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红星简介】女，湖南炎陵人，生于1973年5月，研究生文化，先后从事过教育、文秘、组织人事编制、乡镇管理工作，现为炎陵桃源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局长、湖南天韵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自幼嗜书，尤喜文学，爱其至真至纯至美，尽显人性温暖。
书香满怀
我自小嗜书如命。因为爱书，便有了与书店的许多故事。
老家的村供销社，是我接触的第一个、也是最原始的书店。７０年代，物质还很匮乏，一个小小的村供销社就囊括了所有商店的功能。对我来说，供销社里最诱人的是柜台角落里的那些图书。家里叫去买油盐酱醋的时候，我便借机磨蹭老半天，叫营业员拿本图书来看，边一目十行地翻阅，边在心里估摸自己的承受能力。一般的情况是不会买的，因为口袋里的钱都算得一清二楚。除非是过年发了压岁钱或是期末考试后发了奖金，就可以扬眉吐气一下，买一本自己最想要的小人书。那个中年男子也特善解人意，不管买不买书，只要看到我买完东西还不走，就会主动地拿出新来的图书，和蔼地说声：看时小心别卷了角。便又热情地招呼其他的顾客了。我如获至宝，捧着书马上进入无人之境，直到商店打烊，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没问过那个营业员的姓名，每次都是微笑着就算打招呼，但是在当时的我来说，他真是帅呆了，连脸上的笑纹都是那么熨帖。
到乡里读初中了，发现墟上有个专门的新华书店，好多书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遗憾的是家里更困难了，因为几姊妹都在上学，只有父亲一人的工资供养，每学期开学的学费都要赊账，哪里还有闲钱去买那些“杂书”呢？虽然没钱，去过过眼瘾也好。售货员姐姐有着甜甜的小酒窝，爱系一条红丝巾，如日本电视连续剧《血凝》中的幸子姑娘一般美丽。一来二去的与“幸子”搭上话，才知道她和大姐是朋友。这真是个让人兴奋的发现！更让人兴奋的是，“幸子”主动提出：你只要有空，来看书就是，不买也没关系。于是，每天下课后，我便不远数里跑到乡新华书店，把想看的书看了个够，而系着红丝巾的“幸子”那窈窕的身姿，也定格成了我心中最美的风景。也是从那时起，我有了个明确的奋斗目标：考个好学校，毕业后到新华书店工作！
在这个目标的激励下，我的成绩一直在学校遥遥领先。初中毕业，因为品学兼优，我顺利考上了攸县师范。我们的班主任，刚从师大毕业，一心想把我们培养成文学青年，经常在课堂上陶醉不已的念唐诗宋辞，对文学名着如数家珍。那段时间，班上掀起了一股购名着、读名着的旋风，我自然是首当其冲。县城书店的存书有限，有时为了买一本想要的书，我不厌其烦地往返其间，如愿以偿之际，捧着散发着墨香的新书，就像拥着思慕已久的恋人。三年师范学习，只要家里寄了钱，我就会来到书店，选择一本心仪已久的书。三年在书店寻寻觅觅，收获了一摞子文学名着，也收获了写作成功的喜悦，我成了小有名气的校园作家。
毕业了，回到家乡的中学教书，乡村生活是安逸的，但是那些读过的书总是让我蠢蠢欲动。不想过一成不变的平淡日子，于是参加了自学考试，又通过公开招考到县里上班，辗转了几个部门。不管走到哪里，逛书店，买新书，是我行程中必有的安排。在组织部上班期间，开明的部领导每年都会组织一次省市购书活动，长沙定王台书市和株洲书城，让我过足了瘾，买的书也不再限于文学名着，社会类经济类的都有，家中的藏书越来越多，知识面也广起来了，在全市树组工干部形象活动中，我成了学习型典型。
