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一谈到中庸之道，就认为它是一个相当保守、相当市侩的东西，有非常负面的评价。其实中道的思想、中庸的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有共同的诉求。各位知道，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有中道的思想。印度的佛教、大乘佛学也有中道的思想。今天我们讲的是孔子儒家的中庸之道。
中庸的看法起源于上古的时代。我们看《尚书》的《周书》里面，周武王向殷代的遗臣箕子请教国是，箕子提出九条大法，洪范九畴就是九种大的治政方略，其中就有中道的思想，那就是皇极中道。它讲以正直为主、有刚有柔、相互调剂的中正的思想，讲“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这样一个中平的、中正的中庸之道，中正不偏的政治哲学。所谓的“极”，就是大房子中间的一个大梁，房屋中间的最高、最中、最正的东西，引申为中正平直的标准，大中至正之道。我们孔老夫子对中庸的思想大大地加以推进。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我们在乡下当知青的时候，最盼望人家家里造房子的时候请去帮忙，特别是参加上梁的仪式，现在乡下还有这样的风俗，非常热闹。那个时候，哪一家上梁，我们可以去吃大块的肥肉，还有酒喝，在那物资匮乏的时代，很难得。为什么上梁这么重要呢？为什么要举行一个非常隆重的仪式呢？梁就是房屋的最正、最中、最大、最主要的物件，老百姓家都非常看重这一点，有神圣性。前面我们讲了，这是一个标准，一个标志。
如果坐在直升机上看北京的古城，你会看到，从天坛到紫禁城到明十三陵，都是在南北向的一条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不仅紫禁城内的所有建筑，而且老北京城其他的建筑，也都以这条中轴线为基准对称平衡地展开。在中国古代，城市建筑是中庸、平衡、对称的，这是建筑美学，是城市规划的美学。实际上，很多有名的城市（代表性的是西安古城）也是这样，这是一个稳定的结构，有对称平衡之美。大家可能也看到一些考古资料，你们看看辽阳的辽河流域一带，有一个古代的，距今四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遗址，那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在那里，也有一条中轴线，在南北向的中轴线上有祭祀上天的祭祀坛的遗存，相当于后世北京的天坛。它办公的地方，房屋建筑当然非常简陋，但相当于故宫、紫禁城。也有埋葬先人的地方，叫“积石冢”，相当于明代皇室陵寝。红山文化遗址上的祭祀坛、宫室、积石冢三者也是在一条中轴线上，对称平衡地展开的。着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苏秉琦先生说，今天华北、内蒙古、辽宁一带红山文化遗址，可能是黄帝部族生活过的地方。我们是黄帝的后裔，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的人的一些对宇宙的看法，慢慢传到今天。在余杭，考古学家们发掘了距今五千年的良渚古城，也是这样的布局。
可见，我们这个民族认为，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一定是非常对称、非常中正的。这是她的审美观，她对世界、宇宙的看法，我们叫做宇宙观。我们的民族认为有一条主轴，有对称性、平衡性的这样一个结构，可能是最稳定的结构，也是最美的一个结构。这就是所谓的中庸。
孔子主张中庸，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中庸是“至”德，是道德最高的标准，在道德领域中含有中正、公正、平正、中和的含义。这是一个非常高的道德修养的境界，一般人很难达到。但是，是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呢？下面我们会讲到，它是很高的标准，但也不是不可以达到的、高不可攀的标准或境界。这是中庸的一个意思。中庸的第二意思是指一个方法，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智慧和方法。中庸的“中”就是中正的中，指不偏不倚（不偏颇，无偏袒），无过无不及（不过头，也不是达不到）。
中庸的“庸”是什么意思呢？从文字学上来讲，中庸的“庸”字有三个义项。
