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养士
早在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就已经有从事间谍活动的专职人员，一般以“家臣”担任。《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道：“夏后之臣曰孟涂。”《左传·哀公元年》也说：“使女艾谍浇。”杜预注：“女艾，少康之臣，谍候也。”
商纣王曾秘遣崇侯虎专门对周文王进行监控，随时报告周文王的一言一行。在商朝，巫史掌握着国家政权、军事、教育、历法、司法、记事、档案保管和占卜、祭祀等大权，尤其是其中的司法跟情报活动与间谍机构的发展有紧密关联。《礼记·月令》注：“理，治狱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故后代有“大理”、“遒人”等监察之专职官。
周武王灭纣王建西周后，设置了主管内外情报的职官。他派自己的三个兄弟对纣王之子武庚进行长期监控，史称“三监”。在外事方面，设掌管天子与诸候之间朝觐、聘问、监视等事务的官职为“大行人”；受王命出使侦察的官职为“行人”（也称“行理”、“行李”）；在边境名义上接待外国人、暗里盘查的官职为“候人”；掌管关隘往来之人的官职为“关尹”；负责语言翻译的官职为“舌人”。周厉王就效仿“三监”，“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首开大范围白色恐怖统治之先河。
春秋时，夏朝家臣（即后世之“士”）从事间谍活动的遗风犹存，并且愈演愈烈，至战国达到顶峰。《左传·文公十七年》说：“郑子家使执讯而与之书，以告赵宣子。”杜预注：“执讯，通讯问之官。”此外，当时文献中出现了较为详细记载的间谍机构和职官。《周礼·秋官·土师》记载道：“士师之职……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贼，三曰邦谍，四曰邦令，五曰挢邦令，六曰为邦盗，七曰为邦朋，八曰为邦诬。”其中第一项与第三项与间谍活动直接相关。
“邦汋”之“汋”，汉代郑玄注为“斟酌”之义，“邦汋”即郑玄所注“盗取国家密事，若今时刺探尚书事。”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说：“汉时尚书掌机密，有刺探尚书秘事，斟酌私知，故举为况也。”
“邦谍”，郑玄注：“为异国反间。”陆德明解释为：“异国欲来侵伐，先遣人往间，候取其委曲，反来说之，其言谍谍然，故谓之邦谍。用兵之策，勿善于此。故《孙子兵法》云：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内外骚动，以争一日之胜，而爵禄金宝于人者，非民之将。故三军之事，莫密于反间。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惟圣贤将能用间以成，此兵之要者也。”
“邦汋”其实是“行间”；“邦谍”其实是“反间”，可见当时间谍活动的分工已臻细密。不过由于《周礼》成书年代有不同说法，所以有人认为对“士师”职务的记述，可能是后人所托。但是，即使《周礼》中有后人所增所托的内容，但从“汋”、“谍”在其中的语言意义可以看出，它们都是运用了西周的古义，当为原文原义。
齐国曾设有“里尉”一职，专门负责监视平民的出入言行，其主要职责是侦探“匹夫有不善”和“奸人”，然后上报，并“可得而诛”。晋国则在军中设有“候正”或“候奄”的官职。杜预注：“候正，主斥候。”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释为：“为军中主管侦探谍报者。”清代顾栋高《左传大事年表》卷十说：“候奄当即候正，《国语》作元候。”这些均与西周的“候人”义近。“候”，《广雅·释诂》说：“司见也。
《吕览·贵因》：武王使人候殷。”后代的“候人”、“候吏”、“候兵”、“候官”、“候讠同”等，都是与间谍侦探有关的官职。秦国设有相当国君秘书性质的官职“御史”，往往掌管情报工作。《史记·滑稽列传》说：“执法在傍，御史在后。”杨宽《战国史》认为他们是“国君的耳目”。
《孙子兵法·用间篇》说：“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前注多认为“门者”为“看守城门之人”，“舍人”为“宫中近侍”，不确。其实，“门人”
