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时，武则天为了镇压唐宗室旧臣的反抗，就效法隋文帝，广布间谍密探，时时暗中侦察打听这些人的踪迹，并鼓励告密，使唐宗室诸王及旧臣惶惶不可终日。唐肃宗时，太监李辅国权倾朝野，为了镇压对其不满的文臣武将，秘密成立了一个拥有数十人的间谍机构，以侦探臣僚。这些间谍称之为“察事厅子”或“察事听儿”，专门从事秘密侦探活动。只要有谁敢背后讥讽李辅国的，立即会被侦知而拘捕拷打，即使是权力很大的御史台和大理寺也不敢过问。李岘为相时，他实在无法忍受李辅国秘密特务的横行霸道，便冒死上朝叩头状告李辅国专权乱国，唐肃宗这才削夺了李辅国的权力，“察事等并停”。唐末时，李辅国设置的“察事厅子”还有其余波。唐淮南节度使高骈在广陵，曾厚资雇用了一百多人为密探，专以刺探官吏百姓的秘情隐私，人称“察子”。唐代罗隐在《广陵妖乱志》中也记载道：“得百余人，厚其官慵，以备指使，各有十余丁，纵横闾巷间，谓之察子。”
唐朝御史台的察院也充当皇帝的耳目，负责暗中侦探情报工作。“安史之乱”后，又设置了“非常官”---监军，作为皇帝的代表，“监视刑赏，奏察违谬”，对军队进行有效监控，其作用类似南北朝的典签。
关于唐代的另一个庞大的间谍机构---进奏院，历来史学家无述。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官·六院四辖·进奏院》说：“唐藩镇皆置邸舍京师，以大将主之。谓之上都留后。大历十二年，改为上都知进奏院。太平兴国六年，简知后官，得李楚等百五十人，并充进奏官……掌受诏敕及诸司符牒，辨其州府军监。”
进奏院名义上是地方藩镇势力驻守在中央京城的联络机构，向中央政府及时“进奏”各地情况，但实际上是各地藩镇势力在京城搜集中央和其他各地情报的一个间谍情报机构。他们定期把中央政府和京城内发生的一些政界、军界大事，包括官员的任免、内部的倾轧、军事情报、皇帝行踪、大臣活动等情报，向本地区的藩镇首脑即节度使秘密汇报，从而使远处外地的节度使及时准确地掌握中央的有关动向，以便制定相应的措施。
进奏院最早起源于每年各地藩镇朝集使在京城居住的临时房舍，唐太宗贞观年代起，才开始正式营造了专门的邸舍。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藩镇势力渐强，为及时了解中央的动向，便将这些邸舍美其名曰“进奏院”，暗中却使其作为情报搜集的间谍机构。到了唐代后期时，这种进奏院在长安竟多达五十几个。
这时，进奏院首脑官员的级别也较多，甚至有与中央御史大夫相当的级别。他们向藩镇传递情报的渠道主要是利用官驿。
由于进奏院这一间谍机构的出现，竟促使我国最早的新闻报纸的问世，这就是《开元杂报》。该报为雕版印刷，由进奏院人员编辑。内容涉及面很广，主要是搜集来的政治、军事情报。它不定期出版，每期单张，字数也不多，一般为每行十五字，每页十三行，一律使用楷书大字。因为它主要是提供给进奏院首脑官员和各地节度使参阅，所以印数极少，亦无一张留传下来。现在只能从中唐人孙樵的《读开元杂报》一文中，才略知一二。
唐代进奏院在中国古代间谍史上的地位，大大超过李辅国的“察事厅子”机构，其存在时间之久、规模之巨、人员之多、作用之大都是前世无可比拟的。尤其是《开元杂报》的问世，形成了中国新闻报纸的源头，同时标志着中国古代间谍情报以公开文件的形式出现的开端。各地藩镇利用进奏院对中央京城进行情报搜集，可谓是近水楼台先得月，非常及时准确。它为以后藩镇的割据叛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安禄山派来的亲信吉温为进奏院留后（首脑）搜集刺探情报，为日后叛乱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新唐书·酷吏》卷二百○九记载道：“吉温，故宰相顼之子也。性阴诡，果于事……时太子文学薛嶷得幸，引温（吉温）入见，玄宗目之曰：‘是一不良，我不用。’罢之。”后来由于吉温“佐讯”时，运用“楚械搒掠”的酷刑，受到李林甫的赞赏，吉温则说：“若遇知己，南山白额虎不足缚。”由于吉温与罗希眅大行酷刑，“相瞷为虐”，时人号为“罗钳吉网”，“公卿见者，莫敢耦语”。
