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生命的不朽，是儒家生死观的重要内涵。立德、立功、立言，谓之“三不朽”。儒家坚持独立人格，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绝不苟且偷生，绝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曾子曰：“士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儒者在道德价值与其他价值冲突时，能作出正确的选择，因为他们有自觉的道德需求、崇高的人格理想、热忱的救世情怀、坚定的生活信念。孟子说：“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尽心上》）。“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孟子·告子上》）荀子说：“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恶，死甚矣；然而人有从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荀子·正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坚持气节和操守，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曾子的“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荀子的“从道不从君”，文天祥的“时穷节乃现”、“生死安足论”，“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为何事”，更是广为民众所传颂。
死要死得其所。孟子说：“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孟子·尽心上》）为道义而死的人所受的是正命，犯罪而死的人所受的不是正命。在道义与个人利益之间，儒学的价值取向从来都是十分鲜明的。儒家认为，生命是可贵的，但有比生命更宝贵的道义、节操、品格、民族精神和民族利益。为了后者，所有的祸患都决不躲避。如此，生命的价值转化为死亡的价值，生命的承担转化为死亡的担当。不因害怕死亡而偷生，不因威胁利诱而苟活，生命通过死亡得以延续，人生由有限变为无限，个体自由和人格独立得到最大的发挥。正因为死亡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根本上是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因此，《左传》中多次提到的“死而不朽”、“死且不朽”、“死又何求”，《论语》中所说的“死而无悔”、“死而后已”，《孝经》中所说的“死生之义”，以及普遍流行的一句话“士可杀而不可辱”，在儒家属于生命哲学、价值哲学、人生意义的范畴。儒者决不逃避死亡，而是以自己的价值方式追求“死而不亡”。
三、存顺没宁
张载提出的这一着名命题，实际上包含了儒、释、道的生死智慧。张载说：
“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正蒙·乾称》）意思是说，富贵福泽与贫贱忧戚，都是天赐予你、宝贵着你、使你有所成就的手段。活着的时候，我们真诚地爱别人，这就是事奉宇宙乾坤父母，因为我与他人他物都是宇宙乾坤父母的孩子；死了，我们就得到了安宁，因为我们活着的时候，仰无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张载又说：“《易》谓原始返终，故知死生之说者，谓原始而知生，则求其终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问而不隐也。”（《正蒙·乾称》）张载在这里集中阐述了儒家生死观的两条材料，一是《周易·系辞传》关于生死之终极根据的求索，意思是，只有明了天地之道，才能考察生命的起源、归宿与究竟，而死亡只是对生命终极地的复归；二是《论语·先进》记载孔子对子路问鬼神、问死的回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以上两条材料是互为补充的。
“存顺没宁”是一种平宁的生死态度，又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境界。儒家在“尊生”、“重生”的前提下，在价值冲突与紧张的场合，追求“死而不朽”，以一种“猛志固常在”的心态，抗拒生命的被窒压和被扭曲。但是在平凡生活中，儒学通常主张“存顺没宁”的恬淡、平静。这里当然吸取了佛家和道家的解脱与达观。佛家主张“了生死”，既然生死能了，还有什么不能放下？庄子妻死，鼓盆而歌。他借髑髅托梦说，人死了，没有牵累、没有劳碌，安逸地和天地一样长寿，超过了南面为王的快乐（见《庄子·至乐》）。庄子又说，应当“外天下”、“外物”，“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庄子·大宗师》）。这里，“外天下”是遗世独立；“外物”是超然于利害、毁誉、荣辱、是非之外；“外生”是无虑生死；“朝彻”指死生一观，物我兼忘，惠照豁然，如朝阳初启；“见独”指体悟绝对的道；然后进入不知“悦生”、“恶死”，无古今、成毁、将迎的“撄宁”状态，即万物齐一的本体境界。
王阳明《传习录》指出：“学问功夫，于一切声利嗜好，俱能脱落殆尽，尚有一种生死念头，毫发挂带，便于全体有未融释处。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见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尽性至命之学。”一个人的声色利欲已难脱落殆尽，而从生身命根上带来的生死念头，则更不易“见破”、“透过”。“见得破”、“透得过”在王阳明这里不是“寄世浮生”“譬如朝露”的咏叹，而是尽性至命的学问功夫。尽性至命，不唯面对生命，而且面对死亡，从体认生命与死亡的意义的高度，脱落利欲的系缚，因而才能更加积极地思考和筹划人生。总之，儒学生死观把个体生命与人类生命、宇宙生命贯通了起来。