（也叫“门下”、“门子”）均为主要从事间谍情报活动者。
《史记，信陵君列传》：“诫门下，有敢为魏王使通者，死。”
《汉书，高祖纪》颜师古注：“舍人，亲近左右之通称也。”孙子说“令吾间必索知”“门者”、“舍人”的姓名及有关情况，就是为了与其进行间谍或反间谍战。这些间谍职官对后世也有较大影响。譬如三国时曹操的“霸府”，就设长史一人，司马一人，从事郎中二人，掾属二十九人，令、史、御属四十二人，舍人若干人。其中舍人负责通讯、情报工作。东吴则设有“中书通事舍人”，负责秘密侦探。
战国时记载间谍专职的主要文献是《六韬》。《六韬·龙韬·王翼第十八》说：“伏旗鼓三人。主伏鼓旗，明耳目，诡符节，谬号令，闇忽往来，出入若神……耳目七人。主往来听言视变，览四方之事，军中之情……羽翼四人。主扬名誉，震远方，摇动四境，以弱敌心……游士八人。主伺奸候变，开阖人情，观敌之意，以为间谍……术士二人。主为谲诈，依托鬼神，以惑众心。”其中“伏旗鼓”主要是制造假情报；“耳目”主要是侦察敌方情报和监控己方军队；“羽翼”主要是从事以假象迷惑敌人和宣传战；“游士”主要是刺探敌方内情；“术士”主要是以迷信鬼神对敌进行心理战。
由此可知：《六韬》反映的战国时期的间谍机构已趋于成熟，但仅限于军事领域。由于“王翼第十八”说的“股肱羽翼七十二人”是姜太公吕尚对周文王的建议，所以我们不知战国时是否已有这样的实际编制机构。不过从整篇反映出来的严密的组织结构、合理的人员编制和明确的职责任务等内容来看，不可能是空泛之谈，当有所本。
战国又盛行养士之风。最著名的是“战国四公子”养士达几千人之多。这些士，往往身怀绝技，学属多门。他们为其主子出谋划策，奔走游说，行办事务，著书立说。但其主要的作用是“出奇策异智而转危为安，易亡为存”。可视之为中国古代最早的“智囊团”。但是在这一“智囊团”中，又有许多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其谍报人员之多，活动之广，成效之大，亦为后世所罕见。所以有人称其为“战国私人间谍集团”。纵观战国的间谍活动，几乎都是这些“士”在扮演主要角色。“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养有几千士之多，其中有许多分布在魏国的周边国家中，对邻国朝廷大事无所不晓。在信陵君救赵国盗虎符的间谍活动中，他得心应手地使用了候嬴、朱亥、如姬三名间谍，成功地盗取了虎符，解了赵国之围。这种典型的间谍集团虽说不是国立的，但是已具有间谍机构的雏型。其特点是：间谍只向其主子一人负责，他人全然不知其中内情；主子根据间谍的特长，分派相应的间谍任务；间谍有固定的经费来源渠道；有严格的间谍纪律，触犯者难逃其惩罚；间谍对主子也多抱“士为知己者死”之心，一旦暴露，往往以自杀报效。
秦汉魏晋南北朝间谍机构
秦代仅有短短的十五年，但其国家体制、机构却较战国有较大的发展和完善。在间谍机构专职人员的设置上，也有其独特之处。因为统一了六国，所以秦国以往对外的间谍活动，转移到对国内有关方面的侦探，主要是针对军队和六国旧民。
为了防止兵变，秦中央政府临时设置了监军和护军（也称护军都尉），下有候、骑长等主管情报的军官。常常凭“口籍”（口令）和“铁符”（通行凭证）来盘查往来之人，从中索捕间谍。为了缉捕往来间谍奸人，又设置了“求盗”一职，名义上是掌捕盗贼，但实际上主要的任务是反间谍。秦始皇派出大批耳目，监视六国旧民，以防旧贵族暗中串通，策划谋反。有时甚至为了缉捕一个间谍，不惜滥杀一大批无辜之人。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官总考》说：“秦之法，一人有奸，邻里告知；一人犯罪，邻里坐之。”贾谊《新书·保傅篇》也说：“秦之俗，非贵辞让也，所上者告奸也。”
西汉时的“中期”或“内朝”，是主管间谍活动的国家机构。中朝官议事，往往是极其秘密的。譬如《汉书》记载：张安世以东骑将军领尚书事，“职典枢机，以谨慎周密自著。外内无间……自朝廷大臣莫知其与议”；孔光以光禄领尚书事，“凡典枢机十余年，守法度，修故事……或问光：温室省中树皆何木也？光不应，更答以他语，其不泄如是”。可见其保密纪律极其严格。此外，“督之捕盗贼，禁察逾侈”的“直指绣衣使者”和军中的“候官”、“候长”，也是负责谍报活动的官员。
