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建设的杰出领导人、组织者和实干家——纪念李富春诞辰100周年
（2000年5月20日）
2000年5月22日是李富春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日子。富春同志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新中国工业化的奠基人，领导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杰出实干家。当我们回首新中国经济50年不平凡的历程时，更加怀念为开创新中国经济建设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的富春同志。
一
富春同志是我党最早从事经济工作的领导人之一，是一位领导经济工作的实干家，在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1931年起到长征开始，富春同志担任江西省委书记。当时省委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富春同志卓有成效的领导下，江西根据地的经济贸易得到较快发展，不仅保证了人民的基本生活，还有力地支持了红军的反“围剿”斗争。
从1934年10月初长征开始，到1935年6月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合期间，富春同志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他除了负责开展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外，还负责筹集红军长征所需要的粮食、被服等各种给养。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严密封锁各抗日根据地，使延安和陕甘宁边区遇到严重的经济困难。这时，中央任命富春同志担任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富春同志坚决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直接领导和组织了著名的延安大生产运动。实现了毛主席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要求，使边区得到巩固，军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部队的战斗力进一步加强。富春同志的工作业绩受到毛主席的高度赞扬，并号召全党同志都要像富春同志那样学会做经济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富春同志协助陈云同志主持东北地区的经济工作。东北解放后，富春同志在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中分管经济工作，领导和组织东北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建设，使东北地区煤炭等部分工业产品1949年的产量就超过了伪满时期。东北经济的恢复，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新中国成立以后，富春同志是我国经济战线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50年4月，富春同志担任中财委副主任，并接替陈云同志兼任重工业部部长。从那时起，富春同志就一直是我国主管工业工作和计划工作的领导人。
50年代，富春同志为编制和组织实施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付出了大量心血。“一五”计划是围绕苏联援助建设的156项工程展开的，富春同志是这些项目的直接组织者和领导者。1950年1月中旬，富春同志随毛主席、周总理赴莫斯科同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会谈。毛主席、周总理先期回国后，由富春同志留下来总负责，继续商谈各项问题达两个月之久。这次对苏联的访问，达成了苏联援助建设的第一批50项大工程。1952年8月，富春同志又同周总理、陈云同志出访苏联。在周总理、陈云同志先期回国后，富春同志率领工作组与苏方有关部门谈判，时间长达10个月，达成了援助我国建设大中型项目91项。1954年，富春同志同来我国访问的苏联领导人米高扬会谈，再次达成援助我国建设大型项目15项。这三次会谈，确定了“一五”时期的156项工程。为了组织实施这些工程，富春同志从审查计划任务书到选择厂址、编制设计任务书、组织施工，一一亲自过问。156项工程的顺利建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
在编制“二五”计划时，1956年6月至9月，中央再次指派富春同志赴莫斯科征求苏联政府的意见，并商谈新的援建项目。富春同志回国后，及时将苏联的经验和他本人对编制“二五”计划的意见向党中央和周总理做了汇报，并协助周总理编制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这个《建议》，获得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过。从1958年开始，我国经济建设出现了连续三年的“大跃进”，使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受到严重损害，被迫进行调整。这时，毛主席曾深情地提到八大通过的这个建议，并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在60年代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时，富春同志认真总结“大跃进”的教训，协助周总理和陈云同志进行调整工作，使国民经济较快地恢复起来。
在编制“三五”计划时，毛主席从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考虑，提出要加强西南、西北地区的“大三线”和沿海省区的“小三线”建设，得到全党同志的拥护。富春同志坚决执行，并且先后两次深入西南、西北地区调研、部署工作。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甘肃酒泉钢铁基地、贵州六盘水煤炭工业基地，以及其他省的国防工业建设，迅速展开，并很快形成生产规模，有力地促进了西南、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
“文化大革命”期间，富春同志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那时，很多负责同志被“打倒”或“靠边站”。富春同志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主持工作的副总理。他尽力保护受迫害的领导干部，并频繁地接见“造反派”组织，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期望他们约束自己出格的行为。因此，富春同志受到“四人帮”的攻击。但他不顾个人的荣辱，积极协助周总理抓经济工作，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尽力维持我国经济的发展。
