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2月11日）
姚雪垠同志逝世，使我十分悲痛。我从青少年时代就仰慕他的学识和文采，他与我哥哥同庚，所以我一直视他为兄长和师长。
1931年暑期，我由南阳初中毕业到开封报考高中，住在河南大学哥哥的宿舍里，在校刊和开封的报刊上读到过姚雪垠同志的文章。当时，他是大学预科学生，在学校里已有较高的知名度。有一次在校园里看到一位面容清秀、目光炯炯的青年走过去，哥哥告诉我，他就是姚冠三，笔名姚雪痕。他的炯炯目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听说他为了躲避国民党抓捕，离校他去。1934年，我到北平进了北京大学，又在北平和上海的报刊上读到他的文章，已改用现在的笔名姚雪垠。听说他就住在北大附近沙滩的公寓里，但无缘识面。一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回到开封组织成立平津同学会，在当地抗日救亡活动中才得相识。当时，他正忙于《风雨》周刊的编辑和写作，这个刊物旗帜鲜明、文风犀利，在河南影响很大。
1938年夏，河南省委决定成立河南青年救亡协会，他和我都到郑州去进行筹备工作。由于战局变化，我们又一起到舞阳，参加筹备工作的还有省委青年部部长谢邦治、中国青救协组织部部长赵梅生、武汉青救团刘玉柱、西安民先总队部丁发善和舞阳青救会陈麟堂等。6月初正式开成立大会，通过了由雪垠起草的宣言（后来刊登在武汉《新华日报》上），我们都当选为执行委员。在舞阳期间，他常谈起为了写作，他多年来注意收集群众的生动语言，如有的农民拍着胸脯说：“管他青杏毛桃野谷子，天王老子地王爷，人血一般红！”多么激昂慷慨，铿锵有力！这句话我一直记着，后来在《李自成》第一卷又看到，倍感亲切。
会后，我和他还有刘玉柱一块回到南阳，他的夫人王梅彩也从邓州来，他就留在南阳。由于我要陪刘到南召去，就和他分手了。后来，听说他到襄樊五战区工作。从此，天各一方，音问不通。但我在延安时，还在重庆出版的杂志上读到过他的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工作性质不同，又忙于事务，很少有见面的机会。“文革”中都难免遭受冲击。“文革”后，我在国家经委工作期间，突然接到他的信，托我为湖北文联分配一辆汽车，并送来《李自成》第一卷，还说1975年末他由武汉调来北京，住在东郊，写作条件大为改善，口气十分乐观。我立即去拜访他，暌离多年，彼此满头飞雪，但他的炯炯目光仍如当年。他畅谈宏伟的写作计划，打算在完成《李自成》巨著之后，即着手写《太平天国》，还要写《孙中山》。虽年近古稀，而意气风发，壮心不已。
80年代初，他迁居西郊木樨地，我们住处相近，过从渐多。尤其是1988年我从一线工作岗位退下后，不时有所接触。他正赶写《李自成》第四、五卷，夙兴夜寐，辛勤劳作，常常午夜两三点钟就起床，他说，年纪大了，时不我待，不抓紧时间不行呀！这些年先后出版的《李自成》第二、三卷，《长夜》，《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创作实践与创作理论》，《姚雪垠文学创作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集刊》和《姚雪垠传》，他都一一郑重地签名相赠。这几本书我收到后也都一一认真地拜读，内容丰富，发人深思，获益匪浅。我们都是在南阳盆地长大的，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家乡人民养育之恩天高地厚。在旧中国，《长夜》正是多灾多难家乡的写照；解放后，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对家乡一往情深，1990年他把从19岁开始发表小说起60多年的各种著作版本、手稿及文学生涯资料捐赠给南阳市档案馆收藏陈列，为家乡文化建设做出重大贡献。
多年来，每次见面他总是豪情满怀，侃侃而谈，看不到一点倦容和老态。万万没想到他竟一病不起。1997年春，我到医院去看他，虽已语言不清，但对病情仍持乐观态度。以后，几次看他时，令人感到每况愈下。1998年秋，到木樨地家中看他，他已多日不能进食，靠汤汁维持，心情不佳，一再握手呜咽，此情此景，令人心碎！
他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一向乐观自信，在困境中不服输，不低头，勇往直前，奋斗不息，在老境中不服老，不知疲劳，鞠躬尽瘁，拼命工作。这种高尚情操和可贵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