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7月27日）
昭衡同志是我多年知交老友，他的逝世使我十分悲痛。当时我曾写一首诗送给林以行同志以寄托哀思，后来发表在《中国医药报》上。
昭衡同志原名李欣，1931年我们一起考进河南大学附属高中。他爱好文学，常在校刊上发表诗词。时值九一八事变之后，学校当局一味压制学生活动，进步同学揭竿而起，反对压制学生的附中主任，昭衡同志是这场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后来遭到镇压，他和几个同学被学校开除。昭衡的英勇行动、英俊风貌和文采给同学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是我心目中仰慕的同龄人。
1935年，昭衡同志由北平汇文中学毕业，考进北京大学哲学系（次年转历史系）。我是前一年进北大的，我们又是同学了，同住在西斋宿舍，一同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北平学生示威游行后，他是北大学生会执行委员，负责编辑《北大周刊》。《北大周刊》第一期就是“一二·一六”示威特刊，他以“胡蛮”为笔名写了杂文《补白》五则，在一则里他引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格言，呼喊“朋友们起来干！干！干！”来鼓舞同学们的斗志和勇气。他在一位女同学的毕业赠言簿上写下这样豪迈的语句：“要把人生看作一个战场，不断地和人斗争，和命运斗争，和大自然斗争！”
1936年2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一成立，昭衡同志就参加了。当时，我负责北大西斋“民先”组织工作，我们交往越来越多。后来，他一直做学生会工作。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我回河南组织青年救亡工作，昭衡同志投笔从戎到山西参加八路军。后来我到延安，才知道他在晋西北工作，但一直没有机会联系。
1948年辽沈战役期间，白城的同志告诉我，蒙骑一师的政委，高个子，河南人，自称是我北大时的同学，打听我的情况。老同志、老战友殷殷眷注之情，令人感奋！
建国后，昭衡同志一直在内蒙古工作，时有音问。他在《实践》杂志上连续发表的《老生常谈》，也时得拜读，一篇篇杂文针砭时弊，文笔犀利，使人感到他更成熟了。后来，我到天津搞“四清”，当时，他已调任天津市长，多次约我到家里，倾谈国事，畅叙旧情，他对同窗老友像对工作一样，满腔热情，令人难忘！
“文革”中，他受冲击和折磨最厉害，我的侄儿在天津工作，多次给我讲述。“文革”过后，他调来北京工作，谈起这一段经历，他淡淡一笑说，与国家遭遇的浩劫相比，个人遭遇只算小苦难吧。
后来，国家经委组织一些离退休老同志成立经济研究中心。昭衡同志时已离休，我专门请他担任中心的领导工作。我们都在一个院子里办公，得以日夕相处。他和一些老同志一起调查研究，提出建议，对推进经委工作起着积极的作用。
80年代后期，我从一线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空闲较多，加以我们住处相近，过从更密。昭衡同志从事杂文活动，一直笔耕不辍，他也常写诗词寓情。我学写一些旧体诗词，送他过目，他一再写信鼓励我。前些年我写了一首《八十述怀》诗，首先送给他，他立即寄来和诗，并在《文艺报》发表，表达了我们同志加挚友的情谊。
前年，昭衡同志告诉我，医生已检查出他患前列腺癌，正在研究处置，他的态度非常坦然。不久，又因肺部感染住院治疗。不料，缠绵经年，竟一病不起！
我和昭衡同志相识近70年，从青少年时代到皤然老叟，岁月不居，相知弥深。昭衡同志一生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无私奉献，英勇奋斗，一往无前，鞠躬尽瘁，无怨无悔。他的逝世使党失去了一个好党员、好干部、优秀的战士，使我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好战友、钦敬的师长。他严于律己、乐于助人、以“三自”为座右铭的高尚情操，深入基层、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干作风，干一行、爱一行、做一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敬业精神，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写作的韧劲与毅力和既满腔热情又头脑冷静、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的可贵品质，都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永远是我们活着的人学习的榜样！
附：痛悼胡昭衡同志
（1999年11月14日）
同志同窗复同庚，
少年诗赋动汴京。
青春报国红楼愿，
壮岁放歌塞上风。
《老生常谈》久传诵，
天津市长留誉声。
华颠健笔犹纵横，
捧读遗篇闻晓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