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月19日）
高铁同志逝世整整一年了。他是一位在新中国教育战线和工业战线上做出巨大贡献的老同志，他的逝世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巨大损失！
我和高铁同志相识于新中国诞生前夕。东北全境解放后，我们先后调到东北工业部工作，得以日夕相处。他工作勤奋，待人诚恳，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奉调去哈尔滨工大，还经常到沈阳来，我们仍多有接触。
1952年秋，我随周恩来总理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到苏联谈判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苏援项目，一直到1953年夏才回国。正是在这段时间，高铁同志赴苏参观考察，我们在莫斯科又见面了。他和在苏联工厂实习的杨维同志到我的住处来促膝谈心，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前景豪情满怀，至今难忘。
我回到北京后，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掀起热潮，大家在不同的岗位上奔忙，我们的来往就稀少了。“文革”中听说他受到很大冲击。粉碎“四人帮”后，他调来北京工作，我们接触就多了。特别是他在国家经委经济管理研究中心工作期间，我们常在一起讨论一些问题。他和胡昭衡同志都是热衷于研究工作的领导人，对经济问题细心体察，精心探讨，见微知著，集思广益，提出不少有分量、有见地的意见和建议，为当时的经委党组所重视。
高铁同志在大家的心目中一直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师长。他早年投身革命，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出生入死，忘我工作，艰苦奋斗60余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高铁同志一生淡泊名利，坚持真理，两袖清风，一身正气，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崇高称号。古人所称道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不正是这样高尚的境界和情操吗？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无论在教育战线还是在工业战线，高铁同志都称得上是这样一位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的园丁。
最近，他的夫人孙克悠同志来信说，高铁同志纪念文集已基本齐稿，3月底可望成书，书名《润物无声》。这是对高铁同志最贴切、最珍贵的纪念，也是老友们的心愿。
入生匆匆，往事如昨，特赘数语，以寄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