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进山“掌野猪”，生产队要记夜工的，每个野猪棚一个夜工有六分工分。有男劳力的家庭每家每户都要轮流进山。如果哪天夜晚没有人去，或者发生野物侵害了田土上的薯苗禾苗，就要倒扣那家六分工分。工分虽然少，但是责任非常大，关系到生产队一百几十号人的吃饭的大问题，所以谁家也不敢掉以轻心。
我阿爸就经常带着我进山去“掌野猪”。或者在垅口的田坎边，或者在红薯地的山埂上，每次轮上，就是连续十天，十个夜晚。不管天晴下雨，都得去，野物是不会因为天气好坏而照顾我们的。山里的夜晚凉风飕飕，非得盖棉被不可。第一天夜晚，八九点钟的样子，阿爸准备好了一背篓松光和一个烧松光用的排球那么大的铁丝灯笼，他把松光点燃，放进灯笼，把灯笼交给我提着，让我在前面走。他背着背篓和一床棉被、草席，在我身后紧随着。我们就这样进山了。“松光”是我们客家人对松树木片的一个特别的称呼，读成“从光”，是松树被砍倒之后，腐朽了树皮和外层酥松的木质，剩下的树芯，含有丰富的“从光油”（松油），劈开来像新鲜的精肉一样又光亮又坚硬又清香，点起火来沾火就着，还经久耐烧。一大背篓松光，可以烧一个通宵。我以为打着松光灯笼就是为了走山路照路，觉得一下背一背篓去，是浪费力气。我阿爸笑着说，到了番薯土里你就晓得了。到仙背垅“掌野猪”的人家有五六户，有时候一路同去，有时候又各家走各家的，反正到了垅口就要慢慢的分开去各自的野猪棚了。
我们爬到山埂上，还没有爬到我们的那个野猪棚，就已经听见有人敲着竹梆，放开喉咙在山下打着“哦呵”了。我原本夜里进山心里害怕，一听到山前山下的竹梆声和人们的“哦呵”声，心里就坦荡了，就耐不住兴奋了，也跟着大声“哦呵”起来，弄得我阿爸责备说，专心看路走路，莫要跌跤了，等下到了野猪棚，随你怎么“哦呵”！
到了野猪棚，我进到棚里，把灯笼交给阿爸，靠近“床头”那个一尺来大的“窗口”用力敲着竹梆，用力打着“哦呵”。敲打吆喝了一阵，我停下来听别处的声音，听了一会，又接着自己敲打吆喝起来，闹得整个沟垅竹梆声和哦喝声，此起彼伏，回声荡漾。倘是月色朗照的夜晚，山峰朦胧起伏，星光与野猪棚的灯火光芒交相闪烁，还真是蛮有诗情画意的，让人看了满心豪迈，心潮激荡。有那种“一览众山小”和“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的博大气概。
我阿爸却提着灯笼走出野猪棚，在一处比较突出的红薯地上，把灯笼杆插进泥土，再用石头塞稳，添上松光，就做成了一盏长明灯。我阿爸回到野猪棚，让我睡下，他也躺着，隔了不多时辰，他又到窗口敲打一阵竹棒，哦呵一阵，再去看看那个灯笼，松光烧得差不多了，他就过去给添上，让它长久明亮下去。一个通宵过去，一背篓的松光也就烧得差不多了。清早回家的时候，我阿爸便睡眼惺忪地背着空背篓回家。第二天夜晚，他又背了一背篓松光进山。后来，我给我阿爸算了一笔账，我说，一个夜工六分工分，我们一背篓松光四五十斤，就算卖干柴，一百斤也有一块钱，四五十斤松光也可以卖四五角钱，生产队一个劳动日（十分）才一角三分钱，我们一个夜工分不到一角钱，点一个通宵的长明灯，花了四五角钱，是豆腐花了猪肉的价！我阿爸笑着，没有反对我，他说：“你晓得玛格（什么）呀，我是生产队的副队长兼保管员，我家‘掌野猪要是出了事，就不是扣那六分工分的事情了！是我们家在生产队就会冇一点面子！别人就会讲‘队长家都冇掌到野猪，我们怎么掌得到！我这个队长还当得下去！”
我一想也是，阿爸到底比我思想深刻。
到了收获季节，仙背垅先是垅田里的中稻，金黄色的稻田里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镰刀割禾的嚓嚓声，挥镰割禾的男女搞笑声，打谷机被踩得飞转的轰隆声，交杂成一支收获的欢乐大合唱。
