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韬·三疑第十七》又说:“攻强以强,离亲以亲,散众以众……欲离其亲,因其所爱,与其宠人,与之所欲,示之所利。因以疏之,无使得志……既离其亲,必使远民,勿使知谋,扶而纳之,莫觉其意,然后可成。”这是着眼于敌方最高层内部的间谍活动。其中“离亲以亲”(要离间敌方亲信,必先收买这个亲信的亲信)的用间思想,具有颇为神奇的作用。因为用这个亲信的亲信去进行离间活动,既能深得内情,有很大的成功把握,而且又因为是间接行间,所以不会引起怀疑,以至于“敌方的亲信”被推上断头台也不知道是谁在背后捣的鬼。
《龙韬·阴符第二十四》、《阴书第二十五》,最早最系统地提出了情报传递的秘密手段---阴符和阴书。阴符、阴书的出现,在间谍情报传递方式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现代密码技术的源头。
《六韬》中的用间与反间理论,已趋于成熟,可视之为一部间谍理论教材。虽然它在用间战略思想上还没能超出《孙子兵法》,但是在用间战术方式上则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成为古代间谍理论史的一块重要里程碑。
《李靖兵法》
李靖,唐初著名军事家。因功晋封为卫国公,所以又称李卫公。(571~649)唐高祖李渊曾赞誉他说:“古之名将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岂能及也。”李靖著有《李靖六军镜》三卷,原书已佚,其部分内容保存在《通典》之中。清代学者汪宗沂据多种类书的李靖佚文,辑成《卫公兵法辑本》,使李靖兵法得以流传。
自《六韬》问世后至唐代,无论兵书及间谍理论的数量和质量,都没能超过《孙子兵法》和《六韬》。虽然史书的艺文志著录的兵书有数十种,但可惜几乎全部失传。尤其是战争场面波澜壮阔的三国时期,竟也没有记述较为完整系统的间谍理论传世。这一方面是因为兵燹战火所致,另一方面是因为西汉董仲舒倡导“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所致。
因此,《李靖兵法》中的间谍理论,成为承上启下之作。
《李靖兵法·将务兵谋》一章中,有论及间谍的大段叙述,可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八间”---“夫战之取胜者,此岂求之于天地乎?在因人以成之。历观古人之用间,其妙非一,即有间其君者,有间其亲者,有间其贤者,有间其能者,有间其助者,有间其邻好者,有间其左右者,有间其纵横者。”
李靖特别注重于主动派间谍去离间敌方,这较之《孙子兵法》以反间为本则更为积极主动。此“八间”可归为两大类:内政类和外交类。内政类为“间君”、“间亲”、“间贤”、间能“、”间左右“;外交类为”间助“、”间邻好“、”间纵横“。李靖并举了古代六名著名间谍”子贡、史廖、陈轸、苏秦、张仪、范睢“为例,来说明”皆凭此术而成功“的观点。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李靖提出了”历观古人之用间,其妙非一“的思想。这与其前的孙子”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和其后的岳飞”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军事思想如出一辙,强调用兵、用间均无”常法“,须随机应变,灵活机动。
第二部分是”五道“---”且间之道,其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潜伺察而致词焉;有因其仕子,故泄虚假,令告示焉;有因敌之使,矫其事而返之焉;有审择贤能,使觇彼向背虚实而归说之焉;有佯缓罪戾,微漏我伪情浮计,使亡报之焉。“此”五道“是对《孙子兵法·用间篇》中”五间“的具体解释和阐发。清代朱逢甲在《间书》中说:“李卫公兵法所言五间,与孙子兵法相表里。”如“因其邑人”(利用当地人)即“因间”;“因其仕子”(利用敌方官员)即“内间”;“因敌之使”(利用敌国使臣)即“反间”;“审择贤能”(审慎选择有才能之人)即“生间”;“佯缓罪戾”(假意释放罪犯)即“死间”。