在“杨国忠、安禄山方尊宠，高力士居中用事”时，“吉温皆媚附之”，但最接近安禄山，史称“兄事禄山”。吉温对安禄山曾密谂曰：“李右相虽厚待公，然不肯引共政，我见遇久，亦不显以官。公若荐我为宰相，我处公要任，则右相可挤矣。禄山大悦，亟称温才，天予亦忘前语。于是禄山领河东节度，表温自副。”杨国忠当政后，又“引拜御史中亟，兼京畿关内采访处置使”。从此，吉温便以进奏院为间谍基地，向安禄山提供了大量宫廷绝密情报。“朝廷动静辄报，不淹宿而知。天宝十三载，禄山入朝，领闲厩使，荐温武部侍郎以为副”。由于安禄山在京城有吉温把持进奏院，隐瞒了许多“外示御寇，内贮兵器”的“阴有逆谋”，而许多要求中央拨粮拨款等报告，“进奏无不允”。
后因“国忠与禄山争宠，而温昵禄山甚，国忠不善也”。杨国忠派兵突击搜查了吉温的住宅，捕杀了安禄山安插在进奏院的间谍李超和安岱。然后上奏唐玄宗，“遣人发其状。斥温澧阳长史……贬端溪尉，”最终“俄遣使者杀温等五人”。彻底捣毁了安禄山安插在京城的间谍机构---进奏院。
但是为时已晚，安禄山在吉温死后的五个月终于大举叛乱。如果说安禄山在京城没有吉温指挥的进奏院，那么其即使怀有叛心，也难于实施，不可能驾铁车长驱南下，一举攻占洛阳。从史书记载来看，吉温通过进奏院向安禄山提供的情报非常及时准确。譬如“杨国忠屡奏禄山必反”，唐玄宗便派心腹中官辅璆琳前往“觇之”。安禄山在其到来之前，便从吉温处得知内情，于是运用反间手法，使辅璆琳“得其贿赂，盛言其忠”。杨国忠见一计不成，又向唐玄宗提议召安禄山进京，并说：“召必不至。”可是由于安禄山从吉温处掌握了宫内朝廷的内部情报，断定无性命之虞，便“洎召之而至”，大大出于杨国忠的意料。安禄山乘机“涕泣言：‘臣蕃人，不识字，陛下擢臣不次，被杨国忠欲得杀臣。’玄宗益亲厚之”。
安禄山胆敢冒死进京，又不断受到唐玄宗的亲厚，最后在唐王朝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发叛乱，都是与进奏院提供的情报分不开的。
宋明清间谍机构
唐时曾设有“武德司”，掌管传布皇帝诏命。唐卢龙节度使朱泚曾以李忠正为“皇城使”。五代时的“皇城使”主要由皇帝亲信担任，以拱卫皇城，至宋代沿设。太平兴国六年（981）宋太祖改“武德司”为“皇城司”（或称“皇城探事司”），其主管人员为“皇城司斡当官”七人，“掌宫城出入之禁令”，并统率所属的“皇城卒”（或称“探事卒”和“察子”），“周流民间，密行伺察”，是对内、对外的专职谍报机构。
宋真宗时，皏门使王遵度入主皇城司，便派遣皇城卒在国内各地四处窥探侦察，并滥用侦察特权，不论皇城卒密告哪一个人，都不由分说地予以逮捕拷打。
宋仁宗时，皇城司监控的主要对象竟为宰相。苏东坡在《上皇帝书》中说：“事关廊庙，则宰相侍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皇帝又以台谏、监察御史配合皇城司行动，鼓励“风闻弹人”，奏弹不当也不负任何责任。并规定御史每月必须奏事一次，叫做“月课”，皇城卒则随时随刻可以密告。弄得朝廷百官，人人惶恐自危，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宰相章得象以默默无所作为著称，另一宰相李源，竟被取了一个“没嘴葫芦”的绰号。宋朝对外的监控活动也主要由皇城司执行。当时朝廷规定：凡出使契丹的使者，必须由两名皇城卒以外交人员的公开身份跟随出访，以便随时监视、控制使者。
