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11年，楚国遭遇从未有过的大饥荒。戎人首先揭竿而起，进攻楚国，先后攻克阜山、大林，威胁訾（z佾）枝。庸人也趁机起事，“帅群蛮以叛楚”。麇（j俦n）人则率百濮在“选”会聚，准备伐楚，并威胁到申、息等地。楚国在西部已经陷于众叛亲离的境地，考虑迁都到阪高。楚大臣蒍（hu佟）贾首先站出来反对。他说：“我们迁都逃走，敌人必定要追击，还不如决心讨伐庸国。麇与百濮，主要是看在我们闹饥荒，不能组织军队，所以才进攻我们。若我国出动大军，他们必定害怕而罢兵。百濮十分分散，各回到自己的地方，谁还有机会再组织起来？”于是楚国联合秦、巴两国，出动联合大军，不过半月，百濮就散了。自庐地往西，当地土著无不打开粮仓与军队同享。联军然后推进到“句澨（sh佻）”的地方，派遣庐国的戢（j侏）黎作先锋，攻至庸国的方城一带，被庸军打败，其将军扬窗被活捉，三晚过后，扬窗设法逃了出来，说：“庸国军队数量十分庞大，并有群蛮聚集在那里。不如还是派联军，而且出动王国精锐部队，会合后再进攻。”将军师叔认为：“这样不行。我们不如姑且再与其打一次败仗，使敌人中我骄兵之计。彼骄我怒，然后可以一举打败庸国军队。”于是，联军先后七次与庸国发生直接战斗，均佯装失利。庸国十分骄傲，后来干脆只派遣属下的裨（b佻）、鯈（ch佼u）、鱼等小国的军队来追打联军，他们说：“楚国根本不足以和我们打仗。”于是放松了警惕和准备。而就在此时，楚庄王亲自率领精锐部队，与联军在临品会师。大军很快就灭掉了骄傲的庸国，其下的群蛮也与楚国签订了和约。
巴人参与楚人灭庸分得了一杯羹，他们得到了鱼邑（今奉节）。楚庄王则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后方，并加强了与巴、秦的联系，可以全力北上图霸。这时的楚巴关系又回到了战略联盟的关系，但这一次的联盟与前一次有所不同，双方在联盟中的地位基本上是平春秋晚期，楚国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原和东部的吴、越等国身上，争霸中原，无暇西顾，所以继续维持与西边巴国的战略结盟关系，双方基本相安无事，有相当长的和平共处时间。这时楚、巴之间的联盟，进一步得到加强，双方之间的关系，甚至已经上升到了上层通婚的形式。前文所述的“巴姬”，就是巴、楚通婚的实证。楚尚巴女的这种巴、楚通婚方式，在中国古代维持国与国之间的某种特殊关系时是经常采用的。
巴、楚政治上是一种结盟关系，但巴国对于楚国的防范之心从来没有松懈。卧榻之侧，仰人鼻息的日子是难受的，巴人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优秀品质，只要一有机会，巴国就会发动奋然一击，以期一举除掉身旁的这个超级大国，虽然他们为此不知努力了多少次。
春秋末期的公元前477年，巴国趁贵族白公胜争权，楚国内乱频仍，元气受到一定损伤之机，再次倾巢伐楚，包围了鄾城。3月，楚国由公孙宁、吴由于、蘧（q俨）固率领大军反击，“败巴师于鄾”。鄾就是原邓国南部边邑，楚灭邓后成为楚国的城邑（今湖北襄樊市东北）。这场战争的失利，使巴国受到重创，再也无力与楚抗衡了。
这场战争，是巴国最难忘却的梦魇，也是巴国新生的开始，同时也是巴国历史的转折点。这场战争，使巴国彻底丧失了对峙楚国的底气。巴国为避楚锋芒，放弃了江汉地区的大片领土，将国家重心向西转移，进入今重庆地区。《华阳国志·巴志》说：“巴人伐楚败于鄾，是后，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巴国分远，故于盟会希与。”
3.西行的脚步
彭溪河一景李家坝遗址及发掘工地航拍照
西迁，似乎是巴人的宿命。鱼凫、鳖灵先前走过的路，现在轮到巴国了。对于巴人来说，巫山、大巴山是他们的弓，广大的四川内陆盆地是弦，长江是他们的箭，巴人屡次把箭搭在弦上，试图冲出大山的藩篱，但又不得不一次次把箭收回来。
柳叶形剑
西迁，对于巴国来说具有良好的政治基础。四川盆地东部，一直散居着各个巴人支系，以及与巴人文化习性相近的各种少数民族。在这片广袤的区域，有的地方原本就属于巴国的后方领土。所以对于巴国政治中心的转移，多数地方抱着一种欢迎的态度。
