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中华帝国大概是仅有的一种轴心文明，其中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们确实属于高级团体)是这些文明基本框架的中心和半垄断团体，使中华帝国体系成为葛兰西式专一制的最好例证。但是，这种专一制同时又具有一些明显的、自相矛盾的特征。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化精英的活动与政治精英的活动之间的区别不那么明显，并缺乏自治的组织基础。他们的结构与那个任用了10%-20%文人总数的国家官僚制度的结构是一致的。除了一些学派或书院以外，他们没有自己的广泛组织，也没有自治组织与权力资源。仅在一个领域内，即教育领域，他们确实发展了一些自治组织与结构。然而，即使在这一领域，这些活动具体的特定作用也常常与政治——行政背景密切结合，并以之为导向，而与次级精英及处于权力范畴边缘的领袖人物们的活动相应地存在隔阂。
魏斐德的分析清楚表明，中国社会控制机制最为重要的因素，是各个中心城市之间、各派别、秘密社会以及各领导层之间，在思想上和结构上的薄弱关联，这种薄弱关联也体现在各精英团体之间。
——艾森斯塔德(ShmuelN.Eisenstadt)
《三十年间有与无》是应北京曹保印先生之邀为《新京报》写的一个专栏，原来说好每周一期，每期两千来字；由于今年事多，从今年3月开始，一直到现在也还没有登完，而文章是8月初就写好了的，想在奥运会这一最大的事开始前以“说小事”的形式结束有关这三十年间个人经历的叙述。
这三十年不仅是我个人生命发生转折的三十年，我们国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相信在这三十年间，每个人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都已变得面目全非，我也相信“吃饱饭”不再是一句天方夜谭式的笑话，因为它已根本不再是一个问题。
我住在上海，抬头向浦东望去，那里高楼林立，其密集程度与形状之各异，只是过去想象中的西方社会最发达地区才会有的景象，但是去了西方一看，才知高楼远非我们这样密集。
但我并没有多少想歌颂、想赞美的冲动。
在地铁里，年轻人觉得这一切都理所当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只有像我这样年龄的人，才小心翼翼地东张西望，知道这个国家正发生着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除了能看见的，还包括看不见的，除了自己能想通的，也包括完全想不通的。生活中的一切离梦想越来越近(上初中时读《科学家谈二十一世纪》都没有想到生活会变成这个样子)，但又似乎离清醒时的目标、目的越来越远。
前面所引用的艾森斯塔德的两段话，是他为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魏斐德(SredericE.Wakeman)的《讲述中国历史》(TellingChinese History)所写的一篇“序言”。在魏斐德的书中，曾这样描述过“康乾盛世”：
到乾隆皇帝(1763-1796)统治后期，中华帝国的边界远较之前更为广阔：西部到达伊犁地区和俄国统治下的土耳其边界；西南到达喜马拉雅山脉以及印度边界。西藏亦在清朝的控制之下，朝鲜也一度成为中国影响范围内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繁荣富裕的社会。这片土地上的农夫和老者们都心满意足，享受着田园般的生活。首都的宫殿里堆满了金银财宝和珍品，……景泰蓝、漆器、玉雕都是为皇帝而特制的，皇宫已被重新粉刷一新，整个大地呈现一片和平之态。……在中国历史上，有多少王朝能够宣称具有如此的影响力，且四处弥漫着一种心满意足与充足富有之势呢？其中最辉煌、最真切的表征非颐和园莫属。这一皇家园林就建在北京西面，靠近大明的墓冢。蜿蜒数十平方公里的建筑群令彼时之人炫目：假山以金色的树叶作为装饰，园林里满是摇曳多姿的树木，彩色岩石又以惊人的价格从世界各地运来，这种庄严宏伟的皇家园林为盛清之态作了最为适当的注释。
