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在注“生间”时认为“生间”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外表要“愚”、“劣”，不易引人注意；二是体力要“骄捷劲勇”、“能忍饥寒”，以此保证在远道险阻的“往来相通”中有足够充沛的体力；三是内心要“聪明”、“心壮”、“闲于鄙事”、垢耻“，这是必须具备高度灵活的智慧和坚定深沉的性格。对其所见所闻的罪恶与丑陋言行，当采取不闻不问、熟视无睹的态度，有强烈的克制力。对任何侮辱的言行则应具有含辱忍耻的意志力。杜牧又说：“厚貌深情，险于山川，非圣人莫能知。”再次强调“厚貌深情”的间谍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杜牧对己方用间也有独到的认识。他认为有的间谍为己方服务，是因为贪图钱财。这些人往往碌碌无为，根本得不到敌方的真实情报。于是他们便会胡编乱造一些虚假情报来应付讨赏。虽然他们不是敌方所派，也不愿为敌方服务，但这些假情报将会给己方造成混乱及损失。所以对此类间谍，必须“用心渊妙，乃能酌情伪虚实也。”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用间应当是智、勇、忠之人，不可起用庸俗之人，否则可能贻误大事。
杜牧对用间与反间的斗争也有深刻的认识。他说：“凡欲攻战，先须知敌所用之人贤愚巧拙，则量材以应之。”先计量敌方间谍的虚实强弱，再派遣己方相应的间谍去活动，使已方各等级的间谍所用得当，各尽其能和有的放矢。犹如孙膑赛马之计：我上对敌中；我中对敌下，我下对敌上，虽一负但终以二胜而占其上风。
杜牧特别重视用间中的“厚利”，他说：“若敌间以利导之，尚可使为我反间，因此乃知厚利亦可使乡间、内间也。此言使间非利不可。”这与李靖用间思想完全一致。它从正反两方面辩证地反映了“无常敌，无常友，而有常利”的战略变化规律。总之，杜牧的用间思想核心为“非间不可，使间非利不可”。
《草庐经略》
《草庐经略》，无名氏撰。从书名看，作者无疑是以隐居茅庐的诸葛亮自命，因此作者当为一位隐士。从书中内容推断，它约成书于明万历初年（1573年左右）。清代宋庆曾为其作《序言》说：“近时《武备志》、《读史兵略》诸书虽该博过此，而精当逊之，亦谈兵者不可缺少之书。”后人称其为“中国兵学通论”。
《草庐经略》有“诡谲、尚秘、军号、斥堠、间谍、乡导、防伏、内应”等专章，均论及到用间。
书中说：“用间之法，尤极其精，不可不阐其义。五间俱起，固当聪而角其同。即一间之中，不可不多其人。以觇言果同否，则始为真。五间各不令相知，生间之人，亦当择其彼此素不相识者而遣之，则其所谓敌情各述所闻，吾始得较量其同否，而察其真伪。”这是说派遣多名互不相识之人，同时去行间探情，返回后，用间者则根据各人的报告，予以考察辨别情报的真伪，是一种实用的情报辨识术。
书中又说了为什么要派遣互不相识之人为间谍的理由：“何者？为间之人一相知，则必符同其说，以巧用其奸，而吾反为间所诳矣。故为间之人不一，而知间之人惟我，详询而观其诚，参订以抉其微，幻如乌有，秘若鬼神，敌虽善扃，能遁其情乎？”这里说明了一个用间计谋：行间必须单线联系。即间谍与大本营的纵向联系，不容许间谍与间谍之间的横向联系，以此来加强其保密性和保证行间的成功性。但是有一点，书中没有认识到，那就是纵向单线联系，并非仅仅为了防止间谍之间“同其说”和“较量其同否而察其真伪”，更重要的是为了保证行间计划的顺利实施和间谍本身的安全。
在用间的利弊上，书中认为：“或用间以成功，或凭间以倾败，间可常恃耶？”这一观点颇有新意。即间可用而不可恃。这一用间思想在此后被何守法的《投笔肤谈·谍间篇》所接受采纳。
在防奸反谍方面，《草庐经略》重视以联络暗号来予以防范。这类暗号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物品或文字。为了更为保密，还须设制“外号”和“内号”，“不知号者，必奸细也”。在充当策应内间方面，书中认为：“选我慧黠之士，其精锐一可当百者，佯为商贾，先事而往。”当己方“兵临城下，应者夜焚民居，火光四彻，诈呼敌入，兵民嚣乱，乘机成事”。如果敌城防守坚固，久攻不下，则采用一种用间谋略：“久而围之，猝解而远去。彼受困之城，米珠薪桂，卖薪负贩，彼必无疑。”间谍乘敌城久困乏资之际，化装成想乘机发战争财的贪利小贩商人，不易引起怀疑。己方军队则乘敌城开门贩卖售买物品、放松警惕之机，“外兵倍道而袭，”与间谍里应外合，攻克敌城。不过《草庐经略》也慎重地告诫道：“大抵奸细在内，宜早应之于外，久则败露，非胜算也。”
《草庐经略》的用间思想，在战略和战术两方面，均较之前世有所发展，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尤其在“恃间”的利弊、“五间俱起”的具体实施、利用商人为间等方面，均有着极为精辟的见解。可惜以往常被谈兵论间者所忽视，一直泯埋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可行的运用。
