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中，现在计算日子，已经以十年为一个单位了：四十年前的1968，留在记忆中的是大规模的武斗和下乡插队落户，是在农村的炕头夜读《哥达纲领批判》；三十年前的1978，命运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转折。
那一年的10月6日，我走进了武汉大学的校门，成了一名外国哲学史的研究生，那也是“文化大革命”
后的第一届研究生；而此前两年的这一天，“四人帮”
被捕，当时没有谁能想到个人的命运会与国家的命运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留在记忆中的，就是每日每夜、无穷无尽的电影和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辩论：
“难道我们的生活中真的就没有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了吗？阶级斗争是一个说消失就消失了的社会现象吗？”“工业不学大庆，农业不学大寨，你说工业和农业该怎么搞？”
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回答。
那年的我已入“而立之年”，自以为该知道的都知道了，能经历的也都经历过了；精神上虽说还寻找着什么，但不知在寻找什么。
哲学上有一句很着名、很简洁、几乎用不着进一步论证的名言：
“你知道，你必定知道你知道。”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我知道，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似乎说的是人自然而然地就有了自我意识，就知道了“自我”的“存在”和“所思”。且不谈这些可怕的概念早就让人望而却步，就是其中所包含着的反思、自我意识等一系列复杂的哲学思辨也不会给人多少兴趣。但列奥·斯特劳斯却从中引出了一个同样着名的反命题：当你心中没有问题，或者不知道什么才是你的问题时，你就不知道你不知道。
回过头来想，“而立之年”的我们之所以自以为“该知道的都知道了”，就是因为那时的我们还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问题，所以不知道自己其实并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不知道。
但我却有些怀念“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时的严肃、期待与寻找。
那是一种“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懵懂和“不知道要寻找什么”中的寻找。我把它理解为一种精神性的本能。
下面就是这种“本能”留在我1978年日记中的一些印痕。
首先要提及的就是那年2月17日的《光明日报》上刊登了徐迟的一篇长文：《哥德巴赫猜想》。
这篇文章简直如晴天霹雳一样把人惊呆了：文章竟然可以这样写！世上竟有陈景润这样的人，竟有这样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需要解答！一切都匪夷所思！最让人震惊的还是那种文体，那种介乎中文与译文、小说与人物传记、理论思考与报告文学之间的自由洒脱与豪迈大气。我当时拟出了十个可供讨论的问题，感觉到那种唤醒某种情感、让人在联想中进一步思索的力量才是最伟大的力量。
几乎自那以后，我就一直在想：哲学，或者说哲学家的传记，能不能也这样写？后来看苏联哲学家阿尔森·古留加所着的《康德传》和《黑格尔小传》就有了类似的感觉，特别是前者，真正精彩；当然，这也和贾泽林他们几个人的译笔有关，后来见到贾先生，我还多次提及此事，而且从不少新入学的研究生口中，也知道了这两本书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至于由此而造成的“误读”，就该是另一个问题了。
那年5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特约评论员”的文章：《科学和民主》，让人精神为之一振。“特约评论员”的权威性尽管远远比不上“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但也不可小视，因为伟大如毛泽东这样的人物，也曾化名“特约评论员”
写过文章。但如此文这样明显打出“德先生与赛先生”旗号的，以后每到“五四”，就似乎再也没有刊登过了。
5月8日的《参考消息》上刊登出了一篇雷震致蒋经国的长信，有一万多字，详尽论述了解除党禁、开放言论、维护法制的必要。我把它保留下来，觉得很有价值(价值在哪里？自然是不知道)。
6月12日郭沫若逝世，终年八十六岁。追悼会很隆重，叶剑英主持，邓小平致悼词。这位应该与鲁迅先生、胡适先生差不多算是同时代的人竟多活了这么多年，但这到底是福还是祸？郭老的临终遗嘱是让把他的骨灰撒在大寨的土地上。那可是个神奇得不得了的地方，基本上代表着全中国整个的农村。他也终于想回归大地了。
鲁迅、胡适、郭沫若，三个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介入政治，同时也以各自不一的方式对待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其间可说的话似乎很多很多。
这一年的第七期《大众电影》上有白杨的一篇文章，提到1957年郭沫若曾送给白杨一幅“荷花”，上面亲笔题写了“出污泥而不染，亭亭玉立，香色雍容，为人民带来祝福，愿世界早进大同”几个字，让人忽然在普遍的阴暗中感受到某种美好的东西。那应该是一种很浪漫的情怀。郭沫若就应该是让这种情怀滋养大的。相比较而言，胡适要冷静许多，但最冷静的，恐怕还是鲁迅。但谁又能预计出个人的浪漫情怀在某种语境下到底会有多少种表现形式呢？
6月14日的《参考消息》上转载了香港《争鸣》杂志的一篇文章：
《话说浪费人才》，看了让人欲哭无泪。尽管从未想过什么人才是“人才”的问题。
那时候的人才，都指的是“有特殊才能的人”，当然首先是自然科学家。这一点很奇怪，不知怎么形成的。但我相信，恐怕没有谁会给出一个有关“人才”的定义。
当年的《天安门诗抄》也已作为手抄本流传到我手中，印象最深的是一首类似于“打油诗”式的《向总理请示》和另一首《儿歌》：
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
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蚍蜉撼大树，边摇边狂叫：“我的力量大，知道不知道？”大树说：“我知道，我知道，一张报，两个校，几个小丑嗷嗷叫。”
最值得记下的，就是在1月10日的日记中，我不知道根据从哪里看到的材料，把有关社会主义的复杂理论概括成六个问题：
(1)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2)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为什么可以说表现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矛盾？
(3)为什么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既不是一个经济形式，也不是一个法律形式的问题，而是一个基本的社会关系即阶级关系的问题？(4)出现国家资产阶级的根本标志就是群众的非政治化，苏联社会的保守性是否与整个社会的“非政治化”有关？(5)苏联社会的演变过程，“阶层”与“阶级”这两个概念的区分与联系；(6)关于社会的历史决定论与意志决定论的关系问题。
这篇日记密密麻麻写了十二页，不知出处，但从文章中可以看出是引自一个叫保罗·斯威齐(美国经济学家，《每月评论》主编)和夏尔·贝特兰(法国经济学家，法中友协执行主席)的有关言论。
这篇日记的危险，就在于它预示着某种想知道“自己不知道”的苗头与可能。
1978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在武汉大学露天电影场看的是《激战前夜》。这是一部什么电影？什么内容？国产的还是外国的？
全不记得了，留在日记中的，就是这部电影的名字。
那一年，在我的记忆中，就以《哥德巴赫猜想》开始，以《激战前夜》结束。
“猜想”什么？“激战”什么？
不知道，而且自己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三十年过去了，也许最大的不同，就是自己知道了自己不知道。
那也就是说，自己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能说自己知道了吗？
既然业已“耳顺”，就应该向自己重新提出这一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