南宋时，金国大间谍秦桧控制皇城司，大兴特务恐怖统治。《宋史·秦桧传》记载：“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涉谗议即捕治。”曾力荐岳飞抗金的宰相赵鼎，因与秦桧意见不合，被罢官贬谪，在边远地区仍遭到秦桧的胁迫，终不食而死。其门人故吏闻讯后，仅叹息了几声，便被皇城察事侦知，于是“亦加以罪”。这种告密与特务统治，使朝野上下日夜担心会飞来横祸，连通书信互致问候，甚至互相串门拜访，也顾忌身后跟有“尾巴”。一时京城笼罩在恐怖气氛之中。秦桧正是利用了宋高宗的怂恿支持和数百名皇城卒日夜在京城内外的侦探，才得以维持其独裁统治长达二十五年之久。
南宋华岳《翠微北征录·采探之法》说：“惟能依此置铺，召募间谍，明远斥堠，则屯边之兵无事得以休息，有事不至窘束……札探立铺，皆所以重采探，专候望也……每铺三十人，每屯各有三人。或遇有故，则甲探报甲，乙探报乙。彼此互见而不至于隔越，远近交通而不至于断绝，是谓聚探。”可见当时边境设置有专门的情报间谍机构---边铺。明初时，明太祖朱元璋效仿三国“霸府”的“校事”，设置了检校官。其职责是“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朱元璋派心腹亲信高见贤、夏煜、凌锐和杨完善等人任检校官，做为其在京城的耳目，监控臣僚。朱元璋赞扬这些检校官为“惟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由于检校官只管察听、告密，而且品位极低，没有直接扣押、审讯和处罚的权力，朱元璋便在洪武十五年（1382）特地设置了一个系统完备的间谍特务机构---锦衣卫（全称为“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名义上锦衣卫是负责皇帝安全的亲军卫队，但是实际上负有特殊的任务，即从事间谍侦控活动。锦衣卫最初是由皇帝的仪仗队“仪鸾司”改建而来，1367年时又改名为“拱卫司”，三年后又更名为“亲军都尉府”，是皇帝的专属警卫部队。锦衣卫成立后，设指挥使一人，正三品，统率包括将军、力士、校尉等官卒共一千五百多人。添设了专门的法庭和监狱，主要职责为“盗贼奸宄，街涂沟洫，密缉而时省之”。锦衣卫下属机构有南、北镇抚司，设镇抚二人，五品，掌管缉捕、审讯及行政事务。自其成立后，朱元璋便将一切重大案件委之以锦衣卫处理，所以时人称锦衣卫奉诏办案为“诏狱”。至明世宗时，锦衣卫人数竟达十五、六万，比成立时扩大了一百倍。
由于朱元璋曾做过僧人，剃过光头和做过盗贼，所以极为忌讳“生”（音同僧）、“光”、“则”（音同贼）和“道”
（音同盗），并暗中派锦衣卫去街头巷尾四处暗察，侦探有什么人在背地里触迕这些忌讳字眼，指桑骂槐地诅咒他。朝廷有些官员在上表文时，无意写了“作则垂宪”、“垂子孙而作则”、“仪则天下”和“圣德作则”等一些贺语，朱元璋便认作是骂他为“贼”，即令锦衣卫当场“廷杖”至死。一篇贺表中有一段赞美朱元璋的话：“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朱元璋读后大怒道：“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光是剃发，说我是秃子。则音近贼，骂我作过贼。”喝令锦衣卫将上表者打入死牢。另有一位老臣的表文中有“天下有道”四个字，朱元璋发怒说：“这该死的老儿还骂我是强盗呢！”
正因为有如此多疑暴戾的皇帝，所以锦衣卫也更加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了。
朱元璋赋予锦衣卫的“廷杖”特权，极为残酷。朱元璋曾下令锦衣卫将其亲侄子朱文正用“廷杖”活活打死。明武宗和明世宗也曾让锦衣卫“廷杖”几百人，当场打死几十人。成为明史上最大的“廷杖”案例。锦衣卫的酷刑名目繁多，有“全刑”，即让犯人备受械、镣、棍、拶、夹棍等五种酷刑；有使“百骨尽脱”的“琵琶刑”；有套戴三百多斤重的“枷刑”；还有断脊、刺心、坠指、灌鼻、钉指、炮烙、挺棍、燕儿飞、拦马棍和一种煮沥青以剥人皮的惨绝人寰的酷刑。《明史·刑法志》说：“刑法有创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