第三部分是“四因敌”---一因“敌有宠嬖”;二因“敌有重臣失势”;三因“敌有亲贵左右”;四因“敌若使聘于我”。
这段论述属于用间战术,指进一步离间敌方的具体手段。李靖另外也提到“若(敌)上骄下怨”,可用“离而间”的方法。对敌方的“宠嬖”、“重臣”、“亲贵左右”的离间,是照应上文的“间亲”、“间贤”、“间能”;对敌方的“使节”的离间,则是呼应上文的“间助”、“间邻好”、“间纵横”。论述一层深入一层,说明也越来越具体。李靖再三强调:要达到离间敌方的目的,则必须“啖于厚利”。要以“珍玩”、“珍宝”、“珍味”等去“啖敌”,否则便无从下手。这一思想虽然有其片面性,但它确实是古今用间的常规手法之一。
第四部分是“一利一弊”---“用间以间人,人亦用间以间己;己以密往,彼以密来,理须独察于心,参会于事,则不失矣……夫水所以能济舟,亦有因水而覆没者。间所以能成功,亦有凭间而倾败者。”
这一部分是李靖用间思想的精华所在。他将己方主动的间谍行动与对敌方的反间并举而论,比《孙子兵法》有了更全面的发展。他又反复强调在反间中假情报的运用(共五次),可见对其极为重视。相反,他也深刻地认识到敌方的假情报同样也会对己方造成巨大的危害。因此,他慎重明确地提出了“用间以间人,人亦用间以间己”、“间所以能成功,亦有凭间而倾败者”这一著名的用间辩证思想,开辟了反间谍理论的一个崭新天地。
李靖又进一步精辟地论述了反假情报和反离间的两个正确方法:一是对于各类情报,必须“独察于心,参会于事”,从理念和实际两方面去分析考察,这其实就是情报的验证、辨析和判定。二是对君主必须“忠以尽节,信以竭诚”,以此加强己方阵营的反离间防御,不被敌间乘隙而入。重视攻与守的结合,大大推动发展了古代的用间理论。但是遗憾的是,李靖只是论及了文武大臣对国君的“忠以尽节”,而没有涉及到国君对文武大臣的信赖,仅限于单方面的忠信这是很不够的,也是很危险的,如果敌间不去“间亲”、“间贤”、“间能”,而是像李靖已经提到的“间君”,那么“忠以尽节,信以竭诚”的文武大臣便岌岌可危了,这些防御敌间的措施也将随着君主的疑心而土崩瓦解。
李靖还在《部伍营阵》篇内多次并详细地论述了“耳目”、“探候”、“听子”、“游奕”、“烽燧”、“防奸人”、“远探”、“地听”等侦察敌情、防间反谍和窃听等间谍活动方法及技术手段,堪称为一部“间谍小百科全书”。总观其要,《李靖兵法》用间思想的精华具有战略指导和战术启发的意义,可将其概括为四句话:用间其妙非一;察于心而参于事;间能成亦能败;忠以尽节。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也称《太白阴经》,是唐代李筌撰著的一部兵书。李筌,号“少室山达观子”,其生平事迹,史书语焉不详。据《新唐书·艺文志》,他曾著有《阃外春秋》十卷、《孙子兵法》二卷、《太白阴经》十卷等五种著作。本世纪初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有唐抄本《阃外春秋》两种,但已残缺不全,其中李筌的进书表的末尾署道:“天宝二年六月十五日少室山布衣臣李筌上表。”可见其主要活动约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约712~756)。《神机制敌太白阴经》成书后流传不广,直至清代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才征集到一个抄本,所以存有多处残缺讹误。李筌有其独特的用间思想,他在《太白阴经》中专门辟有论述间谍的章节:《行人篇第二十三》。这是继《孙子兵法·用间篇》至唐的一千三百多年中,惟一一部设有间谍专章的兵书。称间谍为“行人”,是李筌首称,也是有他的双重寓意的。一是“行人”即“出行之人”,李筌举古代伊尹、吕望、李斯、韩信、荀眃、贾允、崔浩等人为例,这些人均为出行此国而实为彼国行间任事之人;二是“行人”在古时本身便具有间谍性质,略同于《孙子兵法》说的“生间”。由此可知李筌着重于往返于敌我、具有活动性的“行人”间谍,这是非常现实的,也是后代“五间”中的主要行间类别。