时至今日，新华书店不再是一枝独秀，各类书店如雨后春笋般越来越多。我小时候憧憬的、上学时渴望的那些书籍，书店里应有尽有，摆放得整齐有序，装帧更是精美无比。儿子想要什么书，都能如愿以偿，万一书店没有的，还可以到网上去购买，付账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下。望着儿子手捧新书时绽放的笑容，我知道，这份与书店的情缘，正在代代相传。
年味儿
农村有句俗话：“小孩子盼过年，大人盼插田”。想起小时候，过年带给我们的乐趣，至今回味起来，仍然会沉醉于其中。
一进入腊月二十，家家户户就开始做米粿、磨豆腐、杀年猪。农村的老式房子是个大屋场，五六户人家住在一起，正中的大厅屋是共用的，里面摆了神台，放了石磨、石臼、风车等物品。每到这时，女人们在厅屋里舂米粉、磨豆腐，男人们在禾坪里杀年猪，小孩子都跑来凑热闹，家长里短的谈笑声、叽叽喳喳的打闹声和年猪的嚎叫声汇集到一块，年味儿便渐渐浓了起来。
农家米粿花样很多，最简单、常见的是墩子米粿，把米粉在手心握几握，再双手对揉几下，形成一个小山峰似的便成了；最气派的是印子米粿，同样的料儿，在一个雕刻了“喜”字或动物图案的印模里压一下，就化腐朽为神奇了；最奢侈的当属油煎米粿了，因为油煎米粿太耗油，而农家的茶油是收一次要吃一年的，所以一般人家的油煎米粿都是计好了数的，除了给小孩打打“牙祭”，其余的都留着招待最尊贵的客人。当然有个项目是大家可以共享的，那就是“撸油锅”。炸过米粿、馓子、油豆腐之后，大大的铁锅里沾满了油，摘几蔸新鲜的大白菜，把锅里的油吸得干干净净，一人铲上一碗，面上还放着两个才出锅的油煎米粿，大家心满意足地吃了去睡，那晚的梦都是又香又甜的。
杀年猪那天也是个让人垂涎的日子，谁家都会办场年猪宴，把周围的老老少少全都叫拢来饱餐一顿。掌屠的师傅对于如何分配那２００来斤年猪肉早就胸有成竹，除去年猪宴上的开销和大年三十晚上必留的猪头，其余的都剁成５-１０斤一块，用盐腌了，品相好的，肯定是走亲戚时用的“年料”，其余的，就是一户农家明年待客时的“头碗菜”了。当然，这个菜，一般懂规矩的客人是不会随便去夹的，即便主人热情地招呼，并操起筷子帮他夹到碗里，都要客气地推让几个回合。除非主人硬是把肉夹到客人碗里，还要用力按几按，有时肥肉上都按出筷子眼来了，就像那块肉是给这位客人定做的，客人这才会心安理得地大快朵颐。
小年过后，有待嫁姑娘的人家，“送年”的小伙子就开始上门了，都是穿着折痕清晰的新衣裳，挑着大皮箩，因为初次“送年”，加上新衣服的棱角太明显，就多少有些拘谨，见到谁都客客气气的。第二天，妇人们的话题准保就是这个“送年”的小伙子了。模样是否周正之类的，早在第一次相亲时就已经下了定论，现在要评论的，是这小伙子家惯不惯（惯，是大方的意思）。这个区别，不在“送年”的东西，因为谁家“送年”都不外是米粿、鸡蛋、年料、布料、鞋子之类的东西，关键是看数量和质量，如果皮箩大的，说明内容物多，气派首先就上来了；再比较一下内容，比如说张家小伙送的是墩子米粿和棉布，而李家小伙送的是油煎米粿和料子布，那李家小伙子在舆论上就出尽风头了。要是还能给女方一块手表之类的礼物“交手心”，这事儿八成就定了。不过我们小伙伴对这些都不太感兴趣，我们亦步亦趋地跟在“送年”的小伙子后面，只是关注他那新衣口袋里鼓鼓的到底是水果糖还是山楂饼，等他把答案掏给我们后，我们就一哄而散了。
