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巴国迷踪
巴、樊、瞫、相、郑五姓结盟后，推举务相为廪君。廪君时代，频频开疆拓土，杀盐神、都夷城，在鄂西的清江流域建立起巴国。种种迹象表明，廪君巴国开国的时代应该在商代早、中期。
廪君巴国建立后，一度归于沉寂，在文献中似乎失去了踪影。关于他们的后续发展，成了一个难解的谜团。是他们偏安一隅，自我封闭，导致了文献记载的阙如呢？还是他们选择了迁徙之路，从夷城出发，又去开拓更荒野的领土了呢？抑或是受到外敌的入侵，选择了逃避，甚至灭亡了呢？
廪君巴国的行踪像谜一样困惑着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千百年来，所有对巴人、巴国具有浓厚兴趣的人均试图发现他们的行踪。他们根据廪君的活动路线做出了种种可能的推测。
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童恩正先生认为，廪君是从清江流域的下游往上游迁徙的。他们后来进入四川盆地东部，形成了东周时期地域广大的巴国。他认为，由于清江的源头和巫山、奉节境内的大溪河相隔很近，廪君巴人沿清江溯流而上，越过两河的分水岭，再顺大溪河谷北上，到达长江的瞿塘峡出口，从而完成了他们转移的征程。
鄂西出土的商代早期陶器盖
瞿塘峡出口与大溪交界处有人认为廪君就是从大溪顺流而下，再沿长江上溯至重庆地区的。
另一些专家则主张，廪君巴人是从西向东运动的，沿清江水流而下，可以到达宜昌，再沿长江折回西上，在渝东地区完成了他们的战略大迁徙。
……
各种各样的认识存在巨大的差异，缘于对廪君所经过的难留城、盐阳、盐水、夷城等所处的地理方位有不同的理解。这些古代的地名，很难根据文献中的只言片语界定清楚。廪君巴国的行踪仍不能确指。
商代中期，武丁中兴，商王朝空前繁荣。商王朝将他们占卜的各种或大或小的事情及其结果镌刻在甲骨上。在数以万计的甲骨片中，其中的五片上面有“”形符号，许多古文字学家均将其释读为“巴”。商王朝有关“巴方”可怜的几条记载，也总是少不了征战和杀戮。参与征伐巴方的人甚至包括了商王的妻子“妇好”，她的墓葬后来在河南省被发现。
假如这个“巴方”就是清江流域的廪君巴国，那么，至少在商代的时候，巴国的势力已经冲出清江流域，与商王朝发生了利益冲突，导致后者要三番五次对其征讨和惩罚。
事实上，那时的商王朝国势日盛，势力已经到达长江流域。他们为了获取南方丰富的铜矿资源，直接在长江边建立起了自己的军事据点。这个据点修筑为一座城湖北黄陂盘龙城，此城已经被发现和挖掘。廪君势力在清江流域的左冲右突，必然导致其走向更广阔的舞台长江。或许，也就是在长江或其北的汉水中下游，商王朝和“巴方”的战事发生了！
甲骨文上的宝贵线索给我们泄露了一点希望，巴国的行踪似初露曙光。
鄂西发现的商代早期遗物
高柄灯形器
鄂西发现的商代早期遗物
高柄灯形器
20世纪80年代，葛洲坝工程的修建，使我们有幸揭露鄂西峡江地区的古代文化。考古学家们在这里发现了早期巴人的踪迹。他们发现，在商代早期，高柄豆、鸟头形状的勺等陶器在这里占有重要地位；商代晚期，各种尖底器大盛。考古鄂西出土的商代早期鸟头形勺把学家们认为，这些陶器的主人可能是巴人，他们把这种文化称为“早期巴文化”。早期巴文化是当时鄂西峡江地区的主体文化。同时，在这一带也有少量的中原商文化因素的陶器被发掘出来，这表明，商人确实和巴人有过一定程度的接触！
商代末年，从西方兴起的周人发动了灭亡商王朝的战争。公元前1046年，在决定性的“牧野之战”中，周武王率领西土八国同心戮力，一举歼灭了商纣王的军队，建立了周朝。在这场反对殷商对各方国压迫的斗争中，巴人与活动在陕西中部的周族结成了同盟，共同反对殷商。
牧野之战前，周武王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总动员。他对每一级军官都点名勉励，并提到了出兵协助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部族或国家。学者们认为，彭人是巴人的一支，巴人也参与了武王伐纣的战争。
鄂西出土的具有商文化风格的陶缸
在惨烈的战争中，巴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跳起欢快有力的舞蹈，高唱鼓励士气的战歌，使纣王的先锋部队倒戈相向，为战争的胜局奠定了基础。