三国时，除了曹操在以幕僚人员为主的“霸府”内首设负责谍报、通讯的“舍人”外，还设有秘密间谍“校事”这一职官。其职掌为最高统治者充当耳目，刺探臣民言行。以后蜀国和吴国也相继设立校事。至曹丕为帝时，校事权任益重，上察宫庙，下慑众官。其中校事卢洪、赵达等人，常以爱憎行事，擅作威福。校事刘慈更是行踪诡秘，四处窥探，数年之间，“举吏民奸罪以万数”，但其中有不少枉屈之人。后来黄门侍郎程晓上疏极言校事之弊，于是遂罢校事官。在东吴，校事也叫“中书”。孙权时有吕壹和秦博担任此职，二人精于行间暗探之术，被后人称为“用法（指行间的能力）探刻”。他们“举罪纠奸，纤介必闻”，成为孙权的“千里目”和“顺风耳”。孙皓时的校事张立，诡计多端，手法奇特，“吏民皆以之为害”，以致人人自危，惟恐被校事跟踪告密。后来在一片责难声中，“于是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
清代俞正燮《癸巳存稿七·校事》说：“魏、吴有校事官，似北魏之候官。明之厂卫，或谓之典校，或谓之校曹，或谓之校郎，或谓之校官。”
据唐代史学家杜佑在《通典·御史台》中说，当时御史台从少府中独立出来后，实际上成为直接受皇帝控制的耳目之司，监控臣下的一言一行，权力极大。“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并主张“风闻奏事”，实际是鼓励告密，因此也名之为“风闻访知”。但这是公开的监控机关。秘密侦探的设置就是校事。魏国利用这两大监控机关，有力地维护了皇权和监察群臣公民。
目前史学界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的间谍机构始于唐代的“察事厅子”，但从三国的校官设置来看，已具间谍机构成熟、完善的组织编制、人员配备、领属关系和专门任务等特征，因此，中国古代间谍机构当始于三国。譬如当时吴国的中书机构即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处，设中书令、中书仆射为其长官，掌州郡文书，奉命作诏并领校事（秘密间谍）。其下有丞、侍郎、宜诏郎、中书通事舍人（负责间谍与反间谍）等。唐肃宗时，设立“察事厅子”的李辅国，也是中书令，掌管情报工作。可见三国吴国的中书令、校事和中书通事舍人等的间谍职责及官职名称，一直至唐还有着巨大的影响。
吴国在朝中还设立“察战”的间谍官职，《三国志·吴书·孙休传》记载道：“是岁使察战到交趾调孔雀、大猪。”裴松之注：“察战，吴官名，今扬都有察战巷。”从中可窥探出当时的间谍“察战”有其固定的组织地点，所以后人称那里为“察战巷”。《三国志》还记载：“（孙）皓大怒，遣察战赍药赐奋……父子皆饮药死。”吴国在边境也设有反间谍组织，称之为“刺奸屯”，“每刺奸屯有五兵，贼曹（屯长）一人”。负责边境的反间谍和报警等任务。
南北朝时，为了监控出任方镇的宗室诸王和各州刺史，设置了“典签”一职，常由皇帝派亲信担任此职，充当皇帝的耳目。“典签皆出纳教命，执其枢要，刺史不得专其职任”，其“威权甚重，号为签师”。譬如刘宋时，宋文帝听信典签密报，杀掉了功臣檀道济。宋文帝还大量任命亲信为典签、中书令、中书舍人、尚书令等，负责担任间谍情报工作，以至于造成“诸王不王，臣不臣，典签为上”的不正常局面。史书曾记载：“典签帅，一方之事，悉以要之。”他们使诸王、刺史“行事执其权，典签掣其肘，苟利之义未伸，专违之咎已及。处地虽重，行莫由己”。典签把监控的职权范围扩大到了诸王、刺史等上层官吏，甚至专横跋扈，滥杀无辜，从而激起诸王和刺史对皇帝与典签的怨恨。当时的豫州刺史萧晃，就曾一怒之下，杀掉时时窥探其言行的典签；荆州刺史萧子响，不仅杀了典签，还起兵造反。梁以后，典签渐废。
隋唐间谍机构
隋时，隋文帝对臣下官吏的侦探日益加强，其监控组织也日趋严密。不仅有直接受皇帝控制的公开的独立监察机构---御史台，而且皇帝还设置了许多秘密的耳目。隋文帝经常派心腹亲信侦察内外百官，甚至秘密派间谍假意给贪官污吏或政治对手送贿赂，一旦官吏接受贿赂，便立即处死。在军事上，隋朝设立了左右武侯，除负责皇帝警卫外，还负责“执捕奸非”的反间谍工作和侦察皇帝途经地点的官府内情。隋朝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十七年，但其严密的间谍活动，对唐朝有着很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