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韬·三疑第十七》又说：“攻强以强，离亲以亲，散众以众……欲离其亲，因其所爱，与其宠人，与之所欲，示之所利。因以疏之，无使得志……既离其亲，必使远民，勿使知谋，扶而纳之，莫觉其意，然后可成。”这是着眼于敌方最高层内部的间谍活动。其中“离亲以亲”（要离间敌方亲信，必先收买这个亲信的亲信）的用间思想，具有颇为神奇的作用。因为用这个亲信的亲信去进行离间活动，既能深得内情，有很大的成功把握，而且又因为是间接行间，所以不会引起怀疑，以至于“敌方的亲信”被推上断头台也不知道是谁在背后捣的鬼。
《龙韬·阴符第二十四》、《阴书第二十五》，最早最系统地提出了情报传递的秘密手段---阴符和阴书。阴符、阴书的出现，在间谍情报传递方式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现代密码技术的源头。
《六韬》中的用间与反间理论，已趋于成熟，可视之为一部间谍理论教材。虽然它在用间战略思想上还没能超出《孙子兵法》，但是在用间战术方式上则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成为古代间谍理论史的一块重要里程碑。
《李靖兵法》
李靖，唐初著名军事家。因功晋封为卫国公，所以又称李卫公。（571～649）唐高祖李渊曾赞誉他说：“古之名将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岂能及也。”李靖著有《李靖六军镜》三卷，原书已佚，其部分内容保存在《通典》之中。清代学者汪宗沂据多种类书的李靖佚文，辑成《卫公兵法辑本》，使李靖兵法得以流传。
自《六韬》问世后至唐代，无论兵书及间谍理论的数量和质量，都没能超过《孙子兵法》和《六韬》。虽然史书的艺文志著录的兵书有数十种，但可惜几乎全部失传。尤其是战争场面波澜壮阔的三国时期，竟也没有记述较为完整系统的间谍理论传世。这一方面是因为兵燹战火所致，另一方面是因为西汉董仲舒倡导“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所致。
因此，《李靖兵法》中的间谍理论，成为承上启下之作。
《李靖兵法·将务兵谋》一章中，有论及间谍的大段叙述，可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八间”---“夫战之取胜者，此岂求之于天地乎？在因人以成之。历观古人之用间，其妙非一，即有间其君者，有间其亲者，有间其贤者，有间其能者，有间其助者，有间其邻好者，有间其左右者，有间其纵横者。”
李靖特别注重于主动派间谍去离间敌方，这较之《孙子兵法》以反间为本则更为积极主动。此“八间”可归为两大类：内政类和外交类。内政类为“间君”、“间亲”、“间贤”、间能“、”间左右“；外交类为”间助“、”间邻好“、”间纵横“。李靖并举了古代六名著名间谍”子贡、史廖、陈轸、苏秦、张仪、范睢“为例，来说明”皆凭此术而成功“的观点。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李靖提出了”历观古人之用间，其妙非一“的思想。这与其前的孙子”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和其后的岳飞”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军事思想如出一辙，强调用兵、用间均无”常法“，须随机应变，灵活机动。
第二部分是”五道“---”且间之道，其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潜伺察而致词焉；有因其仕子，故泄虚假，令告示焉；有因敌之使，矫其事而返之焉；有审择贤能，使觇彼向背虚实而归说之焉；有佯缓罪戾，微漏我伪情浮计，使亡报之焉。“此”五道“是对《孙子兵法·用间篇》中”五间“的具体解释和阐发。清代朱逢甲在《间书》中说：“李卫公兵法所言五间，与孙子兵法相表里。”如“因其邑人”（利用当地人）即“因间”；“因其仕子”（利用敌方官员）即“内间”；“因敌之使”（利用敌国使臣）即“反间”；“审择贤能”（审慎选择有才能之人）即“生间”；“佯缓罪戾”（假意释放罪犯）即“死间”。