儒家的“存顺没宁”模式以一种宇宙家族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的情怀，强调生命意识的自觉，以生界定死；同时又直面死亡，借死反观生；把生命的个体性和有限性与宇宙家族生命的群体性和无限性联系起来。按照这一模式，儒家的人生设计，既生气勃勃、轰轰烈烈、奋发有为，又毫无牵挂黏滞而做到达观自如，正所谓“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儒家的生死态度，既有壮怀激越、视死如归的一面，又有恬淡无欲、安静平宁的一面；既与那种惧怕死亡、不敢直面死亡的恐惧心态不同，也与那种耽于声色、及时行乐的游世心态不同；既与那种消极无为、惰怠保生的逃世心态不同，又与那种斤斤计较于功名利禄的执着心态不同。因此，在生存与死亡、有限与无限的关系上，儒学克服了二元对峙的局限性，从而把两者统一了起来。在这一辩证统一过程中，物欲的解脱是一个关键。面对死亡，必须有这一解脱精神。
四、慎终追远
《左传》中有“慎始而敬终”之说，《尚书》中有“慎终于始”、“慎厥终惟其始”
之说。“始终”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生死”之意。儒家慎于生敬于死的生死态度已如前说。
与人类思想史上其他的精神资源不同，儒家尤其强调“慎终追远”。《论语·学而》：“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意思是说，谨慎地对待父母的死亡，追念远代祖先，自然会导致老百姓归于忠厚老实了。这一思想具有很深的文化意蕴。
首先，儒家重视孝道，即是肯定了生死转化、代谢中“死而不亡”的问题，通过血亲的、宗族的、种族的延续来延续和光大其事业、文化、生命。因此，它包含有死亡意识向生命意识、道德意识和文化意识的转化，有限的个体人生向无限的群体人生的转化的思想，并指示了转化的途径。
其次，它表明了谨慎地对待先人的临终关怀、保持死亡的尊严的态度。尊重死亡也就是尊重生命。后人应当帮助先人自然安宁地接受死亡，并获得临终的尊严，而且祭奠追念死者的德业，体悟生死的终极意义。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这反映了一种宗教信念，同时也昭示了人的归属感，强调以人性化的方式料理后事。
五、天道性命一体
儒家的终极关怀具有天命根据与冥悟体认的宗教性格，其天命之道是生命与死亡意义的价值源头。儒者彻悟生死和在精神上超越死亡的根据是天道、天命及其对人之所以为人的规定——道德心性。天道与人道、天道与心性的贯通，表明儒者的世间肯定与世间关怀之中仍有其超越的形而上的要求，即终极的、最后的关怀。中国古代儒者“以天下为己任”、“救民于水火”的信念目标和救世献身的热诚，尤其是至诚不息、虔敬无欺地尽心知性、存心养性以事奉天地的精神和“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的安身立命之道，都表明了他们的宗教品格。儒者的使命感、责任感、“舍生取义”、“死而不朽”、“死而后已”、“朝闻夕死”的忧患意识和力行实践精神，都有其宗教性的超越的“天道”、“天命”源头。儒者个体有其信念、信仰上的终极承担，能发现和发掘自身生存与死亡的终极意义。唯其如此，才能获得安身立命，以使有限的生命达致无限的意义之境。儒者彻底解决生死问题的真正理据不仅在天道，而且在源于天命而有的心性，这是儒者“天命论”和“心性论”的枢纽。儒者的人生态度和生死关怀都有超越世间的意义。
前面所说的“原始反终”、“慎终追远”、“抱始返本”，都是要追溯到这里。
有人说儒学缺乏宗教性，只有世间关怀；也有人说儒学缺乏个体性，只讲群体伦理，看来这都是一些似是而非之论。儒学的生命意识、救世热忱、生死关怀及其超越理据，即是它具有宗教性的铁证。儒学的道德体验与实践，特别是直面人生、直面死亡的承担，绝对是不可替代、不可让渡的个体性使然。也就是说，儒家“天命论”和“心性论”省视了生命与死亡的根源性和个体性，使个体不脱离生生不已的宇宙仁体，同时又从日常共在的沉沦状态中超拔出来。儒家体证了生的超越根据，凸显了生的本己性和个体性，同时也涵盖了死的超越根据和死的个体自由。
六、儒学生死观的当代价值
生死及其意义的问题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是世界上各种宗教、哲学探讨不休的问题。随着现代科技的日新月异和高龄化社会的出现，天、地、人、物、我之间更加疏离（异化），迫使现代人远较古人更加感受到孤独无依。现代人的精神安顿已成了问题，生活的无意义感笼罩着新生的一代，他们面对的是无信仰、无本根的生活。在人文淡泊、道德危机和“文化工业”、痞子盛行的世界性文化氛围中，人们的心灵缺乏滋养，生命缺乏寄托。而人寿的延长，使得迫近死亡的负面心理的纠葛更加严峻。大量的退休之后的准老人、健康老人、衰弱老人或绝症患者的物质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成了问题。临终物质与精神关怀的缺乏及料理后事的非人性化方式，更使人们惶恐不安，使得临终者不能从容不迫而又具有人性尊严地承担死亡。
现代化的科技文明不能代替现代人思考人生与人死的意义与价值问题。
儒、释、道、耶等思想资源中，具有丰富的破除世俗迷执的生死智慧。借助人类古老文明的精华，凭藉宗教的、道德的高度精神力量发现生死的终极意义，从而在信念信仰上具有某种终极承担精神，是提高现代人生活品质和人格境界的重要途径。
儒学，特别是它的形上本体论及生死观是我们走向２１世纪的重要的精神依据之一。它可以扩阔我们的精神空间，避免价值的单元化与平面化，避免现代化所预设的价值片面夸大，并批判其负面，批判工具理性的恶性膨胀。儒学的安身立命之道可以丰富我们的人生、提升我们的人格，活化性灵、解脱烦恼、缓冲内心的紧张、超越生死的执着，复活人文理想的追求，使人真正过着人的生活。儒家的精神对２１世纪社会和人生负面的治疗和拯救，尤其是对人性和人心的安立，肯定会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儒学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明了生活的意义，儒学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主干。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有助于促进人们的理想人格追求，克服人文精神的失落、民族素质的弱化和教养的消解。
一个人、一个族类必然有自己终极的信念信仰，它超越了世俗人伦的实践意义。儒学的超越性与内在性的和合，肯定人本乎自己的（又是天赋的）心性从事道德实践的工夫，可以知天、事天、上达于天，即达到一究极的、为天所知的境界。“天”、“天命”、“天道”及其对这一终极真实的主体性体认，是儒家在精神上超越俗世的真正根据。儒学资源仍然是现代人生的源头活水，是２１世纪中国与世界的重要精神食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