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们生产队的一个“工作员”住在我们家，有一回他从县城来，带给我们家一筒面条。在当时，面条对我们农村人来说，还真是样稀罕东西。别说吃，见都没见过呢。虽说我从来没有吃过面条，但我却稀罕起包面条的那张纸。不记得跟母亲说了多少次，也不记得等了多长时间，才等到母亲把面条煮了，我才得到那张包面条的白纸。第一次吃那面条的味道我忘了，但我清楚地记得我把那张包面条的纸展开后，又小心翼翼的对折好，把它当宝贝似的夹在算术书里整整收藏了一学期，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决不在上面写什么、或画什么。每当看到现在的学生把没有写完的练习本随便撕扯时，我心里总有一丝儿痛。那时，供销社卖的白纸听说是两分钱一张呢，我们家都买不起。但那位“工作员”知道后，竟然买了两张白纸送我。还说了一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尽管当时我不知道这话的意思，却用力地点着头“嗯”了一声，兴高采烈地跑开了……
几十年过去了，父母亲都已过世，但童年里那双有点挤脚的千层底儿，那一簸箕儿饭豆香，那锅雪样白的谷泡儿，还有包过面条的那张纸，却永远留在了记忆深处。
记忆里的灯
从朦胧的记忆开始，家乡就是个贫穷、闭塞、守旧的地方。
我们那里的屋子零星地坐落在山脚下或是田埂边，而且大多是单门独户。每天“开门见青山，闭户见黑墙”。小时候，我最怕黑。仿佛黑暗里有个无形的怪物，它时刻在盯着我，只要我单独一人或大人不在身边时，它就会伸出那可怕的魔爪把我捉了去，再把我关进黑暗里，永远见不到光明。
那时我家还没有灯。到了晚上，母亲便抓几根篾片往灶坑里一塞，点燃后给灶屋、厅屋各插上一至二片。于是那裂开的泥墙缝里总是留下墨黑的印记和烧剩的篾片头。虽然篾片火把屋子照亮，赶走了恐怖的黑暗，但烟大，火苗也不稳，忽明忽暗。有一天晚上，一根燃着的尺来长的篾片掉了下来，刚好掉在了小妹的脖子上。小妹的脖子烫了个大泡，疼得她哭了好久好久。
之后就听母亲对父亲唠叨：还是去买个煤油灯吧，鸡窝里还有几个蛋。没过几天，我家真的点上煤油灯了，有了煤油灯，漆黑的夜晚，我们不再害怕不再无聊不再担心烧伤谁，姐妹几个围坐在饭桌旁，拨弄着灯盏的灯芯，火苗便时大时小。因为年纪小，我总是没控管灯芯的份，只能干瞪着两眼盯着那火苗看，发现火苗很漂亮，它时不时扭动着身子，柔柔的，像懒猫儿舔着爪子的舌头，像母亲菜园里刚出土几天的豆秧，像狗尾巴花在风中点头，像星星在天上眨眼。有时看着看着，一不小心灯却灭了，那是起风了，没关好门，或是我们靠得太近，咳嗽一声或打一喷嚏就把它吹灭了，于是，又得大呼小叫地叫姐姐到灶里拿一柴头重新点上。有时候，一个晚上要这样折腾几回哩。
不久后的一天，父亲带回来一个上小下大中间鼓着肚子的圆筒筒，告诉我们那是玻璃罩，扣在灯盏上就是起风也不怕被吹灭。第二天，我们上下屋的一帮孩子在一起玩时，我姐就炫耀起来，大声嚷嚷：我家的灯盏有个漂亮的玻璃罩哩。上屋大伯家的女儿羡慕得要死，嘟起小嘴一边往家跑一边说：明天我也要爸爸买去。
时间一长，玻璃罩被熏得灰朦朦一片，甚至发黑，母亲便小心取下，把湿抹布缠在筷子上套进玻璃罩里一搅，玻璃罩便明亮如新，当晚的灯火又是最亮最好看的，照得每个人的心里都亮堂起来，就连爱打瞌睡的小妹也鼓着俩眼说：灯玻玻怎么没了？逗得一家人笑得哈哈连天。幸亏有灯罩儿，不然我们这么一笑，准把灯呵灭了。
后来，哥哥姐姐开始在灯下看书，偶尔也拿起铅笔在白纸上写写画画，我猜他们根本没认真看，只是做个样子，只是拣个霸占灯盏的理由罢了。我和妹妹却常常被呵斥到一边呆着，离灯远远的，只能傻望着……于是我天天盼着去上学。
相对村里人而言父亲算个有文化的人，是生产队里的干部，时常开会，开会除了晚上就是下雨天。有一回，得到父亲的允许，我随父亲去开会。开会的地方是一栋设计考究的老屋。据说屋的主人是个大地主，土改时分给了贫农。老屋呈“凹”字型，土木结构。檐阶和余坪全铺上了鹅卵石，一行一行排着，很好看。当时是夏天，赤脚踩在上面柔柔的滑滑的痒痒的舒服极了。开会就在右边的小厅里，小厅有个天井，楼栿上挂了一个莲花形状的灯座，父亲说那是挂马灯用的，晚上开会时把灯挂在那里，照得远一些。然后父亲指着一个用铁皮架包裹着的配有玻璃罩的灯盏说，这就是马灯。说不论刮风下雨，都吹不灭哩。这对幼小的我说来简直是个神话。