西迁，无疑是一次回娘家之旅，是大后方对前方将士的热烈欢迎。巴国在西行中浴火重生。
随着巴国的主体从鄂西地区向以现重庆市为中心的地区的转移，重庆峡江地区空前繁荣起来，不少地方留下了他们的脚印。
李家坝便是那些西迁巴人中的一站。
1961年夏季，重庆市云阳县彭溪河边的李家坝，一个孩子发现了一件奇怪的金属质的东西，他把这件东西拿在手中与其他伙伴厮杀玩耍。孩子手中挥舞的青光引起了当地一名历史教师的注意，他把这件东西留了下来，发现上面刻有狞厉的虎纹图案！后来经过专家鉴定，确认是典型的巴人兵器。
这是一把巴人武士的青铜短剑。它有着漂亮的柳叶状造型，形制奇特的剑茎和引人注目的虎形纹饰，而这一切正是考古学家们鉴别巴式剑的重要标志。后来，同样的剑被称为“柳叶形剑”。
李家坝的偶然发现将2000多年前的巴人再次暴露在众人关注的目光下。那里发现巴人兵器的消息很快被文物部门获知。经过多次的文物普查工作，终于确认它们是受彭溪河水冲刷，从岸边的台地里垮塌出来的。那些让男女老少迷惑不解的东西属于一个远古的墓地所有。
从1997年起，四川大学考古队连续对这个遗址进行了长达8年的大规模发掘。一个未知的神秘世界出现在考古人员的脚下，这就是后来被列为“1998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李家坝巴人遗址。李家坝是一处内涵极其丰富的考古遗址。这个躺在小河边的山间平坝，2000多年前的巴人在这里搭建房屋，铸造青铜器，他们的武士则受命在外奔波杀伐。他们规划了专门的墓地，供那些逝者休息。
经过多年的辛勤发掘，考古工作者将李家坝定义为一处“氏族公共墓地”。与墓地相隔不远处，则是当时繁华的村庄，他们共同构成一幅蔚为壮观的巴人区域性中心大聚落的生动画面。在这里，一边是生前聚族而居的故乡，一边是集体埋葬的大规模墓地，两者相映成趣。巴人的村落修建在李家坝地势稍高的地方，除了一般的地面建筑外，还发现了豪华的台基式建筑。这种建筑修建在事先平整的高台上，气势非凡而威严，揭示了房屋主人的尊贵和高尚的地位。2002年冬天发掘的一座编号为8号的台基房屋，让见惯不惊的考古专家们也为之赞叹。8号房屋是一座大房子，面积近200平方米！它的周围有漂亮的回廊环绕，光台基上的柱子就有四排。从残存的柱洞推算，稀可见其华丽和巍峨！
李家坝的墓地在那时也是相当庞大的，巴人预留了10000余平方米作为死后的安身之地。四川大学的考古学者在这片墓地里发现了300多座巴人墓葬，数量惊人。整个墓地的墓葬分布很密集，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墓葬却并不显得凌乱，互相之间很少发生破坏叠压现象，排列大致有序，似乎在当时有一些人专门规划、安排和管理着这片墓地。当全面揭开这些墓葬的时候，那些古代的人骨安静地躺在墓穴里。他们生前或富有或贫穷，他们的墓坑或大或小，他们的随葬品或多或少，在考古学家眼里，他们都变成了研究的对象，他们都是巴人部落的有机组成分子。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这些白骨仿佛获得了再生，在现代人注视的目光下，向我们娓娓述说曾经发生过的故事。巴国西迁的人群中，其中一支沿长江到了现云阳一带，在漫漫的长路中，他们逐渐厌倦了长江的大风大浪。这时，一条清澈宁静的小河映入了他们的眼帘，于是他们舍弃长江，逐流而上，到了一片平坦开阔的地方。在这片地方，原本住着一支叫做彭人的部族，他们或许就是曾经参加武王伐纣的“彭”。彭人好几个世纪以来就已经居住在这里了，所以后来的巴人就将坝前的小河称作“彭溪河”。彭人与巴人同属一个文化系统，很快双方就和睦定居下来。由于这支巴人长期与文化发展程度较高的楚人等接触，他们带来了许多李家坝东周墓地发掘场景李家坝战国墓葬李家坝殉人骨的墓葬
2001年发掘的李家坝19号墓
李家坝出土的巴人铜釜
李家坝东周墓地出土的楚文化陶器
李家坝一座巴人墓中出土的铜器
新的东西和观念，彭人不久以后就完全融化进巴文化的汪洋大海中了，李家坝亦日趋繁荣。
