不动的工薪一族，跟我们一样，开车到同样的快餐店，吃同样的快餐，看同样的电视节目；也跟我们一样变胖，变成糖尿病患者，这样的情况只会越来越多。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调查，二战后，随着典型的美式饮食方式在皮马人所生活地区的普及，皮马的人们变得越来越重。
但是，你得知道，二战前甚至一战前，皮马人的生存环境几乎还没有受到什么污染时（至少没有像如今描写的那样），他们就已经有了体重问题。1901年到1905年期间，两位人类学家对皮马人进行了独立的研究，他们都对皮马人的肥胖程度，尤其是女性的肥胖程度，作出了评价。
第一位是弗兰克·罗素（Frank Russell），这位年轻的哈佛人类学家在1908年出版了针对皮马人的研究报告，具有开创性的价值。罗素认为，许多皮马的老年人表现出来的肥胖程度与“高而结实的印第安人”这一普遍认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二位是阿莱斯·赫尔德利卡（Ales Hrdricka），他一开始是内科医生，之后则担任了史密森学会人类学分会的会长。赫尔德利卡曾于1902年和1905年到访过皮马，研究该地区土著人的健康和福利。提到皮马和南犹他州附近的居民时，赫尔德利卡说：“在每个印第安部落，不管男女老幼，他们的营养状况都很好。而真正肥胖的，只有那些保护区内的印第安人。”
这一现象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是因为那时的皮马正由全美最富裕的土著部落沦为最贫困的部落。无论是什么使皮马人变得肥胖，富有及收入的增长肯定与此无关，而相反的情况却似乎切中了肥胖问题的要害。
19世纪50年代之前，皮马人一直是非常优秀的猎人和农民。该地区的运动方式丰富多彩，皮马人尤其善于利用弓箭捕杀野兽。他们也吃从流经他们领地的吉拉河里捕获的鱼和蛤蜊，他们用吉拉河里的水灌溉田地，种植玉米、大豆、小麦、甜瓜和无花果，也饲养牲畜和家禽。
1846年，一队美军士兵路过皮马，随军医生约翰·格里芬把皮马人描绘为“生气勃勃”且“健康出众”的，并注明皮马人还拥有“极其充足的食物”，这些食物在仓库里堆积如山。在19世纪中叶，格里芬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评价皮马人的健康和精干的人。比如1852年，美国边界专员约翰·巴特利特就这么写道：“皮马女性身材苗条，胸部饱满，四肢匀称；而男性大都瘦长，四肢短小，胸围狭窄。”
当时，皮马人的食物如此充足，以至于三年后，当加利福尼亚淘金热开始时，美国政府要求皮马人为淘金者提供食物。之后的十年中，他们的确为成千上万的淘金者慷慨解囊，这些淘金者从圣达菲小道经过皮马人的领地，去往加利福尼亚州。
随着加利福尼亚淘金热的兴起，皮马人的富裕资材消耗殆尽，他们的幸福生活也随之结束。大量英裔美国人和墨西哥人开始在这片地区定居。罗素曾这样评价说，这些新来者其中有些人简直就是白人种族孕育出的“卑劣性格的典范”。移民将当地的生活环境破坏到濒临崩溃，并以牺牲皮马人为代价，用吉拉河的河水来灌溉他们自己的田地。
19世纪70年代之前，皮马人一直处于他们称之为“饥荒年代”的时期。罗素写道：“令人费解的是，饥荒引发的饥饿、绝望和物资匮乏并没有压垮这个部落。”20世纪的头几年，当罗素和赫尔德利卡到访时，这个部落还在种植各种能种的庄稼，但是现在，他们却只能依靠政府的补给维持每日的生计。
那么，他们为何会发胖？根据当时的具体条件，饥荒时体重应该会减轻，而不是增加或者保持不变。如果是因为政府补给过多，使饥荒成为历史，那么为何皮马人的变胖是因为当时充足的补给，而不是因为饥荒前他们自有的充足食物所导致？答案可能在于被消耗的食物类型，是质的问题，而不是量的问题。罗素也是这么想的，他写道：“显而易见，在他们的食物里，有些物质会引起肥胖。”
赫尔德利卡同样认为，考虑到皮马人不稳定的生存状态，他们应该比较消瘦。因此，他说：“很明显，印第安人之所以会肥胖，食物只是间接原因。”这个认知使他倾向于把体力活动不足，至少将体力活动相对不足作为肥胖的原因。换句话说，考虑到工业化前农业生产的艰辛，皮马人可能活得比如今的我们更为活跃，但与过去的他们相比，他们久坐的时间多了。赫尔德利卡将其称之为“由过去充满体力劳动的生活，转变为如今懒散无比的状态”。但他无法解释为何女性经常会肥胖，即使那些女性几乎干了村里所有的苦差事——收割庄稼、研磨谷物、没有驮畜时甚至还得亲自肩负重担。赫尔德利卡还对当地另一个印第安部落普韦布洛感到迷惑不解，这个部落的族人“自古以来就有久坐不动的习惯”，但他们并不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