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形象远没有1978年那么鲜明。
1978年因为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考上研究生和《哥德巴赫猜想》而让人永不能忘。
1979年有什么呢？如果以此类推，当然有十一届四中全会，有研究生期间的苦读、失眠、念家、出游和《人妖之间》的横空出世。
但在这几件“要闻”后面，又分明显露出张志新与蒋爱珍两个完全不同、但又同样震撼人心的面容，还有就是遥远的枪炮声和一首几乎所有人都喜欢的印度电影《流浪者》中的“拉兹之歌”。
“我一直以为我是最坏的人，可现在我知道还有比我更坏的人。
我敢保证，你要比我坏好多倍！”这就是拉兹在法庭上对大法官所说的一席话。
铿锵有力，义正词严。
但“好”与“坏”的标准究竟从何而来？是普遍适用和永恒不变的吗？
在长久的迷惑与不求甚解中，所有的一切也就渐渐远去，在模糊中被人们所淡忘。
(一)
1979年一开始，就是对越自卫反击战。2月17日，听传达中央11号文件，等于是听“战争动员”。这是我们第一次听“战争动员”，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越南欺人太甚，我们忍无可忍，这也许是“实情”，因为在我的记忆中，献血、捐钱、捐粮，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最需要的越南朋友早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日常用语；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知有多少学生自动跑到越南去“援越抗美”，有些人更是把生命都留在了那块土地上，今天，怎么能这样以怨报德呢？然而，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同志加兄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还有，苏联会作何反应？也要打吗？“我们会不会也上战场？”旁边一位同学小声问我，我说恐怕不至于，小小越南，值得我们这样兴师动众吗？
然而，无形中的压抑与沉重，已让我无心打听任何战况，甚至不想知道双方的伤亡，就连2月25日在看电影前播念“战报”，说23日全歼越军一个“英雄团”的消息也无法让我兴奋起来。3月4号，说是攻占了谅山，大家都围着世界地图寻找这个城市。到3月24号，我们“非党人士”才一连听了三个中央文件的传达，其中一个就是宣布对越反击自卫战胜利结束，另两个则涉及言论问题。还有就是要注意生活作风。这后两个问题显然更能引起我们的关注，但大家的反应，似乎也只有沉默不语。
为配合这场战争，各个电影制片厂还赶制了一大批电影，片名如今已一概忘记。
(二)
那年寒假过后，我是绕道汉中，经十堰回的武汉，就为的是见见二黑这个老朋友和1978年在武大考研时落选并新结识的丁毅华。
从西安到汉中，经安康到十堰，一路上全是连绵不绝的崇山峻岭。火车在山间穿行，放眼窗外，严冬中的荒凉格外刺目；也许只有星星点点的梯田才显示着当年“农业学大寨”的成果，而墙壁上残留的大标语，比如“贫下中农主力军，批林批孔有决心”、“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的口号却顽强地保留着另一种记忆。
坐火车旅行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沿途搜集过去遗留的标语口号，于是发现越贫穷的地方，标语口号就越多、口气就越大，斗志和决心也就越昂扬。
远远的有几名妇女，缠着头布，背着沉重的背篓，在山间小道上攀援；因为要“以粮为纲”，所以山上的树木基本上被砍伐殆尽，到处是什么植被都没有的一片荒芜。这就是《李自成》一书中所描写的陕南吗？也许这三百多年间的中国农村真的就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变了的就只是那些墙壁上的标语口号所留给我们的记忆。
但留在我那天日记中的，却是对这片土地的爱，那种让人流泪的爱。
城乡间的巨大差别已经越来越让人有些触目惊心了。
在武汉与西安之间，来来回回，在那些年里我一共跑了几十趟，明显感到一入河南，上车的人就如难民一样，拖家带口，席地而坐，而车上的任何服务也便宣告终止。
这些人都在奔向哪里？我当时还意识不到一场巨大的、涉及城乡关系的社会变革就发生在自己的眼前。
城市里面的风气也发生着越来越明显的变化。
西安钟楼附件还有些大字报，大都涉及男女关系与对法院的什么判决表示不满；人们衣着上的变化最大，特别是一些女孩子的高跟鞋最是醒目；当众人提及某某由于有办法可每月多得一百来元时，都羡慕不已；冷饮店的餐具要先交押金，火车上再也没有了茶杯之类的设备，只要是无人看管的“公家的东西”，基本上必偷无疑；在武汉，我的一个红卫兵串联时的小皮夹被偷，里面有6元钱、30斤粮票，这就是我一个月的全部费用；交通越来越拥挤，人们的脾气也越来越大，公然插队和当街斗殴已是家常便饭；每次在水利电力学院看电影都要冒生命危险，因为总会爆发各种各样的群体斗殴，有一次双方打得难分难解，板凳横飞，尘土飞扬，大家自动让出一片空地让他们打，而银幕上照样在播放《306号案件》，结果，我的一个同学王其水被飞来的砖头打破了头，而另一名外语系的女生则被踩倒在地，昏厥过去；一位名叫吴健的研究生在书店抓到一个小偷，在扭送治安处时反被小偷打得半死。
6月，在武汉风传一身为高干子弟的公安民警在15路汽车上用枪打死了售票员，众人议论纷纷，但事情的真假一直得不到落实。10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有一条这样的报道，说新疆石河子的蒋爱珍用枪打死了三个人，大约是为男女关系与“人言可畏”的环境所迫。
无论是报纸还是大家的口碑，似乎都站在蒋爱珍一边。我们几乎要替蒋爱珍说出拉兹在法庭上所说出的那番话了。
那时候，我们都自觉站在“穷人”一边，像今天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要站在“富人”一边，在当时简直匪夷所思。
这样一种思想感情的模式是怎样形成的？我们都是1978年以后所发生的事情的受益者，但我们为什么总把自己视为“社会下层”，而且自觉地不与“当权者”或“富人”同心同德，这里面既有共产党的长期教育，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是不是也与长期受人文主义思潮的熏陶与培养有关？比如《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基督山伯爵》，还有大量俄罗斯的作品，作为电影与小说，哪一部不让我们在思想与感情上更站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一边？这是一个大问题，容后再提。
(三)
1979年，对人的心灵震撼最大的，还是张志新一案的披露。
她把带血的头颅，
放在生命的天平上，
使所有的苟活者，
都失去了
——重量。
这是当时一位名叫韩瀚的诗人写下的着名诗篇：《重量》。
然而，既然是“苟活者”，当然也就不在乎重量不重量。
而且，更不知道有多少“苟活者”只能悄悄地掩埋掉自己同样带血的头颅；在他或她的名字为人所知以前，生命的天平显示不出任何倾斜。
6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出卢士超的文章，认为国家应该废除“思想罪”。
“思想罪”？一个很含混的概念：是不准想，还是不准说？是说有些人的思想生来就有罪，还是被污染，学坏了？
我1979年日记本的扉页上就贴着张志新的一张画像，旁边用英文写着AtTwen typastTenof AprilFourth Nineteen SeventyFifth，大概是张志新被处决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