接着是山坡上收挖红薯。满山遍坡绿油油的红薯苗，在秋天清凉的山风中摇曳，泛出油亮的光泽，极是让人喜悦。打霜之前必须把所有红薯苗都收回来，一部分送到生产队的养猪场，另一部分要集中晾挂起来，以备明年开春，青黄不接之际，养猪场没有饲料时喂猪用。为了抢季节，生产队的男女老少就都安排上山割红薯藤了。男男女女到了山坡上，你追我赶割着红薯藤，一边劳动，一边趁机打情骂俏，搞得山坡上生龙活虎，嬉笑阵阵。中途歇气“吃烟”的时候，有个汉子被怂恿去摸那个胸脯最大的妇人的奶子，奶子没摸到，倒被妇女们一声喊，几个人围过来，把他按在地上，扒了裤子，用杉树枝叶刺得大腿根满是小红点，逗得大家笑得抱着肚子蹲在山坡上出气不得。我们“小鬼崽子们”还不懂得摸奶子是不是很好玩的事情，却也哈哈连天，笑得不亦乐乎……
挖红薯是很快乐的事情。我们既可以握着锄头从土里把红薯挖出来，也可以跟在大人身后，收拾他们挖出来的红薯。红薯按大小分好类，装箩筐，回到家里就可以不再费神地过称，按照生产队的分配方案，分给各家各户。分到了红薯，担回家里。天晴了，把大个的洗干净，刨成红薯丝，晒干，再收进楼房里的粮仓，就是半年粮食了。个小的，也洗干净，蒸了新鲜的吃，或者煮个半熟，去了皮，切成瓣，晒干，再蒸，再晒，红薯条变得通红透明了，就可以吃了，还可以用瓦坛收藏起来，过年时也是一种年货，来了城里的亲戚，送给他们，还是一种很有滋味的土特产，是大家都喜欢的零食。后来我到长沙读书，干薯条居然就是我们寝室里大家争着抢着要吃的好食品。
收了红薯，生产队便不管那一片山坡了。我们放了学，背了背篓，背上锄头，再到那坡土上去刨挖，居然还可以找到不少遗漏下来的红薯。一天下来，也可以刨到一二十来斤。这是意外的收获，可以直接带回家去的。当然，刨了一遍，再刨第二遍，收获就寥寥无几了。我们便背着空背篓钻进山林里去——这时候，山上的牛卵砣、猫卵子、狐狸桃（猕猴桃）都相继成熟了，摘一些这样的野果子回去，也是蛮好吃的。以后放了学，我们把书包一倒，拿着空书包就进了仙背垅，也是为了摘这些野果子。牛卵砣蛮好吃的，甜津津的，很像今天城里人吃的芒果的味道，只是皮厚了一点，那黄晶晶或者白馥馥，透明似果冻的牛卵砣馕，吃到嘴里清凉甜润，沁人心脾，可以泻火，可以润肺，更可以解馋。
仙背垅的大片红薯地，一般只种一到两年。主要是山地的肥力不够，到第三年就长不大红薯了。但是，野麻却长得快，第三年又是我们进山扯猪草的好场所。猪草不值钱，老红薯地上值钱的，是不到三年就长得比我们的个头还高的山苍子树。山苍子树一长起来，就不可阻挡，整块山坡几乎一两年功夫就全长满了，大的还长到茶杯和饭碗那么大，比生产队劳力们特意种植的杉树苗，长得快多了。
往后，到了七八月间，到仙背垅摘山苍子，又是一件很快活的事情。我们“小鬼崽子们”和妇女们一道进山，有一个漂亮少妇背着空背篓，欢喜地走在仙背垅的山道上，看见沟垅的稻田上空飞过两三只长尾巴的阿夏鸟（喜鹊），她便抑制不住心里的高兴，顺口说道：“阿夏夏，美发发，走进陇上冇脚夹。”客家人把长尾喜鹊叫“阿夏”，叫尾巴“美巴”，叫脚印“脚夹”。这样念起来既押韵又切景，竟是蛮有味道的一首小令。所以，她说一遍我便记住了，至今不忘。如果是在元朝，这首小令肯定可以收到诗书里去。
山苍子一串串、一球球，蛮有累累硕果的气象。抓着山苍子树枝的尾端，往上一捋就是一大把。山苍子滴滴答答地落进背篓里，让人在收获山果时，也充满了畅快和豪情。一个上午“摘”个两背篓或者一箩筐，便是很轻快的。送到生产队的晒谷坪里，一过秤，五六十斤呢，又赚了二三十个工分呢！
我阿爸这时节便在谭官湖油铺门口的前坪上，正在高大的笼甑前蒸山苍子油，这个又是一门技术活，我又有了机会去学新的技术了。当然这是后话，与仙背垅已经关系不大了，我不好多说。