大年３０晚上，那可是我们的盼望已久的乐园！妈妈早早装好了碟子，把个四方桌摆得满满的，像花生糖、桂花糕之类的，都是我们平时在村供销社柜台前瞧了又瞧的好东西，就算吃得粗鲁一点，这时也绝对没有大人向你使眼色。不管家里如何困难，爸爸妈妈的压岁钱是一定要给的。爸爸早就到银行换好了簇新的角票，先郑重地用报纸包好，再在外面包上一层红纸，等我们兄妹睡着了，轻轻地放在枕边。大年初一早上，连平时最懒、最不乖巧的孩子都会早早起来给家里的长辈拜年，除了大人的教导有方，红包也是一个诱人的因素。正月里走亲戚，也是一大乐事，除了可以大饱口福，遇上经济条件好的还会给个红包，一个正月下来，差不多能攒上１０元钱，到新学期开学时，腰板都会觉得硬了很多。
可是说起去外婆家拜年，我们就有些犯愁了。因为外公有四兄弟，每个兄弟都有六七个孩子，有的孩子已经结婚生子自立门户了，所以我们到外婆家拜年要拜１０多户。而且给外氏家拜年是最讲究的，年料、米粿之类的东西一样都不能少。每到大年初二，妈妈早早就准备好了１０几个黄书包，把去外婆家拜年的东西都配齐了，我们五姊妹左肩一个、右肩一个、手上还要提一个，走个多钟头才气喘吁吁地来到外婆家。结果呢，年料是无论如何不会接的，米粿是接了几个又要添回几个，除了接几个鸡蛋，其他东西原封不动地又背回来，甚至感觉比来时还重多了。一路上又半天见不到客车，好不容易见到一辆，也是黑压压一车人，示威般地呼啸而过，晴天卷起漫天的灰尘，雨天则溅到新衣裤上几点泥沙，偏生这时穿新鞋子的脚又开始挤得隐隐作痛，把过年的乐趣都挤走了许多。
长大了，结婚了，仍然喜欢过年，喜欢在合家团圆时感受那份浓浓的亲情。大屋的住户都建了新房子搬出去住了，有几户人家还到圩场的开发区建了房子做起了生意，年前年后是做生意的黄金时间，所以家里只留几位老人守屋场。好多年轻的姑娘小伙子都跑到广东、深圳打工去了，过年回家时打扮得比小县城里上班的青年还时尚，腰间的手机响个不停，满嘴都是新鲜的词语，让年老的父母听得一愣一愣的。他们对做米粿之类的早就不感兴趣了，攥着鼓鼓的钱包来到超市，把年货置办得妥妥帖帖，上千元钱出手眼睛都不眨一下。大大小小的宾馆适时地推出了年夜饭，生意火暴得不得了。正月里走亲戚，中巴车隔半个钟头就有一趟，方便得很。许多年轻人骑着摩托车行驶在宽阔的柏油马路上，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送年”的习俗仍然没变，不过送年的小伙子早就不担皮箩、不送米粿和年料了，人却一个比一个有精神，礼品一个比一个更精致。小孩子仍然喜欢过年的热闹劲，压岁钱的数额已经比父辈翻了几十番，但是对食品和新衣服的兴趣都不大，因为都习以为常了，觉得过年跟平时也没太大的差别。
年味儿是越来越淡了，人们的笑意却越来越浓了。
外婆
小时候，看到别的小朋友每到星期六就到外婆家玩，回来时常常炫耀自己吃得如何尽兴、玩得如何开心，我总是又羡慕又遗憾：为什么外婆老跟我们住在一块呢？否则的话，我也可以常常到外婆家走走亲戚，那该多好！
在再一次目睹邻家小伙伴从外婆家回来后的得意劲后，我终于忍不住把这个念头跟妈妈说了。妈妈摸着我的头笑着说：傻孩子，外婆跟我们住在一块，这是我们的福气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