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这身来，都在万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二程遗书》卷二上）置身于恢廓宏大、平等圆融的苍茫宇宙中，万物一例一理，无论大如山海，或是小如尘埃，大大小小，都在这种高瞻远瞩、平等齐一的心灵体验中，激发出极大的快乐！在这样的开放心态中，自然是“君子坦荡荡，心广体胖”（《二程遗书》十一），哪里会有一丝一毫的忧愁苦虑来束心缚体呢？
“与物同体”之心即是仁心，这仁心有一股超世脱俗、博爱至命的伟大力量，有股至大至刚至直的浩然之气，一切外在的功名声色比起它来只是渺小、卑弱！以本心真我立定生命的价值，以不被私欲所动的精神自得其乐，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由呢？“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秋日偶成》，《程氏文集》卷三）真正的豪雄能识仁尽性，浑然与物同体，理与己一，相忘乎道理，即使在富贵诱惑、贫贱的摧残中也能独立不苟，一任精神快乐的充溢与流淌，这即是圣贤气象、孔颜乐处，“吾与点”之意！
天理是宋明理学公认的本体，但由于它具有“非能弘人”的性质，所以二程在“体贴”出天理的同时，即将“性即理”作为其学说的逻辑出发点。陆九渊的“心即理”事实上也是以性或心性不二为依据的。到了王守仁，由于他对心的体用二分，因而一方面可以通过心之本体而与天理同一，同时又因心对视听言动的主宰，从而又使理成为心之所发。显然，以心为本体，无疑更便于天理在人的实践生活中的落实与彰显。这样，心便成为王守仁哲学中的第一个本体规定，其心学也由此而具有强烈的道德实践色彩。
以后，王守仁在自己出生入死的经历中，发现人人都具有“随时知是知非”
的道德明觉，这一明觉虽以知觉的形式出现，但又不是纯粹的知觉自身，所以王守仁将其称之为“不学”、“不虑”而自有知能的良知。良知一方面是心之本体、是性，同时也是天理，但重要的则在于它是“随时知是知非”、“一点都瞒他不得”的“昭明灵觉”。这样，良知便成为他对本体的第二次规定，而以良知为本体，也更体现了其心学道德实践的彻底性与灵活性。
晚年居越后，王守仁“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所以当天泉证道时，他总结其一生学说的“四句教”，又以“无善无恶”规定“心之体”。无善无恶当然不是无善恶规定的自然人性本身，而是指对具体的善恶对待的超越。所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完全是一个境界用语，是以境界作本体的表达；而就其本体自身来看，这就是“至善无恶”。正是至善无恶的心之体，当其落实于实践工夫时，才能表现为超越善恶的无善无恶。所以，将至善之性规定为道德实践之学的最高本体，是王守仁对自己一生学说的总结，也是对儒家道德善性的再次确认。
就工夫来说，王守仁的全部工夫只是一种，这就是实践的工夫。
他早年就是以对朱学的躬行践履开始其心学探索的。其间虽经多次失败，但他实践的立场始终如一。他不是以朱学的理论修正其实践，恰恰是以自己的实践校正了朱学的理论。所以说，实践正是贯穿王守仁一生探索的基本工夫，也是其学说的命脉。
但是，实践却可以有不同的侧重与方式。当他“大悟格物致知之旨”时，是以“静处体悟”的方式打开朱学的缺口的。在滁州以前，王守仁多以静坐为基本教法。其方法就是“静坐时，将好名、好色、好货等根，逐一搜寻，扫除廓清”
（《传习录》下）。后来，他发现这种方法虽可“一时窥见光景，颇收近效。久之，渐有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之病；或务为玄解妙觉，动人听闻”（《传习录》下）。到南京以后，他便以念念存天理去人欲的“事上磨练”代替了“静处体悟”，而他晚年对“必有事”的强调，正是以“事上磨练”为实践之主要工夫的表现。
致良知提出后，王守仁曾一度认为只要以良知为头脑，便既可“静处体悟”，也可以“事上磨练”，因为“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而又兼动兼静的。可是，在他总结一生学说的“四句教”中，他又用“上根”与“中下根”对“静处体悟”
与“事上磨练”作了分别处理。就是说，只有“上根”之人才可静处体悟，而对于大量的“中下根”之人来说，却必须从“事上磨练”出发，“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工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传习录》下）。这样，看起来王守仁对实践的这两种方式是以现实的“上根”与“中下根”之人的并存而共许的，但是，由于“上根之人，世亦难遇，本体工夫，一悟尽透，此颜子、明道所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传习录》下）。而对常人来说，“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工夫，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着实，不过养成一个虚寂。此个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说破”（《传习录》下）。
显然，对于“静处体悟”与“事上磨练”这两种方式，虽然王守仁是以“上根”
与“中下根”之人的并存而共许的，但对每一个现实的人来说，却都必须从“事上磨练”作起。就是说，必须以“事上磨练”含括“静处体悟”，这也就是所谓“上乘”兼修“中下乘”。当“事上磨练”含括了“静处体悟”时，王守仁的工夫便彻底地人生日用化了。
境界是工夫中的“见地”，同时又是本体在修养中的彰显。所以，境界往往随工夫的深化而与本体形成一种对应，这种对应也就是它们之间的相互印证。
当王守仁以心为本体时，其境界便表现为万物一体之仁。关于这一境界，王守仁在他的“拔本塞源论”中作了比较明确的表述，其核心就是“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视如一家之亲。物我之间，譬之一人之身，目视耳听，手持足行，以济一身之用。目，不耻其无聪，而耳之所涉，目必营焉；足，不耻其无执，手之所探，足必前焉”（《传习录》中）。这种人己物我关系，是儒家自古以来的人生理想，在王守仁的哲学中，它又表现为人人必具的“心体之同然”。