长期高度紧张的工作，使富春同志的身体状况开始下降，有时不得不放下工作进行短期的休养。70年代初，富春同志身患重病。在养病和住院期间，他始终牵挂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经常通过书信把自己对经济工作的意见告诉周总理以及国家计委的其他领导同志。
可以说，富春同志在我们党和国家各个阶段的经济工作中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富春同志始终把工作中的成绩归功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但人民不会忘记他的功绩。
二
富春同志一贯以党的事业为重，以人民的事业为重，顾全大局，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奋不顾身地进行工作，只要是中央做出的决定，他总是义无反顾地坚决执行。
李先念同志在纪念富春同志诞辰90周年时曾说“富春同志处处以大局为重，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的团结，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服从中央的决策。凡是关系全局的大事，他总是事先请示中央，从不擅自做主”。这个评价十分中肯。不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领导经济建设时期，富春同志都善于从大局出发考虑和处理各方面的问题。
在20年代大革命失败后，中央派富春同志去广东省委工作。在白色恐怖下是有生命危险的。但富春同志坚决服从组织决定，与蔡畅同志一起毅然奔赴广东，很快恢复了那里的党组织。当中央决定派其他同志接替他的工作时，他又在广东工作了一段时间，才离开那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配合陈云同志领导的与不法资本家的斗争，中央要求东北地区从1949年10月起，向华北、华东大量调运粮食。虽然1949年东北地区的农业受了自然灾害，但为了全国大局，富春同志和东北局的其他领导坚决落实中央的指示，每天把一列火车的粮食从东北调入关内，为取得那场惊心动魄斗争的全面胜利，提供了物质保障。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中央派富春同志返回东北，负责协调各方面关系，领导志愿军的后勤工作。富春同志与东北局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从东北各地抽调得力人员建立起志愿军的后勤保障体系，动员各方面的力量赶制被服、筹集干粮等军需品，全力运输各种军用物资，竭尽全力保障志愿军入朝参战的需要，为抗美援朝第一、二、三次战役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
富春同志想中央所想，急中央所急，为党中央、毛主席决策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1951年，富春同志根据东北国营企业通过生产节约运动为国家节约费用折粮1000万吨的经验，率先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生产节约运动”。10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了增产节约的方针，对促进生产的发展，铲除腐败，起到重要的作用。富春同志在工作中倡导艰苦奋斗的精神，并要求国家计委带头节约。那时，国家机关正在北京建设办公大楼，不少单位争相采用琉璃瓦做仿古的“大屋顶”。富春同志对这种做法十分反感。他下令计委大楼停止做“大屋顶”。这个决定受到周总理的表扬。50年代中，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出了“多、快、好”这三方面要求。富春同志建议加上“省”字。这个建议被党中央、毛主席采纳，形成了“多、快、好、省”的方针。
在“大跃进”给我国经济造成严重困难时，富春同志及时向中央建议，用几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提高”。他的这个建议得到中央的肯定，周总理在他建议的基础上加上了“充实”二字，形成了60年代初我国调整经济的“八字方针”。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我国经济逐步从困境中走了出来。
1963年初，当国民经济调整取得初步成效时，有的同志又头脑发热，希望大干快上。富春同志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向中央建议，继续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他的建议得到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支持。又经过三年调整，到1965年，我国经济全面好转。这个时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形势最好的时期之一。
60年代中，富春同志吸取“大跃进”的教训，提出“三五”计划的重点是：解决人民群众的“吃、穿、用”问题。他的这个建议得到周总理、邓小平等领导的肯定。后来，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三五”计划的重点改为进行备战和“三线”建设。“三五”计划的编制工作也改由新成立的“小计委”负责。对中央的决定，富春同志坚决执行。虽然当时他的身体状况开始下降，但是仍然陪同邓小平同志到西南、西北地区视察“三线”建设。为了方便“小计委”的工作，他向中央建议，请“小计委”的同志担任国家计委的领导，主持计委工作。富春同志以党的事业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的精神，使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至今想起来仍十分感动。
富春同志在工作中特别强调综合平衡，统筹兼顾，注意正确处理各方面的比例关系。这种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对计委干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
富春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许多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他在领导经济工作时，不拘泥成法，注意学习新的知识，尊重科学和客观规律，注重调查研究，善于总结实践经验。
富春同志是一位实践经验非常丰富，工作能力很强的领导人。1922年，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与周恩来等同志一起负责我党旅欧支部的工作。他是我们党最早从事军队工作的高级领导人之一。第一次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派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当时国民革命军设党代表，各军设副党代表）。他和二军中的共产党员一起，把一支旧军阀部队初步改造成为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革命部队，在攻克南昌、武汉、南京等著名战役中担任了主攻任务。他还是我们党较早从事地方政权建设的领导人之一，曾分别担任过江西省委书记和陕甘省委书记，为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也是我们党的优秀组织工作领导者之一，延安时期他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协助陈云同志主持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把中组部办成了“干部之家”。他是我们党最早从事科研组织工作的领导人之一。在延安时期，他亲自领导组建了延安自然科学院，并担任第一任院长。东北地区刚解放，他就抽调干部组建新中国第一家科研机构——东北科学研究所。他是我国计划工作的开拓者。从1956年起，他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开始探索计划管理的改革。
