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8月7日）
今年2月3日，余秋里同志因病逝世。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我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958年春，余秋里同志从总后勤部调任石油工业部部长，我们开始相识。1964年12月，他任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1965年初，经毛主席批准，由他和李人俊、林乎加、贾庭三等同志组成“小计委”，主持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我们在工作中，开始有了比较多的接触。1970年，恢复国家计划委员会，他任主任，我是副主任之一，在一起工作，朝夕相处，长达十年。以后，虽然不在一起工作了，但仍保持密切联系。
他有非凡的胆略和气魄。1958年，秋里同志到石油部工作不久，就开始了“大跃进”。当时的方针是“以钢为纲”，其他行业都得让，不仅让，有的行业也炼起了钢。秋里同志在石油部却提出：又让又上。让，就是不与钢铁工业争项目、争投资；上，就是要充分发掘石油系统内部的潜力，把石油工业搞上去。在“以钢为纲”高唱入云的时候，他能下这个决心是很不容易的。1958年，不少部门受到了挫折和损失，石油部的工作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1959年9月，松辽盆地有一口井喷出了工业油流，经过进一步勘探，1960年春证实这里是一个大油田。这时，国民经济已经开始出现困难，有的建设项目已经下马。正是在这个时候，秋里同志以非凡的胆略和气魄，运用毛泽东关于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果断地提出，要集中石油系统的人力、物力、财力，开展大庆石油会战。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各行各业都下马了，而石油业却在一个劲地上。1966年，大庆油田石油产量达到1000万吨，在十年动乱中仍高速增长，1976年达到5000万吨。周恩来总理曾说，余秋里虽说做经济工作的经验不多，可他有打仗经验，他运用打仗的经验来打经济之仗，打得很漂亮。
他具有虚心好学、不耻下问的精神。秋里同志以前不懂工业，他到石油部工作以后，在实践中边干边学，向专家学，向干部学，向工人学，很快掌握了石油勘探开发的一些基本知识。谈起石油工业的一些术语，如数家珍，运用自如。1960年，薄一波同志在沈阳主持开会，传达学习毛主席关于“鞍钢宪法”的指示，我和秋里同志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住在隔壁。会前、会后，只要一有空，他就找我聊天，让我给他讲钢铁工业的情况。他比我大两岁，但是非常虚心，一边听一边问，而且问得很细，一直到完全弄懂为止。
他有很强的原则性，考虑问题，处理问题，完全从大局出发。1965年，秋里同志主持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我当时是经委副主任、物资部部长。我认为“三五”计划有些指标偏高，造成一些物资供需不平衡，就提了一些意见。另外，因为“大跃进”时国家物资储备减少了，提出要补充一些物资储备。当时主要是想把余地留得大一些，将来执行计划时，肩上的担子可以轻一点。1965年9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秋里同志在汇报“三五”计划时，不点名地批评了我。他说：“物资部提出的物资平衡方案是不符合实际的。国家储备局在这种情况下又大量地增加库存，这也是不应该的。”1965年12月的一天晚上他找我谈话，既严肃地批评我，又热情地鼓励我。他说：“在中央做部长必须要有全局观点，计划是国民经济的全局，你作为物资部部长应该全力支持这个计划。”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
他特别关心和爱护干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要我和计委的一位同志去汇报工作。这次会议本来是反“左”的，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万言书”，开始转为反右。我回北京前，秋里同志找我说：“你在这里已经知道庐山会议的情况了，回去以后马上找李人俊（石油部副部长），给他讲一讲这次会议的精神，免得他说话不慎重，犯错误。”临别时，他再三叮嘱我：“一定要给他打个招呼。”
反右倾运动开始后，甘肃省要批判兰州炼油厂厂长兼党委书记徐今强，说他只抓技术，不抓革命；只抓石油，不抓钢铁。秋里同志得知此事后，亲自坐飞机赶到兰州，找甘肃省委书记和兰州市委负责同志谈话，请他们谈谈批判徐今强的理由。兰州市的同志说：“我们大炼钢铁，要用鼓风机，兰炼有一台备用的，我们想借，徐今强不给。”秋里同志说：“徐今强不借给你们鼓风机是完全正确的，备用的鼓风机是以备万一，万一机器出了问题，没有备用的鼓风机，全厂就要停产，不是遭了大灾吗？”经过秋里同志据理力争，终于把徐今强保护下来了。
他有坚强的党性、坚定的意志、坚韧的毅力，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正常的经济秩序被打乱，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的状态。在十年动乱中，秋里同志在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严重迫害的情况下，以党的利益为重，忍辱负重，协助周恩来总理，克服重重困难，保持国民经济的运转，在特殊的时期，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1966年9月，由李富春同志建议，经毛主席批准，中央决定余秋里、谷牧同志协助周总理等国务院领导同志抓经济工作。余秋里同志住在中南海，长期不回家，抓计划编制和生产调度。
1968年10月，在周总理亲切关怀和干预下，我被“解放”出来，任计委生产组副组长，在秋里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负责全国的生产调度。当时工作非常困难，各地的告急电报不断，一会儿这个电厂没煤了，一会儿那个地方停产了。秋里同志无私无畏，敢抓敢管，不怕犯错误，不怕得罪人。他常说，你们大胆干，错了我负责。在煤炭、电力、原材料极度紧张的情况下，秋里同志提出：要重点保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大企业，要稳住大局。有时上海来电说煤快用完了，面临停电的危险，我们就把运往别处的煤炭中途改道运往上海。在那种极端困难复杂的情况下，保证国民经济的运转，没有出大的问题，是非常不容易的。
1971年，由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盲目大上军工建设项目，突破了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供应三项指标。由于“三个突破”，造成国民经济全面紧张。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秋里同志狠抓了解决“三个突破”的问题：一是加强计划管理，严格财经纪律，严禁乱上项目，严禁计划外招工；二是加强企业整顿，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经济效益；三是进行清产核资。这几招很有效，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解决了“三个突破”的问题。
1973年1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提出用43亿美元进口26个大项目，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和武钢的1.7米轧机等。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批大规模的引进，也是打破“闭关自守”的局面，开展对外经济交流的重大步骤。这项工作是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由秋里同志具体组织实施的。他亲自约集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反复研究和论证，最后选定了当时最急需的先进技术设备，这里面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和恶毒攻击的情况下，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冒了很大风险的。
他有高超的领导艺术。在工作中，他以身作则，埋头苦干，雷厉风行。他常说，干工作就是要干，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干，就要干好，干不好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干工作，总是夜以继日，从来没有节假日。他这样做，带动了一大批同志，树立了埋头苦干、认真负责的良好作风。
他善于抓典型、树标兵。在大庆会战中，他总结了王进喜同志的先进事迹，开展了学习“王铁人”的运动，有力地推动了大庆石油会战。
他在工作中，特别重视打基础。他在工业战线，提倡要抓“三基”，就是抓：基层建设、基础工作、基本功。他说，把“三基”抓好了，工作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余秋里同志的优秀品质和优良作风，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