第三部分是“四因敌”---一因“敌有宠嬖”；二因“敌有重臣失势”；三因“敌有亲贵左右”；四因“敌若使聘于我”。
这段论述属于用间战术，指进一步离间敌方的具体手段。李靖另外也提到“若（敌）上骄下怨”，可用“离而间”的方法。对敌方的“宠嬖”、“重臣”、“亲贵左右”的离间，是照应上文的“间亲”、“间贤”、“间能”；对敌方的“使节”的离间，则是呼应上文的“间助”、“间邻好”、“间纵横”。论述一层深入一层，说明也越来越具体。李靖再三强调：要达到离间敌方的目的，则必须“啖于厚利”。要以“珍玩”、“珍宝”、“珍味”等去“啖敌”，否则便无从下手。这一思想虽然有其片面性，但它确实是古今用间的常规手法之一。
第四部分是“一利一弊”---“用间以间人，人亦用间以间己；己以密往，彼以密来，理须独察于心，参会于事，则不失矣……夫水所以能济舟，亦有因水而覆没者。间所以能成功，亦有凭间而倾败者。”
这一部分是李靖用间思想的精华所在。他将己方主动的间谍行动与对敌方的反间并举而论，比《孙子兵法》有了更全面的发展。他又反复强调在反间中假情报的运用（共五次），可见对其极为重视。相反，他也深刻地认识到敌方的假情报同样也会对己方造成巨大的危害。因此，他慎重明确地提出了“用间以间人，人亦用间以间己”、“间所以能成功，亦有凭间而倾败者”这一著名的用间辩证思想，开辟了反间谍理论的一个崭新天地。
李靖又进一步精辟地论述了反假情报和反离间的两个正确方法：一是对于各类情报，必须“独察于心，参会于事”，从理念和实际两方面去分析考察，这其实就是情报的验证、辨析和判定。二是对君主必须“忠以尽节，信以竭诚”，以此加强己方阵营的反离间防御，不被敌间乘隙而入。重视攻与守的结合，大大推动发展了古代的用间理论。但是遗憾的是，李靖只是论及了文武大臣对国君的“忠以尽节”，而没有涉及到国君对文武大臣的信赖，仅限于单方面的忠信这是很不够的，也是很危险的，如果敌间不去“间亲”、“间贤”、“间能”，而是像李靖已经提到的“间君”，那么“忠以尽节，信以竭诚”的文武大臣便岌岌可危了，这些防御敌间的措施也将随着君主的疑心而土崩瓦解。
李靖还在《部伍营阵》篇内多次并详细地论述了“耳目”、“探候”、“听子”、“游奕”、“烽燧”、“防奸人”、“远探”、“地听”等侦察敌情、防间反谍和窃听等间谍活动方法及技术手段，堪称为一部“间谍小百科全书”。总观其要，《李靖兵法》用间思想的精华具有战略指导和战术启发的意义，可将其概括为四句话：用间其妙非一；察于心而参于事；间能成亦能败；忠以尽节。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也称《太白阴经》，是唐代李筌撰著的一部兵书。李筌，号“少室山达观子”，其生平事迹，史书语焉不详。据《新唐书·艺文志》，他曾著有《阃外春秋》十卷、《孙子兵法》二卷、《太白阴经》十卷等五种著作。本世纪初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有唐抄本《阃外春秋》两种，但已残缺不全，其中李筌的进书表的末尾署道：“天宝二年六月十五日少室山布衣臣李筌上表。”可见其主要活动约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约712～756）。《神机制敌太白阴经》成书后流传不广，直至清代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才征集到一个抄本，所以存有多处残缺讹误。李筌有其独特的用间思想，他在《太白阴经》中专门辟有论述间谍的章节：《行人篇第二十三》。这是继《孙子兵法·用间篇》至唐的一千三百多年中，惟一一部设有间谍专章的兵书。称间谍为“行人”，是李筌首称，也是有他的双重寓意的。一是“行人”即“出行之人”，李筌举古代伊尹、吕望、李斯、韩信、荀眃、贾允、崔浩等人为例，这些人均为出行此国而实为彼国行间任事之人；二是“行人”在古时本身便具有间谍性质，略同于《孙子兵法》说的“生间”。由此可知李筌着重于往返于敌我、具有活动性的“行人”间谍，这是非常现实的，也是后代“五间”中的主要行间类别。