２０１２年６月５日
太田坳
太田坳，应该是大田坳。我们客家人把“大”都说成“太”，比如大人叫做“太人”，大树叫做“太树”，大山叫做“太山”，很大叫做“蛮太”，等等等等。太田坳与资兴县（现在是资兴市）皮石乡的七里村交界，田土山互相交错。太田坳是我们下桥生产队的，也就是说，我们生产队与七里村的田土山互相交错。我们常常以学到一句两句资兴话，比如“侯——”（是的），“该——囊”（那个），“内——觉”（这个），“寡——膏——”（猪肉），而沾沾自喜。七里人大多会讲客家话，我们却很少有人会说“寡膏”话，连听也很难听懂。我们之间的交往，一般都靠客家话，因为他们赶场逢墟大多都是到我们村里的墟场上——船形墟来。
太田坳有山有水有田有土，更有我们这群“小鬼崽子们”的身影，一年四季几乎都有。
我们到太田坳，好事做得少，坏事经常做。到了太田坳，我们几乎都变成了“坏分子”。
从仙背垅垅口沿着青石板铺砌的子阶路，过石拱桥，爬上木马坳，到了山坳的最顶头，开始走平路了，路的中央有个凉亭，道路从凉亭当中穿过，那里就是太田坳了。
那个凉亭骑在路上，有一个堂厦（堂屋）那么大，长方形，两头是圆拱形的门洞，没有安装木门，四面都是砌的流石墙，粉刷了雪白的流石浆。亭子内两边的墙界下，砌了一尺高的一层台阶，上面安放着削得很平整的杉树条，是最简易的板凳，供往来的行人落座歇气的。凳板已经磨得溜光水滑，变成了青绿色，比家里的板凳还光彰。凉亭屋面盖着小青瓦，一有漏水，便有人检修——也不晓得是哪个人常年四季在关注着这个凉亭，凉亭总是那么完好地矗立着，供我们歇气玩耍。
凉亭的墙壁上经常会被人书写一些标语口号或者打油诗，用木炭书写的。那些打油诗几乎就是我们学会“讲痞话”和晓得要和十八岁的妹子才能谈婚的启蒙。比如：
十八妹子一朵花，
有力冇钱莫想她；
摁着枕头到天光，
扒碗冷饭山上爬。
又比如：
张家妹子李郎想，
想来想去想断肠，
清早门前去担水，
半夜屋背敲光窗。
我们读了，嘴巴上骂着“这个哪个蛮发骚”、“一个骚鬼”，心里却一个个乐滋滋的，念念有声，念念不忘，好像一下子说到了我们的心夹里。
过几天，凉亭的墙壁上又出现了新的打油诗，变得更“痞”了，我们却更加口口相传：
阿母生我一丘田，
已经荒了十八年；
哪个好汉来耕种，
我家不要半分钱！
还有：
十八妹子三角丘，
一块旧布去遮羞；
我想伸手去扯布，
又怕妹子敲我头。
“——敲你的头！”“——敲你的头！”我们伸手这个头上敲一下，那个头上敲一下，互相敲打着，追逐着，嘻嘻哈哈拥出了凉亭，跑到对面山上去斫柴。
斫了一根六七十斤重的生柴，或者一捆生柴，背下山来，丢到路边田坎上，时辰还不到半个上午或者半个下午。于是，我们一群男孩子，便学着电影里的样子，大大小小分成两队，开始在已经收了秋的干田里“打仗”。用钩刀挖出一块块的田泥做手榴弹，“埋伏”在田坎下的草丛里，伺机向对方进攻。只要一方有人探出头来，被确定了他们的位置，另一方的泥块就会像雨点一样飞射过去，对方也立即打出泥块还击。哪一方的人挨打得多了，吃不消了，便往远处逃走，另一方便抓上泥块，穷追不舍，直到对方“缴械投降”，算是一场战争结束了。然后再来一场。连续两三场都是某一方失败，他们便会提出要求，重新分队。我们分队很简单，大个子的与大个子两个两个一起“猜拳”，一正一反，掌心向上的为正，掌心向下的为反。然后，所有正面的一队，反面的为另一队。正面的为“好的”，反面的为“坏的”。“好的”一队是解放军，准备进攻；“坏的”一队是敌人，是国民党匪帮，先去隐藏，让“解放军”侦察、进攻、追剿。我们常常是“敌人”还打赢了，“解放军”还被打得到处乱躲。于是，便因为哪队当“解放军”的问题争执不休，闹得散场，各自背上柴火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