当王守仁以良知为本体时，其境界又显现为廓然大公。所谓廓然大公，就是七情无着，顺其自然之流行。因为“七情有着，俱谓之欲，俱为良知之蔽”
（《传习录》下）；而七情无着，也就是“好恶一循于理，不去着一分意思”（《传习录》上）。这看起来的轻松自然，实际上恰恰是以工夫的精深纯熟为前提的，也就是勿忘勿助而又无过无不及。作为工夫，这是一种无心的工夫；作为境界，就可以称之为廓然大公的境界。
居越以后，王守仁在“四句教”中又以无善无恶规定心之体。这一无善无恶就是其至善心体在修养工夫中的境界表现。“四句教”的全文为：“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传习录》下）所谓无善无恶，并不是说“心之体”自身无善恶规定，而是指其为善去恶的格物工夫达到了超越善恶对待的地步，从而表现为无善无恶。显然，作为“四句教”之逻辑出发点的本体，只能是至善无恶；只有从至善无恶的心之体出发，其为善去恶的工夫才能达到超越善恶对待的无善无恶境界。这样，“四句教”实际上也就是从至善心体出发，经过为善去恶的格物工夫，从而达到无善无恶境界的一个回环；而以境界表达本体，正是其本体与境界一致性的表现。“四句教”之所以成为王守仁心学的盖棺之论，原因也就在这里。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可以略知宋明理学的境界论。
第四节 儒学的生死观及其当代价值
随着科技文明的飞速发展和高龄化社会的出现，人类的精神安顿与终极关怀的问题将愈来愈凸显。在２１世纪，人们对于生命的意义与死亡的意义的探索，将变得愈来愈重要。儒、释、道的生死智慧是当代人反思自身的宝贵精神资源，值得认真地发掘与推进。本节旨在论述儒家的生死智慧、终极关怀及其当代价值。
一、尊重生命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在生与死之间，孔子重视人生，珍视生命。孔子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论语·泰伯》）战国时刺客轻生，孟子为当时戒，指出：“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孟子·离娄下》）孟子又说：“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孟子·尽心上》）《孝经》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都是说，要珍惜生命、尊重生命，善于保护自己，不要轻易地牺牲生命，毁伤身体。儒家高扬生命意识，把生命提到本体的高度，从生生不息的“一体之仁”之自我肯定出发，就在人生即世间生活的当下，直接地进入本体的境界。
儒家的生命意识和人生态度根源于天地宇宙。人是宇宙家族中的一员。
宇宙精神就是生命创造精神。《周易·系辞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天（乾元）有“大生”之德，地（坤元）有“广生”之德，并把这种广大悉备的生命创造精神和“元、亨、利、贞”等生成长养、流衍创化的能力，统统赋予人类，使之成为人的本性。儒家认为，人的创造可以与天地的创造相配合、相媲美。人效法天地、德配天地、弘大天性，全面发挥人的禀赋与潜能，具有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这是儒家“尊生”、“主动”的传统。“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礼记·中庸》）这就是说，人类理性所能设想的“天”、“道”，是宇宙万物、人类生命的本原，亦是一切价值之源。一旦人能充分地护持自己的生命理性或道德理性，也就能全面发挥其本性，并以平等精神体察宇宙间一切存在的价值，尊重他人及他物的生存，使之“各遂其性”，这样就能回应天地的生命精神，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与天地相协调、相鼎立，最终通过“正德、利用、厚生”、“立德、立功、立言”，积极入世，奋勇拼搏，在实际行动中实现人的价值和意义。
儒家的“仁”学，以“仁”来界定“人”。“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故曰“仁者，人也”（《礼记·中庸》）。其实“仁”就是生命的相互感通，是天（最高神灵或终极信念）、地（自然生态）、人（社会与他人）、物（万物）、我（内在自我意识与情感）之间的普遍联系与相互滋养润泽，否则就叫做“麻木不仁”。“仁”也是生命的潜能与种子，是生命创造精神，有如桃仁、杏仁，可以长成参天的大树。
“仁”又是自己决定自己的道德自律，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仁”又是博施济众、利济天下、推己及人、宽容忠恕的精神。
儒家哲学是生命哲学和人生哲学。《易》学经传的精髓是“生生”二字。所谓“尊生”、“重生”，就是要明了宇宙与人生的本然状态、本质属性是生生不已、变动不居、不守故常、日新又新。儒家主张以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特别是道德实践精神来回应天地乾坤父母的生生之德。就个体人生来说，必须把守与创、动与静、性与欲、生与死统一起来。易道、仁体既有创化的一面，又有寂静的一面。只有深刻地理解了宇宙生命的刚健创造精神，才能在生活中、在变动中、在“开物成务”的实践活动中保持己性、保持寂静，不至沉溺物欲、心有挂碍。儒家以存仁立乎其大，即于天地万物一体处认识大生命、体悟自性、护持大我，使人格向上发展，不离开现实世界又能超越现实世界的种种限制，把人的精神提扬到超脱寻常的人与己、物与我相分离的境界。如此，则“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
在生与死之间，儒学与佛学和某些西方哲学不同，它不倚重于死亡意识，不是从生命意识的自我否定出发，通过建构死亡意识的曲折周章来接近形而上的世界。相反，它是通过正视生命来正视死亡，以强烈的生命意识来通透死亡意识。“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论语·子罕》）这都是以生来界定死，以积极热烈的人生实践，省视生命的有限性，赋予有限人生以无限的价值和意义。
二、死而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