第一个义项：它是平常的意思，庸者，常也，就是很平凡，很平常，就是我们平常的生活，很常见的东西，平常心，不是刻意地要去做什么事。第二个义项：
庸者不易也，庸是一个原则，不会轻易变化的一个原则。第三个义项：庸就是这个字下面的一部分，叫做用，所以中庸也可以颠倒过来说是用中，就是使用中道的方法。所以庸有三个意思，从字义上说，庸者常也，平凡；庸者不易也，常道；庸者用也，运用中道。
有一次，子贡问老师孔子：“师与商也孰贤？”（《论语·先进》）即在性情上面，子张与子夏哪一个更好啊？孔子说：“师也过，商也不及。”子张有时候会稍微过头一点，子夏有时候又不足、不及，还达不到这个标准。一个性情张狂一点、过一点、激烈一点；一个性情迟缓一点，不足，达不到。那么子贡就问：
“然则师愈与？”那是不是子张过了一点更好呢？孔子的回答是：“过犹不及。”
（《论语·先进》）过和不及一样，都不好，都没有达到中正的标准。
孔子还有一句话谈到人的秉性与装饰、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文与质要相称、相当，形式和内容要相应、相匹配才比较好。孔子在评价《关雎》这首诗的时候，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快乐的时候不至于太流荡，悲哀的时候也不是过分的痛楚，保持一个中道。孔子的点评，语言很精炼。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情感表达上的中庸之道是这样的。孔子的弟子说孔子的性格是“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他有威仪的一面，又非常慈祥，所以讲他“温而厉”；“威而不猛”，他有威严，但是不至于过分；最后是“恭而安”，恭敬又很安详，严肃、谨慎而又很泰然。孔子还提倡“泰而不骄”、“欲而不贪”。舒泰而不骄纵，有欲望但不贪财。这都是孔子关于性情、处事的美德与文学表达等方面的中庸之道。
过和不及，孔子认为都不能取。譬如说，为人之道既不可好高骛远，也不应自暴自弃；既要追求理想，又须面对现实，孔子主张的中庸之道，就是哲学上的“度”。这个分寸究竟如何把握呢？
中庸之道是不是不要原则呢？是不是滑头主义呢？是不是老好人？是不是迎合所有的人？有人说孔子是主张乡愿的，这完全是无知妄说。儒家很讲原则性，无道的人请他去做官、治理国政，他是不去的，所以他有原则立场。孟子讲不召之臣，不是哪个政治家要用他，他就去服务的。所以中庸之道不是乡愿，不是“滑头主义”。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中”指“中道”，无过无不及。与“和”略有不同。“和”是强调容纳相异的人才、意见、声音，保持一种生态关系；“中”则指处事所掌握的“节”与“度”。“中庸”只是平常的道理，于平常中见“道”。“尚中”、“执中”的管理方略，对“过”与“不及”之两端持守动态统一，使各种力量与利益掺和调济、相互补充，在大小、刚柔、强弱、周疏、疾徐、高下、迟速、动静之际保持弹性，具有一种节奏感，实在是一门高超的管理美学。
这很有一点像钢琴家弹奏乐曲一样，像大指挥家指挥一场交响乐一样。
这就是说，“中”并不总是固定的，它不是僵死的原则。“中”不是处于与对立两端等距离的中点上，也不总是在某一点上，而是随具体情况、具体条件的变动而变动的。中国辩证法不承认对立、矛盾双方之间有一条僵硬不变、截然不可逾越的界限。如果说有一条界限，那么，界限是相对的、动态的。
《礼记·中庸》中记载孔子的话：“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这里还有一个“时中”的意思，这个时是“时间”的“时”，这个中是“中间”的“中”。“时中”指随时节制，合于中道。儒家讲“趣时更新”，即根据时势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常规，采取适宜的措施。这是要与时迁移、与时偕行的。孔子主张礼、乐这些方式、规范、原则、标准都是可以调节的，是应与时代的要求相符合的。孔子讲“立于礼”，不是机械、僵死地符合标准，不是教条，他提出一个“权”的观念，“权”就是秤砣。我们都会用杆秤，滑动秤砣，保持平衡，这就是中庸。通权达变是儒家中庸的思想，也就是今天我们讲的动态的平衡、统一。
孔门有一个大弟子叫有子，他曾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等学说。这是指以一定的规矩制度来节制人们的行为，调和各种冲突，协调人际关系，使人事处理恰到好处。这是礼乐制度的正面价值。礼使社会秩序化，乐使社会和谐化。礼乐教化的人文精神是人与人、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相接相处的精神，或“以人文化成天下”的精神，“天下一家”的精神。“礼之用，和为贵”是协和万邦、民族共存、文化交流融合并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基础。
