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年来三峡文物保护向纵深推进，像李家坝巴人墓地这样重大的发现层出不穷。战国时期巴人的足迹遍布三峡地区。考古工作者正在渐次唤醒那隐藏于历史背后的故事，以及似已泯灭的有关巴人的记忆。笼罩在峡江迷雾下的巴文化，开始走出岁月湮没的神秘之门。透过大地的深处，那些无言的古物向人们展示着一个已经逝去的世界……李家坝出土的铜矛
4.楚风西渐
2005年奉节县永安镇遗址墓葬分布图
春秋末期巴国政治中心西移后，很快巴人就又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新巴国。到战国中期时，巴人的疆域范围一度囊括了今四川盆地东部，兼及黔北、湘西、汉中附近。《华阳国志·巴志》描述巴国极盛时说：“其地东至鱼复（今重庆市奉节县），西至僰（b佼）道（今四川省宜宾市），北接汉中，南极黔涪（今重庆市酉、秀、黔、彭及其以东以南）。”
虽然巴国在四川盆地东部重新找到了归宿，他们已经完全放弃了汉水中游到襄阳一带，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巫巴山地的南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但是巴国对于楚国始终心存芥蒂，楚国也断断续续在骚扰巴国。
巴国为了防范楚国，曾先后在三峡地区、清江流域和重庆附近据险设置关隘与强敌对抗。这就是有名的“巴国三关”：捍关、阳关和沔关（又称弱关）。
巴蔓子自刎雕塑
战国时期巴人疆域图
在史书中，对于捍关的设置目的和来历说得非常明白。《水经注》说：“昔巴、楚数相攻伐，借险置关，以相防捍，故置捍关。”关于捍关的地理位置，一说在湖北清江长阳县，一说在重庆奉节县。如果按多数史书的说法，偏向以前者为是；如果参考考古发现来看，当以后说为准。在春秋中晚期至战国中期，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从鄂西地区到重庆巫山县一带，基本上属于楚文化的分布区，楚人通过先后灭掉这一带的夔子国和庸国，其势力伸进了瞿塘峡以东并完全控制了这一地区。这一带发现的所谓巴文化考古遗存，一般时代在战国晚期及以后，即使稍早的遗存偶尔有所发现，也十分零星和分散。由此看来，捍关设置在已经属于楚国范围的长阳一带，实为不可能，而且，如果巴人将关隘设置于清江上，根本无法防止楚人沿长江的西进！而奉节和巫山交界处的瞿塘峡，那时正是巴、楚文化的分界地区，巴国在这里设置捍关，利用瞿塘天险，正好可以拱卫自己的大后方。
阳关或许是战国晚期设置的，其地理位置在今长寿县的黄草峡附近。那时，巴国虽已被秦所灭，但面对楚国的步步进犯，具有自治政府性质的“巴国”仍设关予以阻挡。沔关，也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在今秭归一带，一说在汉水上游的沔水一带。春秋时期，楚、巴相争的结局以巴国政治中心西迁而告终；到了战国，楚人如影随形，尾随巴人企图染指瞿塘峡以西地区。楚人的处心积虑，使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峡江地区普遍发现的楚国军人墓葬充分证实了这一段历史。
1997年，由于三峡工程文物保护的需要，重庆市文化局委托北京大学考古系在三峡库区举办“田野考古训练班”，以培养库区考古人才。
训练班选在重庆市忠县的井沟进行教学和实习。井沟是浩瀚长江的一条小支流，由于上游拥有天然的盐泉，在这条小河的入江口，滋生了许多丰富的古代遗址。加之这一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曾进行过初步的考古工作，一直被认为是重庆考古的圣地。
训练班在井沟出口的两岸分别选择了一处遗址和一处古代墓地进行发掘。在先期进行的哨棚嘴遗址发掘中，一切都来得很顺利。他们从上往下一撬一撬地把土翻开，就像夏商，直至新石器时代。时间过得非常快，其间的一个小插曲并没有引起大家太多的注意，但是后来证明，这个小插曲揭开了楚人西进的历史！
