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5月31日）
我最早见到彭真同志是1943年。那一年，彭真同志从晋察冀回到延安，在延安向干部做关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报告，他对根据地各项政策的讲解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其实，早在北大读书时，我就听到过彭真同志的名字。那时，他的名字是与学生运动连在一起的。建国后，虽与彭真同志有过工作接触，但不多。真正接触比较多一些是在起草工业企业法这段时间。1978年小平同志提出有关经济立法问题。当时彭真同志刚刚复出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为贯彻小平同志的指示，彭真同志找我和顾明同志（国家计委副主任）交代任务，要我们组织力量，先拟订两个法律草案，一个是“工业企业法”，一个是“经济合同法”。在彭真同志的主持下，两个草案很快拿了出来。《经济合同法》是1981年在全国人大通过的，而“工业企业法”，由于人们对企业领导体制问题意见不一，草案未能送审，但分别于1981年和1982年以行政法规形式下发了三个工作条例，一个是厂长工作条例，一个是企业党组织工作条例，一个是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作条例。三个条例下发后，1983年12月，彭真同志突然打电话找我，要我约顾明同志一起到他那里。彭真同志说，小平同志近日已同中央常委商量好了，企业可以试行厂长负责制。彭真同志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做这方面的准备工作。这件事传达后，在人们中震动很大，虽有许多省表示赞成，但也有少数省的同志表示怀疑。在这种情况下，彭真同志带领我们开始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参加这次调查的有中央各部门（中组部、中宣部、中央研究室等）、政府各部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全国人大及最高法院等有关部门。1984年初先到浙江、上海、江苏三地开调查会，彭真同志邀请许多厂长、党委书记座谈，还邀请地方党政领导同志交换意见。座谈会都是彭真同志亲自主持。彭真同志每开座谈会之前，一定要找我们几个一起碰碰头，包括座谈内容、他的一些想法等，也都征求我们的意见。为了深入调查，彭真同志还找一些地方主要领导人谈话。这次调查很重要，调查之后，彭真专门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了这一段的经过和他对实行厂长负责制的肯定意见。同时，根据彭真同志的意见，我们向中央书记处做了汇报。这次汇报是胡耀邦同志主持的。书记处会议决定先进行厂长负责制试点，这就是1984年5月中办和国办关于“工业企业法（草案）”试点通知的由来。
“工业企业法（草案）”是经过彭真同志反复推敲审查的。通知决定在北京、天津、上海、沈阳、大连和常州6个城市试点。实际上，根据我们后来的了解，除6个城市外，许多城市自己也试点了。试点开始后，彭真同志又带领我们调查组到了东北。彭真同志的工作是抓两头。他认为，上海、江苏、浙江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时间比较长，东北过去曾经实行过厂长负责制，这两个地方都有典型意义，所以在东北花的时间也比较长。这两个地方的反应不同，华东一些同志担心会削弱党的领导，东北的一些厂长则顾虑“犯错误”。东北的一些厂长说，他们刚参加工作进厂时就批判厂长负责制，现在中央又提出实行厂长负责制，担心将来再被批判。彭真同志一再解释，说这是改革开放的需要，是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是企业走向市场的大势所趋。这次回来，《经济日报》的记者专门访问我，我在《经济日报》上还发表了一篇文章：《正确理解厂长负责制》。我在这篇文章里谈的许多观点，实际上是彭真同志的意见。为更广泛地听取意见，彭真同志让我们继续深入调查，我先后又到了两个地方，一是四川的成都和重庆，一是江苏的苏州、张家港等地。这一年，我们在彭真同志领导下先后进行了4次大范围的调查研究，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特别是全国试点城市座谈会，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工业企业法（草案）”内容初步定了下来，1986年并依照草案规定的内容，修改了厂长、企业党组织和职代会三个条例。三个条例的修改并重新颁发，在我国企业立法史上也很重要，因为新条例不仅规定了厂长负责制，而且第一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明确了企业党、政、工各自的职权与责任。三个条例的实施，促进了企业法的制定进程。改革企业领导体制，中央是慎重的，1988年初中央专门召开过工作会议来审议企业法草案。同年4月，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经过认真而热烈的讨论，新中国第一部《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诞生了。
从1978年12月小平同志提出制定工厂法到1988年8月1日《企业法》实施，整整用了10年的时间。《企业法》的出台，凝聚了彭真同志极大的心血。小平同志、彭真同志为什么那么重视《企业法》的制定工作？我认为，其核心思想是，通过这部法律，规范国有工业企业的外部关系和企业内部的行为，明确企业的法律地位，将企业工作引入法制轨道。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是政府的附属物，企业没有任何自主权，企业没有自我发展的能力。换句话说，企业对盈亏不负责任，不是自负盈亏。要改变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就必须明确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法人。企业有独立的地位，才能真正发挥企业的作用，才能在市场上有竞争能力。通过改变企业长期以来政企不分的领导体制，以适应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规定厂长的责任，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当然，这一改变，也是为了进一步解决企业领导人和广大职工的关系问题，明确国有企业职工的主人翁地位，摆正经营者和职工的关系、领导和群众的关系、生产经营统一指挥和民主管理的关系。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将上述关系制度化、法律化。也就是说，厂长负责制，不是厂长一个人说了算，重大问题还是必须要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民主决策。规定企业的法人地位，明确企业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地位和职工的主人翁地位，这是彭真同志一再强调的三个核心问题，目的是使政企分开，企业内部党政职责分开，使企业党组织从繁忙事务中摆脱出来。后来，中央将这三者的关系归纳为三句话：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和完善厂长负责制，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综观上述，我认为《企业法》的制定，其意义在于变人治为法治，这是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必需条件。当然，《企业法》今天虽仍适用于若干工厂，但现在已有相当多的企业步入公司化了，要适用《公司法》。所以，不断地完善和改进工业企业的法规，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改革不断前进、不断深化，新问题不断涌现，国家法律也必须随之补充与完善。
彭真同志对我国经济发展、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对我国企业立法都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彭真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3年了，我们深切地怀念他，怀念我们的先行者、老前辈、老一代革命家彭真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