巴人参与武王伐纣，不但解除了外来的侵逼，而且密切了和中原的关系，对巴人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从此，巴国正式以一个南方的诸侯国见之于历史。
武王推翻殷商后，论功行赏，分封了不少诸侯国。按照《华阳国志》的记载，周王朝以其国姓“姬”赐姓于巴，并封以“子爵”之位。从这个时候起，这个巴国被历史学家们称为“姬巴”，或“姬姓巴国”。
姬姓巴国非但没使巴国之谜出露得更清楚，反而使历史学家们心中升起了更多的疑团。姬姓巴国和廪君巴国是一个国家吗？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华阳国志》的记载不足为据，周鄂西出土的具有商文化因素的陶鬹王朝并没有赐姓于巴。但是很多学者指出，“姬巴”是客观存鄂西地区出土的早期巴文化陶圜底罐在的。他们找到了一条很铁的证据：春秋晚期的时候，楚国的国君楚共王（公元前590年～公元前560年）有一名十分受宠的妃子，就叫做“巴姬”。研究者指出，巴姬应是巴国王室之人，是楚、巴上层通婚的产物。巴姬在楚国王室内拥有崇高的地位。楚共王在其五个儿子中遴选王位继承人时，就与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以决定谁更适合王位。
综合多方面情况看，姬姓巴国与廪君巴国是一体的，是发展到不同阶段的产物。巴国接受了周王朝的分封，意味着他已成为周的属国，成为周在南方的屏藩。在西周时期，巴国的行踪虽仍捉摸不定，但其大的范围却逐渐清晰起来。西周的景王曾说过：“巴、濮、楚、邓，吾南土矣”。在周王的眼里，巴国和楚国、邓国并列，属于南方的属国。西周时的楚国主要在现丹江一带，后来逐渐向汉水流域发展；邓国在今河南南阳市邓县一带；濮人则是广泛分布于江汉地区至重庆地区的土著民族。从楚、邓两国的地望，可以推断巴国势力已从鄂西的峡江地区，进一步向北扩张到汉水中下游地区。巴国的范围逐渐清晰起来。
可以说，巴国是西周时期南方的泱泱大国，睥睨四邻，无人能敌其锋。周王将巴国列在楚国、邓国之前，充分说明了巴国的强大。那时候，楚国不过是一个“辟在荆山”的蕞（zu佻）尔小国！只是到了后来，楚国筚路蓝缕，经过辛勤开发和大规模扩张，才一跃成为这一地区的霸主。
但是巴人并没有利用有陕西汉中盆地宝山遗址出土商代陶器下面两件具有早期巴蜀文化特征，说明巴蜀文化利的“国际形势”扩展自己。西周一代，巴人似乎十分循很早就在那里生根了，或许在商代晚期，巴人与居住在距此不远的周人就建立友谊了。规蹈矩，或许因为文献记载的缺乏，使他们看起来似乎在寂静沉默、悄无声息中度过了三百多年的时光。
2.烽火巴国
时间很快驶进了春秋。因为近邻楚国的逐渐强大和压逼，巴国也异乎寻常地活跃起来。
楚国，一个天生注定要演绎巴国对手和冤家的国家，一不留神，就偷偷长大了，他将始终伴随巴国命运的起起伏伏。
巴和楚，他们一会儿是盟友，一会儿是敌人；一会儿共同征战，一会儿互相杀戮。他们在纠缠中走过，在你进我退中游走。
巴楚战争油画
春秋时期的楚文化陶器甗
春秋时期的楚文化陶盂
春秋时期的楚文化陶豆
春秋时期的楚文化陶鬲春秋时期巴文化陶器
春秋时期的巴国史，几乎就是一部巴楚关系史。巴人与楚人既相互合作，又时有对抗。
在春秋早期，巴国的北部疆界基本还是可以确定的。《华阳国志》说：“周之仲世，（巴）虽奉王职，与秦、楚、邓为比。”即与秦、楚、邓三国交界，从地理位置看，三国交界位置大致应在鄂西北，汉水中游一带。湖北襄樊市曾经发现过春秋时期的巴式铜剑，或许可以作为巴人在这一带活动的证据。
在江汉地区，原本有权、息、邓、弦、黄、英、随等众多小国，星罗棋布地分布在长江以北至河南南阳盆地一带。这些国家，都曾得到周王的分封，本属于周的属国。他们过着小国寡民的宁静生活。但是楚国经过楚武王、楚文王、楚成王等的治理，国势日盛，羽翼渐丰，将扩张的目标瞄准了这些身边的兄弟国家，将40余个小国一一先后灭掉，走上了武力扩张的道路。楚国更是得到周王朝的特许，以防止夷人侵犯中原为借口，拓濮地千里而有之，大大增加了国土面积。
这时的巴国作为楚的近邻，在强大的楚国面前，曾一度沦为楚的附庸。巴国显得有些虚弱，他们的外交权力完全被楚国剥夺，用丧权辱国来形容也不为过。