正因为18世纪的政治潮流乃皇权专制统治，因此文化上的造诣就要与皇帝自身的形象相匹配。通常我们认为清代是一个善于总结而非冒险探究的时代。它在文化上呈现的特点就是编撰大型类书和词典，而不是创作具有开创性的散文或者文风严谨的哲学着作。在康熙皇帝领导下，1711年，编成《佩文韵府》，……1716年具有权威性的《康熙字典》成书。……1782年第一套共三万六千卷的《四库全书》抄完并呈进乾隆帝，此乃一座适宜的文化丰碑。
但很多人都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大规模地从中国私家藏书中遴选图书，乃为清朝当局审查图书内容提供了一个契机。
事实上，乾隆帝自己就曾投入相当精力以清除有明一代忠臣与个人着述中的反满情绪。与之相比，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文人学士的才能都笼罩在这种编撰目录、书籍题解的金字塔下。
康熙帝有意识地通过编撰工程，诱使归隐的学者从对政治的隐退中抽身出来，由此获得他们对于新朝代的支持。
请原谅我引用了这么长的材料，引用的目的，是因为欣逢盛世，文人学士大约能做的都差不多，能听到、能看到的景象也差不多，而且由于现代工业和传媒事业的发达，我们能为我们“四处弥漫着一种心满意足与充足富有之势”作为适当注释的地方就更多、更辉煌了。
但我们又都知道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时代，至少对我们这代人来说，一些可怕的记忆阴影依旧时隐时现；而且在腐败多了但并不那么残酷、怨言尖刻了却又多了些宽容的整体气氛下，我们作为个人，恐怕最主要的还是要重新认识我们自己，重新认识我们这个时代；这种重新认识不是在铺天盖地的自我恭维与赞美中进行的，它应该认真清理一下三十年前的幻想，想想在这三十年间，我们有多少设想、多少理论、多少描述、多少“假如”，想想为什么这一切都是空想，想想今天的一切为什么不仅连失败者感到吃惊，就连成功者也如一场大梦醒来就变成了这个样子般地感到惊愕。
我真的一点也没有记下这三十年历史轨迹的意思，一点也没有，我只想在日记中寻找那些让我自己感到不可理解的思想与情感轨迹，以便从反面为偶然性作一点佐证，就是说，我之所以这样写三十年，纯粹与我个人的偶然性因素有关。
我把这种偶然性理解为某种气质上的或哲学自身的特有功能。
《三十年间有与无》，“有”与“无”是两个哲学范畴，就如也有人把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翻译成《有与无》一样。“有”就是现象，就是表象，就是显现。总之，总有个什么东西让我们看到了、感受到了。萨特在写他的《存在与虚无》时一开始就要讨论“有的现象与现象的有”。没有人会不承认“有的现象”，但我们又并不满足于“现象的有”。我们知道在“现象的有”“后面”还有我们所看不见、感受不到的“有”。今天的我们已经不习惯用“本质”这个概念了，因为本质就在现象之中，但我们依旧可以把两者区分开来，就如我们从那些意在让别人观瞻的现象中，就知道它实际的目的是什么，从《佩文韵府》、《康熙字典》、《四库全书》的大型工程中就能揣测出它大概隐藏着怎样的目的。在这一意义上，“有”也就是我们看到了什么，你有没有看到了什么的意思；“无”自然也就意味着我们在这三十年间没有得到的是什么，而且这始终未得到的东西又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甚至可以说是这一百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东西。
有得必有失，天下没有只有得没有失的事；“有”就是“得”，“无”
就是“失”。这三十年，我们得到了那么多，可失去的是什么？什么是我们能看见的，什么又是我们看不见的？什么是眼下的，什么又是未来的？我们的后代会怎样评价这三十年？会怎样评价我们？或者，我们到底应该经过这三十年千载难遇的机会，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些什么精神上或制度上的遗产？
我并不认为这仅仅指的是民主、自由、法制之类的东西。在我们这个有着如此强烈的政治色彩和如此强大的政治运作功能的社会里，我们所感到最匮乏的恰恰是政治(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寻找政治》)。社会乃至国家几乎成了一个和我们无关的存在，我们无法投身其中发表自己的看法，无法展开认真的讨论，只能以“贫嘴”的方式来淡化、来搞笑，来让人无所适从。中国历史上有过国体、政体的激烈辩论，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必须在公众环境中讨论公众利益、公众幸福的问题。无论如何，只有公众利益才是我们的真正目的；但这种利益到底是什么？如何体现？是一个需要公众讨论的问题。