《投笔肤谈》
何守法，号“西湖逸士”，生平事迹不详。所撰《投笔肤谈》，约成书于明万历年间（约1600年左右）。从书尾题“浙江解元钟吴何守法撰音点注”，可知其为明万历年间解元。此书上下两卷十三篇，作者在“引言”冲说：“仿《孙子》之遗旨，出一隙之管窥，谬成十三篇，题曰：投笔肤谈”；“篇名虽与《孙子》相参，文义则别。”
《投笔肤谈》十三篇中有“谍间第五”、“敌情第六”、“方士第十”三篇涉及到用间理论，可综合概括为四个部分。
知敌情“不费己力”
何守法说：“非谍何以索其情，非间何以投其术哉？”用间时把敌“情”与我“术”联系起来，从而因敌而制胜。他提出了一个“不费己力而功自功”的用间术：“伐人以主”、谋人以臣“、”散交合斗“。即利用敌间去”伐其主“、”谋其臣“和”合其斗“。何守法又用譬喻来形象地说明这一点：
“虎口拔牙、送肉饲虎、扛戈追虎和投石击虎的人，没有不被虎吃掉的。应当让别人去拔虎牙，送肉饲虎和追虎、击虎，自己则不必亲自去做；最妙的是自己隐蔽起来投石去击虎诱虎，使别人受其害。”何守法对此总结道：“此以虎喻敌……身当其虎，必被所伤；使人当之，则可旁观而取其利。”这说的是利用敌间反间。但是在现实用间中，这一“间谍妙计”不易运用自如。因为你想“使人当之”，别人也想“使你当之”；你想“旁观而取他利”，他人也想“旁观以取你利”。须择时而用。
“得敌情乘而勿失”
何守法说：“敌不示我以情，亦犹我不以情示敌”；“敌情亦难得。”正因为敌我双方都千方百计要防止机密的泄露，所以情报就非常难以得到，即使得到了一些敌情，也往往是假多于真，甚至全是假情报。因此，“如得敌情（指较可靠真实的情报），乘而勿失。不得敌情，形之乃知。能形敌而得其情者，兵之妙也。”情报难得，稍纵即逝，必须乘机迅速行动而决不可错过机会。何守法提出了一条获取情报的新途径，即“敌之情状，有用间而得者，亦有因形而得者”；“形敌而得其情”。在“用间不得敌情”的被动局面下，采用故意调动军队，制造假象的示形之法，来诱骗敌方暴露出他的虚实真伪，这也是一条巧妙的用间术，应予以重视。
乱敌方“先察后行”
“先察”是说“当先采物价之腾平，察风俗之好尚，目间人事之喜怒，觇上下之乘和”。这里注意到了利用平常的合法场所和普通的方法去“察敌情”。但为了不被敌方故意制造的假象所骗，则应当“谍之所告，心当预明”，需要明察详辨。“后行”是说“然后因隙间亲，因佞间忠，因利间争，因疑间废，诳其语言，乱其行止，离其腹心，散其交与”。先得敌情，方可乱敌。
间谍“可用而不可恃”
何守法在《谍间第五》篇末总结道：“故间谍可用而不可恃。用之者智也，恃之者愚也。”他又说：“用之，谓善用之也。非识机者不能，故曰智；恃之，即信听之不察，故曰愚。智、愚分而胜、负判。”
何守法在书中还提到了一些间谍技术，如“刻木为鸟，束蒿为人，树栅为城，结草为阵，封鸽代谍”等，与其用间理论相得益彰。总之，何守法的用间思想已经较明确地注意到敌我双方用间的相互性和一致性，又极明确地提出了“间可用而不可恃”的正确观念，大大充实了以往的用间理论，填补了有关的空白，成为明代间谍理论的殿军。
《兵经百字》
揭暄，字子宜。生卒年代不详，清初人。据载：揭暄“少负奇气，喜论兵，慷慨自任。独闭门户精思，得其要妙，著为《兵经》、《战书》，皆古所未有。学使吴炳见之，惊曰：此异人异书也。”《兵法》又称《兵经百字》、《兵镜百篇》和《兵法圆机》。揭暄曾起兵抗清，失败后隐居山林，郁闷而死。《兵经百宇》分“智”、“法”、“术”三部，将军事上各方面的问题概括归纳为一百个字，每字之下都有解说论述，具有较高的军事学术价值。揭暄的用间思想散见于《兵经百字》各篇之中，现予以分述。
“预布叠筹”
揭暄在全书首端开门见山便谈间：“在作战中，要抓住战机和造势，在准确地识别和判断敌情后，再与之交战才有胜利把握……要从我变来推知敌变，再由敌变来决定我变，并能控制局势，向有利于己方的方向转化……总之，预先早有准备，筹划多个可供选择的方案，都要以周全谨慎为基础，能巧妙地使用反间，才算是做到了诡秘。”这里讲的是“识敌”、“判敌”、“交敌”、“控敌”、从而“胜敌”的一个完整的系统过程。特别要着重指出的是“预布叠筹”，即：预先早有准备，筹划多个可供选择的方案。这一用间思想是一个重大突破和发展，它已将用间提到了有效组织、周密计划、科学管理的一个新高度来论述。揭暄认识到用间的多变性和复杂性，所以十分重视“预布”，用相应的预设方案，快速、及时、可供选择地去应付各种突发事变。这种“预布叠筹”的用间思想，要求有大胆的假想思维和丰富的用间经验，尽可能地顾及到各方面可能出现的前因后果及利益弊端，以供用间决策者有更大的思考空间、选择余地和更多的处理解决问题的方式手段。用间决策者既可以依据具体事变而选择某一相应预设方案，又能从其它方案中取长补短，制定出一项最优的行动方案。揭暄这一用间思想，具有重大的借鉴实用价值，实为现代谍报学之先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