李筌说：“将帅能够收买敌人而任用他，以此来获取敌人的情报，那么战争还怕会不胜利吗？所以说：收买、搜罗了敌人的贤能，敌国就会倾败、空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很明显，李筌的用间观是着眼于一个“人”字，无论敌我，只要是贤能之人，必当千方百计予以提拔重用或收买搜罗。他深刻地认识到：人有能力大小之分，能力大的人不论在哪一方面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只有一般能力的人则应不予使用。李筌这一把人的因素放在一切之首的用间人才观，无疑是正确的，值得后人重视借鉴。
李筌又说：“用间有两个方面：一是利用敌方以合法身份前来侦探的间谍，己方可以给他高官厚禄，并详察他的言语，从而打乱他的间谍活动计划。如果敌方间谍投降己方就委以重任；如果是假投降就杀掉灭口。二是己方派间谍去探察敌国君主、大臣、左右、执事谁贤谁愚；内外近侍谁贪谁廉；传令官员、门客幕僚谁君子谁小人；探知这些情报后，才能因势行动。”李筌先论反敌方间谍的具体措施，后述派己方间谍的主要任务，从中可以看出：李筌依然着眼于人的素质优劣、能力大小和操行高下。
关于反间谍，李筌又提到用“察其辞”的交谈技巧来诱套、辨察敌方的情报。他在《数有探心篇第八》中对此详细加以叙述：
“因其心，察其容，听其声，考其辞。言不合者反而求之，其应必出。既得其心，反射其意，符应不失。”
这是很有见地的。在与敌方间谍交谈时，首先要估摸对方的心理，其次要察颜观色，揣测对方的内心变化，然后还要听对方的语言声调，最后再“考辨”对方的言语。将此四者综合分析，得出一个对敌方间谍的总印象。如果对方说的与他“心、容、声”所反映的不一致，那么就“反而求之”。李筌又说：“既得其心，反射其意。”只要掌握了对方的心理，就可根据他说“是”（其实为“不是”）或他说“不是”
（其实为“是”）来完全控制调动对方。
李筌又详述了对不同的间谍对象采取不同的交谈技巧，他说：
“夫探仁人之心，必以信，勿以财。探勇士之心，必以义，勿以惧。探智士之心，必以忠，勿以欺。探愚人之心，必以蔽，勿以明。探不肖之心，必以异，勿以常。探好财之心，必以贿，勿以廉。”
正因为投不同对象之所好，所以能使对方与你有“共同语言”，这就容易诱使对方了。李筌对此总结道：“同其道，人所欲听；异其表，听而不晓。如此则不测浅，不测深；吾得出无间，入无阻。”李筌关于用间时交谈技巧的大段论述，在古兵书中极为罕见，他实际是开辟了“用间心理学”和“用间语言学”的新领域，在间谍理论史上具有首创之功。
李筌还极为重视用间的保密性。他说：“施展谋略权术就会使谲诈欺骗应运而生。邻国之间有往来就会有间谍活动，这就必须要起用深藏不露之人来行间谍之事。”他又说：“三军之密者，莫密于行人。行人之谋未发，有漏者，与告者皆死。”间谍计谋与行动，须做到“若鹰隼之入重林，无其踪；若游鱼之赴深潭，无其迹。”这样，即使是古时传说中最善于观察的“离娄”也“不见其形”；最擅长听闻的“师旷”也“不聆其声”。要争取达到“微乎、微乎，与纤尘俱飞”，完全无影无踪的地步。
李筌尚道，在《太白阴经》中也不免有迷信成份和阴阳占验等糟粕，这是应当批判的。
《杜牧注＜孙子＞》
杜牧（803～852），字牧之。唐代著名学者。其祖父为编撰《通典》的史学家杜佑。世称杜牧“最喜论兵”，多研讨“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杜佑与杜牧祖孙两代均对《孙子兵法》予以详注，尤其是杜牧，清人毕以珣《孙子叙录》称“杜牧注最为详赡”。杜牧曾引用142个古战例和18部古兵书来注解佐证《孙子兵法》，是《孙子兵法》自曹操首注后至唐以来最为详尽的注本，突出表现了杜牧稳重、谨慎的用间思想。
杜牧在注“内间”时说：“敌之官人，有贤而失职者；有过而被刑者；亦有宠嬖而贪财者；有屈在下位者；有不得任使者；有因败丧以求展已之才能者；有翻覆变诈常持两端之心者。如此之官，皆可以潜通问遗，厚赂金帛而结之。因求其国中之情，察其谋我之事，复间其君臣，使不和同。”
杜牧在这里将《孙子兵法》的“内间”涵义更为详细具体化了，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用间思想，即：内间的任务可以是多重的。既可以搜集敌国情报，离间敌方君臣，也可以探获敌方间谍对付己方的阴谋。这就把内间的作用扩大了，改变了以往认为内间只执行单一任务的旧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