孔子还有一个提法，叫“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这是讲什么呢，如果有人问他一个问题，孔子不一定马上回答他。但是孔子的方法从这个提出的问题的两边慢慢地去启发他，然后慢慢地去回答对方的问题。“叩其两端而竭焉”，一点一点问，从两端来问。我们处事，正和负、快和慢、多和少、高和下、阴与阳，很多很多两个方面，两种力量，我们如何相互地去叩问、相互地去思考，达到一种平衡呢？孔子又提倡“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动态统一平衡的契机，具体分析，灵活处理，辩证综合。
这就是所谓“执两用中”的方法论。“执”就是把握；“两”就是统一体中对立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两种动能或势能。这种方法论主张把握事物中相互对立的方面或力量，运用无过无不及的中道原则行事。孟子强调“执中”，即坚持中和、中庸的原则。孟子认为，“执中”还必须与“权变”相结合：“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知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这里，“中”指原则性，“权”指灵活性。孟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认为主张中道如果没有灵活性，不懂得变通的办法，便是偏执一端。为什么大家厌恶偏执一端呢？因为它损害了天地间整体和谐和人事间仁、义、礼、乐综合的大道，只看到一个片面，而废弃了其余多个方面。
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反对过头和不及，但不是“和稀泥”，不等于不讲原则的折中主义。孔子之后，他的孙子子思继承了中庸之道的精华并集其大成，写了《中庸》，这在后世成为四书之一。１９９３年１０月在湖北的荆门郭店发现了一批竹简，里面有一篇文章叫《鲁穆公问子思》。鲁穆公问：“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子对鲁穆公的回答是：“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也。”可见，子思子这个人虽然强调中庸之道，可并不是不讲原则。什么叫忠诚？有操守、有原则，能够批评君上的人，这样的人恰好是忠诚。所以子思子这个人是有风骨的，我们想想，子思子写的《中庸》这本书，仍然保留了他的风骨，所以“中庸”绝对不是滑头主义那样的东西。
《中庸》这个文本大概在战国晚期就形成了，它的主要思想来源于子思子。
唐代的李翱曾大力地推崇，宋代的程氏兄弟亦是如此，并认为《中庸》是孔门的传授心法。后来朱子为《中庸》作章句，并不断地修改。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元仁宗钦定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从此风行天下，影响到了整个东亚。
大家知道，《中庸》开宗明义的三句话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它讲的是性、道、教三者的关系。性就是人性，《中庸》讲它是天所赋予的，有时候人性被遮蔽了，我们反而不知道人的最根本的特性、人的内在本质是什么了。儒家、孔子、子思就告诉我们什么是人的根本特性。人与禽兽的差别是什么呢？后来子思子学派的后辈学者孟子讲：“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君子之所以为君子，保留的是什么呢？保留的恰好就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人和禽兽的差别，其实就这么一点点。一般人去掉了这个差别，君子保留了这个差别。儒家，孔子、孟子，特别是孟子发明性善论，发挥了《诗经·烝民》篇，认为作为人的本质、特性的东西是善良的，是道德的。
有人会问，那些不善的呢？现实社会中人的很多的不善，为非作歹，怎么解释呢？实际上，“善”是《中庸》从人的禀赋上、从人的本性上做的一个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