当考古训练班埋头于发掘丰富的古代遗存时，哨棚嘴遗址旁边的一座砖厂却传出了发现青铜剑的新闻。在遗址帮助发掘的民工们都在窃窃私语，他们说考古队挖的都是一些烂瓦片，好东西都被砖厂的人挖走了。考古队通过不同的渠道得知了这一消息，发掘负责人、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孙华联系了砖厂，了解到他们在取土时确实发现了一柄青铜剑。孙华追回了这柄铜剑，掂在手上，学识渊博的他一下就认出了那是一把楚人的剑，考古学上叫做“楚式剑”。这柄剑剑身细长而锋利，在握捏一端有一个条形的剑格，剑茎处呈圆形，这些都是不同于“巴式剑”的地方。
通过实地踏勘，孙华教授确认该剑出自于一个古代的土坑墓穴里。他马上调集工作人员对这座墓葬实施现场清理，经过不到一天的紧张工作，墓内的随葬品就完全暴露了出来，完全印证了他的判断。墓内所出随葬品有铜鼎和其他一些陶器，几乎全部是典型的战国中期楚文化遗物。
这座楚文化墓葬的发现，使孙华教授陷入了沉思。难道这是一座楚人的墓葬？楚人在战国中期已经深入到了巴国腹地吗？抑或仅仅是某位巴人通过不为我们所知的方式获得了这批东西，并把它们葬入自己的墓穴呢？这些是偶然现象还是必然现象呢？
崖脚墓地考古发掘场景崖脚墓地发掘的小型楚墓孙华很快联想到自己年轻时撰写过的一篇论文《楚国灭巴考》，这座墓葬和自己主张的楚国灭巴的观点真是一种暗合？但这仅仅是一座墓葬而已，偶然性太大，显然并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孙华教授把这一想法压在心底，他期待更多更重要的发现。
哨棚嘴遗址的发掘持续了一段时间。发现楚文化墓葬的兴奋仅持续了一段时间，人们又将兴趣转移到了遗址发掘的本身。
春节前的一个月，哨棚嘴遗址的发掘终于告一段落。训练班的目标转移到了井河的左岸崖脚墓地。崖脚是一个普通的小地名，像这样的名字在山区和丘陵地带俯首可拾，但这一次，却因一个重大的发现在考古和历史界而扬名。
发掘刚刚揭开现代耕土，就有一大批土坑墓葬露头。人们欢呼雀跃。随着一座座墓葬的重见阳光，人们发现大部分都是峡江地区基本未见的楚墓！
这是一处规模巨大的墓地。发现的楚墓均为战国中期至战国晚期偏早（公元前278年以前）时期。楚墓均为长方形土坑，大多呈整齐划一的西北东南走向，墓壁多经抹泥修整，墓底椁室四周还填塞有厚薄不等的白色膏泥，十分黏稠，这种做法可以让墓室隔绝空气，以防尸体腐朽。墓内先置木椁，木椁内再埋棺材。棺有悬底长方形棺、悬底弧形棺和实底棺之分。随葬品数件至十余件不等，青铜器有鼎、剑、矛、戈、钺、刀、镞、璜、铃、铎、铺首、笄等；此外还有一些仿铜器的陶礼器，如鼎、敦、壶、豆、盆、罐等。
孙华教授和北京大学另一位研究战国、秦、汉考古的赵化诚教授，通过仔细的比较研究，确认这批战国中期墓葬的形制、葬具及随葬品特征，与楚国核心地区的楚墓基本相同，可确定为楚人墓无疑！这是迄今为止可以确认的分布最西边的楚墓。
孙华教授进一步认为，大量的楚墓出现在属于巴国腹心的忠县，可能与楚国向西的扩张有关，墓主应是远征巴国的楚国军队将士，崖脚墓地就是一处士兵的“公墓”。
收获不仅限于此。接下来的发掘又发现了一座巴人墓，它与一座楚墓发生了“打破关系”（考古术语），这意味着先埋楚墓，后来的巴人又在楚墓上面埋上自己的墓，并破坏了楚墓的一部分。
“这包含着重要的历史信息。”孙华教授说，“从这座狭长形的土坑墓和其内的随葬品来看，巴墓的时代在战国晚期，表明公元前278年以后，楚人已经被迫离开了忠县，巴人再次回到他们的家园。”
的序幕。此后，三峡库区的楚墓迭有发现。三峡地区楚墓的最大悬念出现在重庆市云阳县故陵镇。按照“故陵”的字面意思，它应当是一处巨大的王陵。我国北魏郦道元的地理书《水经注》说：“江水又经鱼复县之故陵……江侧有六大坟，庾仲雍曰：楚都丹阳所葬，亦尤枳之巴陵矣，故以故陵为名矣，有鱼复尉戍此。”根据这一段记载，人们认为今故陵镇西的帽盒岭一带就是楚早期的陵墓所在。国内外的遥感勘探部门利用物探、化探甚至探地雷达等先进仪器进行了多次实验性探测，认为在距地下15米处可能存在大型墓葬。
1998年，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对“故陵”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期望能够发现传说中的陵墓。但是发掘的结果令人失望，只是找到了一些小型的战国楚墓，基本否定了帽盒岭下存在大型墓葬的希望。人们的热情受到很大打击。