这样的交替场景被若干年后的考古发掘揭示。四川大学考古队的师生，在李家坝发现了商代末期以来的古代遗存，这类遗存以一种奇特的尖底杯、尖底盏为主要器类，虽然它和重庆峡江地区的同类遗存基本一致，但在李家坝，这种遗存到了春秋末期的巴人墓葬出现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春秋末期以前的李家坝，还是一处毫不惹眼的小聚落，文化发展水平也很低，人们死后的埋葬十分简单，也基本没有发现那时的墓葬。然而，考古队发现，从春秋末期开始，李家坝开始出现了大量的墓葬，这些墓葬的埋葬比较“豪华”，通常具有一定的随葬品和宽大的墓穴，墓穴内有巨大的木制椁室和棺材。更为让人惊异的是，在部分墓葬中发现了带有三个足的陶鬲（l佻）、蒸食物的陶甗（y伲n）等一大批形制有异于整个重庆峡江地区文化特征的器物，这些器物具有浓郁的楚文化风格！难道是楚人早在春秋末期到战国早期就已经光顾这里了？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出土这些器物的墓坑里，还有一些巴人的陶器和铜器，这就基本肯定了墓主的巴人身份。考古学家们推测，这些巴人很可能是因为长期与楚人接触，耳濡目染，受到楚人的强烈影响所致。而符合这些条件的，只有随巴国西迁的巴人了。由于这些巴人发展水平高，所以他们很自然地替代了彭人，使李家坝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这支远行的巴人，仍然没有忘记他们是廪君的后代，顽强地保留了祖先“血祭图腾”
的习俗。
四川大学教授罗二虎主持了李家坝1997年的发掘，强烈的祭祀风俗至今仍深深地印在脑海中。他在电视片《巴人之谜》中说：“1997年，我们第一次在李家坝进行大规模的发掘，我们挖了40座墓葬，大概统计了一下，在这40座墓葬中，就有8座墓葬有人殉，这个比例是相当大的。”可见李家坝的人祭习俗是一种社会风俗，而非偶然为之。罗二虎进一步就观察到的现象解释道：“这个人在殉葬的时候，他首先是活人，然后把他杀了，祭祀完毕以后或是祭祀以前，把他砍成几段，祭祀以后把这个人的尸骸再放进墓葬里面，作为一种随葬。这种人殉和中原地区的人殉情况是不一样的。有关文献当中记载巴人崇拜白虎，因为白虎是他们的祖先，他们认为白虎要喝人的血，所以巴人就用人来祭祀白虎。”人祭是残酷而血腥的，但巴人在人祭中获得了文化认同。他们甚至可以不在乎随葬品的多寡和奢华，却对人殉和人牲有异乎寻常的嗜好。只有在血光和杀戮中，似乎才能真正体现一个巴人对于祖先和神祇的忠诚。
巴人尚武的风俗在李家坝墓地一览无余。在这个墓地中，多数墓葬的墓主都拥有一定数量的随葬品。随葬的陶器多是他们生前使用的生活用具，当然也有专为埋葬而生产的“冥器”。铜器以兵器为主，充分体现了尚武的精神。兵器的种类多样，有戈、矛、剑、钺、斧等，这些兵器精美的纹饰、高超的铸造工艺、神秘的图语符号和深刻的文化内涵令人惊叹。这些兵器出土时，仍然泛着寒光，岁月的沧桑基本没有留下锈蚀的痕迹，闪亮的绿色透着青铜的本色，光滑的表面有一层百毒不侵的包浆，时间越久，它的青铜质感愈强。如此锋利的兵刃或许只有巴人武士才配拥有，可以想见，它们是主人生前的最爱，是每一个武士都必不可少的随身武器。每一把精美的武器，都经过精心的锻打，经过主人无数次的拂拭，经过无数次残酷的刀光剑影。现在，那些勇敢的武士躺在墓穴里，只剩下累累白骨；但他们临死也要带进另一个世界的兵器，却丝毫无损，见证着主人的武功。
如此大量的兵器随葬，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遐想。有人认为，李家坝或许是一处巴人军事集团的墓地！如果时光倒流2000年，这几百个排列整齐的墓葬，里面埋葬的武士一起从墓坑内复活，重新站立起来，有的手执长矛，李家坝墓地出土的提梁带盖壶
云阳李家坝铜提梁壶局部
有的腰佩短剑，有的肩扛利戈，那是怎样的一幅巴人军队的壮观场景啊。但是，参与发掘的考古者却指出，兵器的随葬与否，应与死者性别和其他因素有关。但也不能排除随葬兵器者为巴人的武士。大量随葬兵器应是当时战争频繁激烈和巴人的民族性格和文化传统的反映。
李家坝的发掘，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巴人的历史。那里有许多新发现和新突破，例如船棺，例如精美的文物，都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并发掘其文化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