公元前703年，巴王派遣使者韩服到楚国，通报楚王，请求与邓国交好。楚王于是派遣一个叫道朔的人带领巴人前往邓国送礼。然而事有不顺，邓国南部的鄾（y侪u）人向这一行人发动了武力袭击，抢夺走了财宝，杀死了道朔和巴人。楚王震怒，派遣使者远章去邓国问罪，邓国一点也不接受楚使的责备。这年夏天，楚国、巴国组成联军，由楚将斗廉率领，包围了鄾。邓国将军养甥、聃（d佟n）甥率师救鄾，并连续三次将巴军的进攻打退，挫败了楚、巴联军的战略意图。斗廉悄悄将楚国军队隐藏在巴军中，然后再与邓国军队大战，假意败北，诱使邓军追击，楚国军队反戈，与巴军形成夹击之势，大败邓国军队，鄾人则趁黑夜溃逃。
纵观这次战争的起因和经过，巴国要与邓国交好，需要向楚请示，征得楚国的同意，并要由楚使带领，楚完全以巴的宗主国面目出现；在军事上，虽然表面上双方是一种合作关系，实际上是巴国出兵必须要有楚国军队的参与，或者可以理解楚国出兵，春秋时期巴文化陶器忠县中坝遗址出土的巴文化陶器他们可以要求巴师配合与协助；此外，两国联军的指挥权也完全掌握在楚国手中。巴、楚联军完全是不平等的联合。巴、楚两国联合伐邓后，巴、楚之间的联盟关系继续维持了近30年。到了公元前676年，楚文王即位。巴、楚两国再次组成联军，共同讨伐位于河南南阳盆地的申国。这次战争中，由于楚国并没有把巴国军队当做兄弟部队看待，肆意打压乃至压迫巴人，巴国军队受到楚人巨大的惊扰。
自此，巴国深感两国联盟徒有其表，巴国不过是楚国大力扩张的工具而已。巴国跟随楚国并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好处，唇亡齿寒，众多小国归顺楚国，反而使巴国的生存空间受到空前的威胁。
巴国决心放弃执行已久的联盟政策。就在公元前676年楚惊巴师后，“巴人叛楚”，巴国大军征伐楚国的“那处”（今湖北荆门一带），并取得胜利，于是就以那处为界，“遂门于楚”。这次那处之战的大捷，逼得楚国军队统帅阎敖跳进涌江，游水才逃脱。阎敖回到楚都后，被楚文王所杀，最终导致阎敖家族作乱，使楚国陷入混乱之中。
那处大战，使巴国意识到了自己强劲的军事实力，极大地增强了自信心。巴国决心乘胜追击，进一步扩大战果。同年冬天，巴国借楚国内乱，再次伐楚，充分显示了连续出兵的强劲实力。到第二年春天，巴军节节推进，极大地打击了楚国。楚文王决定御驾亲征，结果在一个叫做“津”（一说今湖北枝江西，一说江陵南，即沙市）的地方被巴国军队大败。楚文王战败后，在返回郢（y佾ng）都时，楚国的守城大将（称为大阍h俦n或大伯）鬻（y俅）拳拒绝败军入城。楚文王不得已率余部转而东伐黄国，并于同年6月返国途中，至湫（qi俦，今湖北宜城东南）病逝。
经此一战，巴国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对楚的弱势，而且在军事上与楚的对抗中还占有局部优势。
但是，国与国之间的交道还要靠综合实力说话。巴国虽然战胜了楚国，其实力仍远逊于楚。为了保持对楚的政治均势，巴人采用了拉拢秦国的策略，巧妙地借秦的力量，抵消楚国的力量，达到维持秦、楚、巴三国之间战略平衡的目的。
公元前632年，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城濮之战”。晋国联合秦、齐、宋等诸侯国在城濮大败楚军。巴国认为这次机会千载难逢，是借机摆脱楚国羁绊的良机，于是派使臣向秦国献贡，表示两国通力合作的良好愿望。但由于不久以后秦、楚继续修好，所以巴、楚的关系似乎也一度不得不缓和下来。
巴人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尚武民族，巴国的政治、军事实力虽然不具备跻身争霸中原的实力，但仍然是一个二流的地区大国。楚国十分忌惮巴国，环顾楚的邻国，只有巴国未遭其主动进攻。楚人极其看重巴人的军事实力，常倚重于巴国军队，组成联军，东征西讨。在春秋时期，文献记载巴、楚组成联军就至少有三次。除了上文提到的巴、楚联合伐邓、攻申之外，他们还曾联合秦人一起灭掉庸国。
奉节县老县城这里是古代鱼邑所在地，现在因三峡水库而被拆迁。
瞿塘峡航拍图这里是春秋晚期巴楚两国的分界线庸国是江汉地区仅次于楚国和巴国的大国，在鄂西一带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其地理位置大概在今湖北房山县一带，势力最盛时，已抵达长江边的重庆奉节县。庸国及其追随者也一直受到楚国的侵逼，其反楚之心早已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