于是跟父亲去开会成了我最开心最快乐的事情。不但能踩着那舒服的鹅卵石，更重要的是能看到那盏神奇的马灯。只可惜我每次去时都是白天，每次看到它，我都在想：点亮的马灯会是什么样呢？
一个下着雨的夜晚，我头晕晕的，脸烫烫的，脚麻麻的，我迷迷糊糊地听见母亲焦急地对父亲说：“阿韵发高烧，脚还抽筋呢。不去卫生院怕是不行哩……”以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当我再次醒来时，听见头顶咚咚作响，脚下是沉重的脚步声，我一听就知道是父亲背着我撑着那把油纸伞在雨中走着。父亲手中提着一个发光的东西，我好奇地问：“爸爸，你点的嘛火啊？好亮。”
“就是马灯呀，那天你见过的马灯！”说着父亲把马灯举起来，让我看哩。
马灯真好！真神！里面的火苗一动不动，好像对着我笑呢。我开心极了，我终于看见了点亮了的马灯！不怕风吹雨淋的顽强的马灯！之后我又安安心心地伏在父亲背上睡着了。
后来听母亲说那天晚上父亲借了生产队的马灯背着我去１０多里外的公社卫生院看病呢。医生说是急性肺炎，幸亏去得及时，打了一针退了烧，又返回了家里。母亲还郑重声明：灯是队里的，但煤油是我们自家的。
轮到我在灯下做作业时，家里不止一盏灯了，而是每个房里都有一盏。煤油灯一直伴随着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黑夜，一如冬日暖阳温暖着我的心，也照亮了我前行的路……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初中毕业时，我们家乡用上了高压电。一拉开关，屋子里的角角落落更加明亮起来。
后来，我走出了深山，见到了山外的世界，置身于华灯闪烁的都市夜景，却常常怀念记忆深处里的那盏煤油灯，它亮堂如初，温馨依旧……
牵手荷
提起老家，就会想起那两棵大荷树，想起大荷树，儿时的乐园又在眼前一点点清晰起来……
大荷树长在我家对门的坳坪上，两棵相隔六七米远，一大一小，小的一个半人就能合抱，大的要两个人才能围住。站在荷树下能眺望村庄的每个角落。
小时候，我们这些小屁孩总爱在荷树下玩耍，或玩摔跤玩打仗，或玩过家家，玩疯了，闹够了，便围坐在荷树兜下那露出地面的树根上，听彪爷爷讲时文（时文：客家方言，这里是“故事”的意思）。彪爷爷可会讲时文了，但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关这两棵大荷树的时文。
彪爷爷说，这两棵荷树是一公一母，你看他们的枝桠老是拼命地相向而长，就像一对恋人，总渴望着牵住对方的手，所以叫它们“牵手荷”。有一年夏天，那棵大的被猛雷击中，“雷公凿”自树顶劈去，一个最大的枝桠被劈得只剩几根“树丝儿”，却藕断丝连般执着地悬吊在树干上，那正是伸向小荷树的那只温暖的“手”啊。就这么残酷地被劈断了。
彪爷爷每回说到这里，总要停顿一会儿，注视着树顶的喜鹊窝，捋着花白的山羊胡沉默起来。
那时我们根本不懂什么叫恋人，也不明白怎么还可以痛着人家的痛。心想，恋人大概就是玩得最要好的伙伴吧。
后来，彪爷爷过世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秦奶奶也常来大荷树下溜达，时而用拐杖挑挑地上的荷树叶，时而捡一两颗荷树子，时而也坐坐那凸在地面的树根儿。也不知从什么时候我们又开始缠上了秦奶奶。
有人问：秦奶奶，这牵手荷牵到过手吗？
秦奶奶摇摇头，没呢？从来没？
那它们还能牵手吗？又有人问。
“唉……”秦奶奶叹了一口气说，牵不牵手的，已不重要了。因为它们相守了一生，这就够了。
喜鹊在大荷树的枝桠上做了个窝，没多久，小喜鹊出世了，小家庭开始热闹起来，小家伙们常飞到小荷树上逗留，嬉闹。
秦奶奶像彪爷爷一样注视着树上的喜鹊窝，久久地，久久地……
后来，秦奶奶也过世了，我也长大了。有一回，我悄悄地问起了奶奶，那时文是不是真的？奶奶呵呵一笑，说是真的，那是你秦奶奶和彪爷爷的时文哩。