李筌说:“将帅能够收买敌人而任用他,以此来获取敌人的情报,那么战争还怕会不胜利吗?所以说:收买、搜罗了敌人的贤能,敌国就会倾败、空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很明显,李筌的用间观是着眼于一个“人”字,无论敌我,只要是贤能之人,必当千方百计予以提拔重用或收买搜罗。他深刻地认识到:人有能力大小之分,能力大的人不论在哪一方面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只有一般能力的人则应不予使用。李筌这一把人的因素放在一切之首的用间人才观,无疑是正确的,值得后人重视借鉴。
李筌又说:“用间有两个方面:一是利用敌方以合法身份前来侦探的间谍,己方可以给他高官厚禄,并详察他的言语,从而打乱他的间谍活动计划。如果敌方间谍投降己方就委以重任;如果是假投降就杀掉灭口。二是己方派间谍去探察敌国君主、大臣、左右、执事谁贤谁愚;内外近侍谁贪谁廉;传令官员、门客幕僚谁君子谁小人;探知这些情报后,才能因势行动。”李筌先论反敌方间谍的具体措施,后述派己方间谍的主要任务,从中可以看出:李筌依然着眼于人的素质优劣、能力大小和操行高下。
关于反间谍,李筌又提到用“察其辞”的交谈技巧来诱套、辨察敌方的情报。他在《数有探心篇第八》中对此详细加以叙述:
“因其心,察其容,听其声,考其辞。言不合者反而求之,其应必出。既得其心,反射其意,符应不失。”
这是很有见地的。在与敌方间谍交谈时,首先要估摸对方的心理,其次要察颜观色,揣测对方的内心变化,然后还要听对方的语言声调,最后再“考辨”对方的言语。将此四者综合分析,得出一个对敌方间谍的总印象。如果对方说的与他“心、容、声”所反映的不一致,那么就“反而求之”。李筌又说:“既得其心,反射其意。”只要掌握了对方的心理,就可根据他说“是”(其实为“不是”)或他说“不是”
(其实为“是”)来完全控制调动对方。
李筌又详述了对不同的间谍对象采取不同的交谈技巧,他说:
“夫探仁人之心,必以信,勿以财。探勇士之心,必以义,勿以惧。探智士之心,必以忠,勿以欺。探愚人之心,必以蔽,勿以明。探不肖之心,必以异,勿以常。探好财之心,必以贿,勿以廉。”
正因为投不同对象之所好,所以能使对方与你有“共同语言”,这就容易诱使对方了。李筌对此总结道:“同其道,人所欲听;异其表,听而不晓。如此则不测浅,不测深;吾得出无间,入无阻。”李筌关于用间时交谈技巧的大段论述,在古兵书中极为罕见,他实际是开辟了“用间心理学”和“用间语言学”的新领域,在间谍理论史上具有首创之功。
李筌还极为重视用间的保密性。他说:“施展谋略权术就会使谲诈欺骗应运而生。邻国之间有往来就会有间谍活动,这就必须要起用深藏不露之人来行间谍之事。”他又说:“三军之密者,莫密于行人。行人之谋未发,有漏者,与告者皆死。”间谍计谋与行动,须做到“若鹰隼之入重林,无其踪;若游鱼之赴深潭,无其迹。”这样,即使是古时传说中最善于观察的“离娄”也“不见其形”;最擅长听闻的“师旷”也“不聆其声”。要争取达到“微乎、微乎,与纤尘俱飞”,完全无影无踪的地步。
李筌尚道,在《太白阴经》中也不免有迷信成份和阴阳占验等糟粕,这是应当批判的。
《杜牧注<孙子>》
杜牧(803~852),字牧之。唐代著名学者。其祖父为编撰《通典》的史学家杜佑。世称杜牧“最喜论兵”,多研讨“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杜佑与杜牧祖孙两代均对《孙子兵法》予以详注,尤其是杜牧,清人毕以珣《孙子叙录》称“杜牧注最为详赡”。杜牧曾引用142个古战例和18部古兵书来注解佐证《孙子兵法》,是《孙子兵法》自曹操首注后至唐以来最为详尽的注本,突出表现了杜牧稳重、谨慎的用间思想。
杜牧在注“内间”时说:“敌之官人,有贤而失职者;有过而被刑者;亦有宠嬖而贪财者;有屈在下位者;有不得任使者;有因败丧以求展已之才能者;有翻覆变诈常持两端之心者。如此之官,皆可以潜通问遗,厚赂金帛而结之。因求其国中之情,察其谋我之事,复间其君臣,使不和同。”
杜牧在这里将《孙子兵法》的“内间”涵义更为详细具体化了,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用间思想,即:内间的任务可以是多重的。既可以搜集敌国情报,离间敌方君臣,也可以探获敌方间谍对付己方的阴谋。这就把内间的作用扩大了,改变了以往认为内间只执行单一任务的旧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