富春同志在丰富的工作实践中，锻炼出很强的工作能力和应变能力，不论从事什么工作，他都能抓住关键问题，在很短的时间内打开局面，取得成绩。富春同志认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是一项全新的工作，不能完全依靠以往的经验进行，需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他不仅自己重视学习，还要求与他一起工作的同志也要学习新知识。
1952年，富春同志率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联谈判援建项目时，请苏联国家计委为中国政府代表团讲授经济知识。富春同志带头听课。代表团成员把学习笔记寄回国内。后来在这些学习笔记的基础上，形成了我国最初的经济管理教材。当时富春同志结合自己的工作和学习，曾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行年50才抓了8个字：努力学习专搞一行！过去学的太少，应该当小学生。工作多则粗、浮，专则可细、可精！回忆延安时代，主席的谆谆教诲，虽有所得，也有小的进步，总是粗与浮，何其愚钝。”富春同志的这个感悟不是一时的表白，而是他真实思想的流露。此后的工作中，他一直注意学习。特别是在60年代初进行经济调整时，虽然富春同志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但他仍然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认真阅读政治经济学及有关经济管理方面的书籍。在他的遗物中保存至今的书籍上，富春同志留下了大量批注和学习体会。从这些批注可以看出，当年富春同志的学习是那么认真、仔细。
富春同志工作经验丰富，知识渊博，但是他十分谦虚，在制定政策和审批建设项目时，十分愿意听取专家们的意见。当时参加156项工程审批的同志都有一个深刻体会：在选择厂址、编制设计任务书或规划城市建设时，凡是遇到解决起来很棘手或分歧意见很多的问题时，富春同志都要求大家进行调查研究，认真听取专家们的意见，经过反复探讨和论证，提出比较妥善的解决办法。
富春同志还注意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在实践中学习，从总结工作的失误中学习。由于我们经验不足，出现了“大跃进”这样的严重失误，造成巨大的损失。富春同志从不回避当时的错误。在纠正“大跃进”的失误时，他抽出大量时间，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还组织国家计委的其他领导同志分头到各地进行调查研究。他亲自主持了北京第一机床厂的调研。他注意学习、注重调研的优良作风，对国家计委的同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作风正在一代一代地发扬下去。
四
富春同志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对同志特别诚恳和热情，为人正派，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富春同志在工作中特别讲实际，对虚假风气十分反感。1958年大炼钢铁时，全国各地和一些机关都搞小高炉炼铁，号称“小土群”。有一次一位同志将国家计委小高炉炼出的铁放在会议室，请他看。他见到后让人赶快拿走，并且说：这种铁怎么能拿去炼钢！靠这种搞法不可能把我国的钢铁工业搞上去。
富春同志从来不计较个人名利。富春同志是我党的老党员。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多次与比他年轻、比他资历浅的同志一起担任一个方面的领导，许多时候他还是给年轻同志当副手。对组织上的安排，富春同志从来没有计较过，也从来没有一句怨言，与每一位共同工作的同志都配合得很好。
富春同志对待同志特别诚恳。在我们党内与富春同志同一代的同志都亲切地称富春同志为“大哥”，称他的夫人蔡畅同志为“大姐”。许多同志有思想问题或心里有不痛快的事情时，都习惯向富春同志倾诉，希望听听富春同志的意见。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老同志对当时的做法不理解，就到富春同志那里诉说。富春同志鼓励大家在困难的环境中坚持工作，使大家垂头丧气而来，满怀信心而归。富春同志因此被“四人帮”污蔑为“二月逆流”中的“黑俱乐部主任”，受到错误的批判。
富春同志十分尊重他人。他认为“在我们党的会议中，不管是哪一级干部，都是平等的，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他鼓励大家讨论问题，认为“如果思想不交锋，问题就扯不开，事情就搞不透，有些问题马马虎虎就过去了”。为了鼓励大家发表意见，富春同志在听取工作汇报时，从来不打断别人的讲话，总是请汇报的同志把话讲完。但他对工作要求十分严格，如果汇报的同志讲不清楚时，他就要求汇报人回去认真做好准备。
富春同志在工作中支持部下大胆工作。当工作中出现问题时，他从不向下推卸责任，总是自己把责任承担起来，使大家觉得在他领导下工作能够放开手脚。
富春同志注意保护受到错误批评的同志。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当时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贾拓夫同志受到错误的批判。会后，富春同志要求计委党组的同志关心贾拓夫同志，并且只在计委高级干部中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会议，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没有对贾拓夫同志再进行批判。1961年5月，富春同志在给毛主席的信中提出，要对在几次反右倾斗争中打击面过宽、处分不当的同志重新处理。
富春同志生活俭朴，关心同志。富春同志基本上每天一日三餐都吃食堂，饭菜十分简单。他家客厅的沙发，是他从东北调到北京工作时带来的。这个沙发一直用到蔡畅同志逝世。他对身边工作人员十分关心，当有的管理员、服务员家里遇到困难时，他都主动帮助，把这些同志当作自己家人一样对待。遵照富春同志的遗嘱，蔡畅同志将富春同志与她多年共同积攒的10万元人民币全部交了特殊党费，一点也没有留给自己的孩子，体现出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
富春同志的工作作风和工作精神，深深地影响着周围的同志。今天我们纪念富春同志，就是要学习富春同志的精神，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驾驭经济的能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使人民生活更加富裕，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