正当故陵的传说逐渐被遗忘之时，2002年，一些人在故陵附近的盗墓活动引起了文物部门的高度关注，故陵的悬念再一次被激活。盗墓贼光顾的地方是故陵附近一个叫做战国楚墓随葬铜器：鼎、敦、壶所前去抢救发掘。经过近两个月的艰苦工作，三座大型楚墓展现在人们面前，每一座墓葬都有长长的斜坡墓道，墓室像一个巨大的斗，口大底小，深达10多米。墓内虽遭到多次洗劫，仍出土了大量珍贵的玉器和铜器。在这几座大型楚墓附近，还发掘了若干小型墓葬。
平扎营的大墓，显然不是一般的平民墓，它只能是高级贵族或将领墓葬。这次发掘，尽管仍不能证实《水经注》记载的真实性，但毕竟表明了那些传说并非空穴来风。
平扎营的发掘不过是掀起了一个小高潮而已，更大的墓葬接踵而至。2003年，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和万州区博物馆联合发掘了万州大丘墓墓群。这次发掘完全超出了预先的设想，因为其中的2号墓是一座战国时期的超级大型楚墓，属于重庆地区发现的最大的战国墓。该墓的墓道有11米长，墓室面积超过了100平方米！墓室内有多重台阶，墓壁修制极规整。这座墓葬的发掘，改变了人们对于三峡地区墓葬偏小、规格较低的印象。
万州大丘坪战国大墓
云阳平扎营战国大墓
如果说崖脚墓地主要是楚国普通士兵和中下级军官的安息之地的话，那么平扎营、大丘坪，以及2005年发掘的奉节永安镇等一系列大型战国墓，则很可能是楚国的高级将领或高级贵族墓葬，当然也不排除是楚国占领相关地区后，派驻当地的行政高官所葬之墓！
这一系列的重大考古发现带给了我们激情。激情过后，考古工作者开始冷静思考：大规模楚墓的发现意味着什么？楚国是怎么从春秋中晚期拥有瞿塘峡以东的地区，到战国时一跃进入到了瞿塘峡以西地区，甚至长驱直入占领忠县的呢？
奉节永安镇战国至汉代墓地
其实，检索文献，楚国的西进还是有蛛丝马迹可寻的。楚国早就对巴蜀地区怀有觊觎之心了。
战国时期，以秦、楚至为强大，两国之间势同水火。巴、蜀两国位于秦、楚的南面和西面，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如果巴、蜀为楚国占领，江汉地区和巴蜀地区形成连襟，楚国进攻秦国时就可以兵分两路西路出蜀陇，沿嘉陵江而上，顺渭水而下，威胁秦国的雍都故地；北路出武关，沿丹水而上，顺灞水而下，进逼秦都咸阳；反之，如果巴、蜀为秦所有，秦国就控制了楚国的上游，进攻时也可以兵分两路。秦将司马错就认为：西路“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北路“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
可见，巴蜀地区实为秦、楚相争的战略要冲，是决定秦、楚孰强孰弱的关键地区。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楚威王（公元前339年～公元前329年）就认识到：“寡人之国，西与秦接境，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故在秦灭巴蜀之前，楚国就开始剑指巴蜀，扩张西南了。
面对咄咄逼人的楚国，巴国虽也曾修建关隘予以防御，但毕竟以一国之力，难于拒楚。看到巴国频频受到楚国的侵凌，蜀开明王朝大概也认识到，巴蜀一家亲，唇齿相依，巴亡蜀必危，两国必须联合起来对付楚永安镇墓地出土的铜樽国。为改变楚国步步紧逼造成的巴、蜀被动局面，公元前377年，巴蜀两国联合起来倾全力向楚国发动了一次重大的军事反击。《史记·楚世家》记：“肃王四年，蜀伐楚，取兹方。”兹方在今湖北省松滋县，这里距楚国国都郢（今江陵北10里的纪南城）已经很近了。文献记载虽没有明言巴也曾参与伐楚，但多数学者都认为，这是一次巴蜀联军伐楚。因为蜀国与楚国之间隔有巴国，蜀越巴而伐楚，实不可能；另外蜀国也没有单独出兵伐楚的动机，蜀弱楚强，蜀不联合巴国，是无法与楚国相抗衡的。松滋之战的规模很大，是举巴、蜀两国之力，以期击败长期凌驾于其上的楚国，多少带有孤注一掷的悲壮色彩。巴蜀联军进攻到楚都附近的松滋后，楚国虽受到了相当大的震动，但毕竟已是强弩之末，且楚国国力强大，松滋之战以巴、蜀两国的失败而告终。
松滋之战后，巴国再也无力向楚国挑战，楚国则不断西逼，而巴步步败退。
正当巴国外临强敌，难以应付之际，内部却爆发了一场大规模动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