年轻时的彪爷爷是个标致憨厚的小伙子，秦奶奶也是当时村里最俊俏最善良最贤惠的姑娘，两个人私定终身，心意相通，却被秦奶奶的父亲棒打鸳鸯，把她许给了一个土财主做妾。几年后，彪爷爷苦等无望，也只得娶了个女人，并有了一个女儿。
后来，土财主去世了，彪爷爷的老婆也不幸病死，彪爷爷女儿很想撮合两位老人。彪爷爷微笑着摇摇头：你看见对门的牵手荷了吗，它们互相守望了一辈子，早已心有灵犀，牵不牵手的不再重要……
荷树下，一群小孩子像树顶欢乐的小喜鹊，叽叽喳喳地喧闹，扒开一层层树叶，认真地寻找着最漂亮最匀称的爆开了“五角星形”的荷树子，那是留着过年做斗笠米粿印红星花哩。
一位年轻的母亲牵着姗姗学步的孩子，也加入了小朋友的队伍，一边念着“荷树叶子盘盘开，提个篮子拜年来；篮里装的嘛东西，笠顶米粿戴红星……”
将军茶
今年四月的一天，一位城里的朋友突然来访，乡村小镇的，没有什么款待，只好沏粗茶一杯，抓瓜子一盘。朋友端起茶杯小嘬一口，眼睛发光，连连称赞：好茶！好茶！浓浓的香，淡淡的甜！朋友临走时，我便把那粗茶相赠与他，我当那是朋友随便说说的客套话也没当回事。
没想到几日后，朋友电话问我那茶叶是哪买的，我说，就是我们石洲乡一个叫将军山的地方出的呀？去大院看云锦杜鹃就得从那儿经过的。怎么了？有问题吗？朋友说，问题大着呢，那些在我家喝过你送的茶的朋友，天天嚷着要我帮他们买呢。这就是将军茶啊！早听朋友说起过将军茶的纯正、甘醇、幽香呢。这事归你负责了，谁叫你把我们的肚里的蛔虫引出来了啊？你得负责到底。我听后哈哈一笑，没问题，便一口答应下来。
为了给朋友解围，我特去将军山买茶叶。将军山，山名，在石洲乡与策源乡交界的进江源组，海拔１０００多米，巍峨雄骏，状若将军挥戈立马，此地因六百三十多年前元末明初农民起义时，出过多位英勇善战的将军而得名。
傍晚时分，落日的余晖把这山里的小村庄染成了谈谈的橙色，鹅们鸭们嘎嘎地在水田里互相叫唤着“该回家，该回家”。看院的狗儿，摇头摆尾出来，撒着欢儿迎接晚归的主人。
踏进农家院子时，一位白发大爷正捧着一蒲勺谷子等待归家的鸡鸭鹅。我们都互相认识，见了我，大爷连忙倒茶端凳子。等我说明了来意，大爷笑了，有点自豪地说：嗨，我们这将军山的茶叶还真不是吹牛皮哩，还具有光荣的革命史呢。
大爷喝了一口茶，娓娓道来：听我父亲说，大革命时期，张平化返回石洲搞农民运动，时任酃县县委书记兼县赤卫队党代表。当时党组织在策源黄泥潭（也叫瓷器窑）建立的酃县地下县委，遭到了敌人破坏后，为了保存实力，所有无法隐蔽的干部全都上了山，有一回，张平化为躲避敌人的搜索，住进了将军山深山的草棚里。有位大嫂白天以摘猪草为名，把饭放在了背篓里，盖上一把把猪草送上山去，同时还用竹筒泡一竹筒浓茶，一同送去，一连送了近一个月。有一次大嫂被挨户团的人发现，搜出了装饭的竹筒，大嫂不慌不忙地说，我家男人在山上砍杉树，路远不便回家吃午饭，耽误人工的，挨户团没有查到别的证据，只好放过了她。为了感谢那位大嫂，张平化出山之后，特去大嫂家辞行致谢。大嫂还从家里拿了一包茶叶送他。那包茶叶他一直没舍得吃。那年秋天，红七军军长张云逸率领红七军之一部从广西百色向湘赣边区作战略转移，来到酃县县委的当时驻地板下楼（板下楼与将军山就一座小山相隔），与张平化会合后，张平化第一次见这位大名鼎鼎、胡子齐胸的张云逸，才拿出那包茶叶泡了一大碗，并说起茶叶的来历。长途跋涉的张云逸嘬了一口，竟神采奕奕地说，到了根据地就像到家一样啊，还有这么香郁的茶叶！这么善良的老乡！
随后张平化组织游击队、赤卫队全力配合红七军，击溃了汝城县土匪头目的尾追，打了一个漂亮仗。乡亲们也纷纷组织起慰劳队，把家里能吃的东西都拿来慰劳红军，实在没有粮食的，就送点茶叶。让这支长途转战的红七军部队能在酃县这段日子得到休整。后来，红七军离开时，还有群众悄悄塞给张云逸及士兵们一包包新摘的茶叶哩。从此，张云逸与将军山当地人民的鱼水之情一度传为佳话。
后来，为了纪念张云逸将军在石洲这一带的英勇奋战，将军山附近的老百姓把自己种自己做的茶取名将军茶。
再次得到这将军茶，我如获至宝。不由对脚下的这片红色热土满怀更深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