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一书中曾这样评论过那些以启蒙思想武装了人们的头脑并为革命制定了原则的哲学家们，她说，这些人被称为哲学家是误导了大家，因为他们对于哲学史的意义微不足道，他们的哲学贡献也无法与17、18世纪的哲学家们相比肩，“然而，他们在革命的语境中举足轻重。它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他们使用自由一词时，侧重于公共自由，这是新的，此前几乎不为人知。这就意味着，他们通过自由所理解的东西，与奥古斯丁以来哲学家们认识和讨论的自由思想和自由意志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的公共自由，不是人们从世界的压力中随心所欲地逃遁返回到内心领域，也不是让意志在两可中进行选择的liberumarbitrium(任意的自由)。对他们来说，自由只能存在于公共中；它是实实在在的、世界的现实，它是人所创造、人所享受的东西，而不是一种天赋、一种才能，它是人造的公共空间或集市，古人视之为自由呈现并得以让所有人都看见的地方”。
我说这些话是想对我的《2008：只说小事》一文作一点补充：2008年的“大事”其实太多了，多到让人目不暇接的地步。所谓“大事”，总是与公众利益、公共事务有关的事。不说奥运了，单说汶川地震。地震中让人感动的事也太多太多，但有一点特别显眼，这就是忽然有了一个“公共空间或集市”出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面前：你愿意怎么行动就怎么行动，至少在最初，没有人安排，没有人指挥，也没有人管理，每个人都把自己与完全陌生的别人联系在一起，主动投身到这一人为、人造的“公共空间或集市”之中。我曾与四川大学的刘莘教授聊过当时的情景。他说，你想想，地动山摇，瓢泼大雨，没有人组织安排，没有警察指挥交通，更没有红绿灯，但成百上千辆出租车都奔向了同一个地方：都江堰。道路之崎岖，危险之大早已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但这也正是那些有着非凡胆量和高超技艺的人表现自己的时候。他说他就亲眼看见了那些人的过人表现，可以让你目瞪口呆。
为什么会有如此的表现？可以讲出许许多多的理由，冠冕堂皇的也好，不那么冠冕堂皇的也好，人的本性也好，多年接受的教育也好，都有理由，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就是那种自由自在的快感。在危难与艰险中、在抢救与奋争中，人忽然获得了一种空前释放的快感，这是一个让我们很感兴趣的话题。
我说这些，只是想表明，这次地震，终于有了一个“公共空间或集市”让人们在里面自由驰骋；高度自觉的行为与自动构成的组织与秩序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设想，如果这个“公共空间或集市”是思想领域，那又会有多少“有着非凡胆量和高超技艺的人”得到了自我表暡美畅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07页。
现的机会，我们在精神状态上所发生的变化会比奥运、神七更令世人惊讶！
有人会说，今天的网络世界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世界；是的，但这个世界越繁荣发达，我们正式的、本可以严肃讨论的话题也就越贫乏苍白，我们的知识分子群体也就越因无法正面交流而四分五裂。
分裂是正常的，也是好事，只是应该发生在明处，发生在一个“古人视之为自由呈现并得以让所有人都看见的地方”。
法的存在，不过就是为了维护或保护这样一个“公共空间或集市”的存在与秩序而已。
当2008年即将过去，当十七届三中全会也开过了，当全球正处于某种我们也许永远也明白不了的经济危机中，当教育领域里的问题丛生，当价值秩序混乱，我们也似乎想摸到过河的石头(河水是越来越深了)时，这样一个“公共空间或集市”的出现也许可以理解为“应运而生”的“晚产儿”——但愿它不再是一个梦想，而能真正成长、成熟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