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先秦儒家不是绝对的平均主义者（孟子批评农家许行即为典型），他们重“礼”执“礼”。“礼”是社会的公共生活规范与秩序，随时空条件不同而有不同的变化。“礼”的功能是使社会财富与权力的分配与再分配有等级、有节度、有秩序，并导之以整体和谐。荀子指出，为了避免财产与权力分配上的混乱与争斗，先王制定礼义来划分人群，使他们有贫富、贵贱的差别，但贫富、贵贱的差别一定要相称，符合中道，不能失去平衡。荀子主张的“礼”是使“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荀子·礼论》）。“礼本于天”，“礼”的秩序源于宇宙的秩序。“天无私覆，地无私载”。秩序的价值有神圣性，同时就有抽象性、合理性、公共性、公义的内涵。这种人与人的差异性社会原则的“礼”不仅受制于“天”，而且其内在精神是“仁”。“仁”高于“礼”。荀子在肯定人的现实存在的社会性差异时，并没有忘记“公平”、“正义”。
其次，养老、救济弱者、赈灾与社会保障的制度设计。
孔子的正义主张、扶植贫弱的思想在孟子那里得到充分发挥。《孟子》书中与制民之产、土产制度相关联的还有若干材料：
孟子对齐宣王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依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曰：“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饱。不煖不饱，谓之冻馁。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此之谓也。”（《孟子·尽心上》）孟子曰：“易（治）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孟子·尽心上》）仁政学说的目的是为民。因此，仁政首先要解决民生问题，在先儒养民、富民，安顿百姓的生命与生活的基础上，孟子首次明确提出为民制产，认为人民只有在丰衣足食的情况下才不会胡作非为，并接受教化。仁政以土地制度为基本保障，这还是生存权问题，民生问题。小民的基本口粮，核心家庭的基荀子与《礼记》中关于公共、正义价值的论述，见下节。
本温饱，老人的赡养均是仁政的主要内容。这里多次提到要保证黎民不饥不寒，粮食如水火那么多，五十岁以上的人有丝棉袄穿，七十岁以上的人有肉吃等。
“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粮”；“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孟子·梁惠王下》）。
关于养老恤孤制度，《礼记·王制》保留了上古“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的分级养老制以及行养老礼的礼俗与制度。对于弱者，《礼记·王制》几乎重复孟子之说，指出：“少而无父者谓之孤，老而无子者谓之独，老而无妻者谓之矜，老而无夫者谓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也，皆有常饩。”“常饩”，即经常性的粮食救济。又说：“喑、聋、跛、躃、断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对于聋、哑及肢体有残疾、障碍的人则有供养制度，即由工匠用自己的技能供养他们。又曰：“庶人耆老不徒食”，即不能只有饭而无菜肴。又曰：“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即通过教化，形成风气，引导人民孝敬长上，帮助贫困者。按，《礼记·王制》恰好是孟子后学根据孟子思想而制作的。研究孟子之政治哲学不能不涉及该篇。
荀子主张“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荀子·王制》）。战国末年，《礼记·礼运》的作者假托孔子之口，抒发了大同之世的向往：“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是谓大同。”该篇作者认为，在小康之世，虽然“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但仍然有仁、义、礼、乐来调治社会。“政必本于天”，这是儒家政治的根源性与正当性。“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礼也者，义之实也……义者……仁之节也……仁者，义之本也。”（《礼记·礼运》）这是小康之世的治世原则。礼是体现义的规范、定制；义是法则有分别的依据，是施行仁道的节度，是分限之宜、恰当、正当。
历史上的儒家知识人对此身体力行。例如南宋朱熹在知南康和提举浙东时，努力劝农赈灾，宽恤民力，为减免贫困县的赋税和积年旧欠，多次奏请朝廷。朱子为赈荒写了数以百计的奏状、札子、榜文、布告，想了一系列办法，逼使朝中宰辅同意他的救济百姓的措施。朱子曾向孝宗面奏七札，严词批评孝宗主政二十年的弊病：大政未举，用非其人，邪佞充塞，货赂公行，兵怨民愁，盗贼间作，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朱子忧心如焚，视民如伤，大修荒政，调度官粮、义仓，对富户中纳粟赈济者给予政策上的优惠，对乘机哄抬粮价、放高利贷者予以打击，抑制强宗豪右，严惩贪官污吏。他深入穷乡僻壤，拊问存恤，提出具体应对荒灾的办法，关注戢盗、捕蝗、兴修水利等事。足见古代廉吏在一定程度上实践儒家“王道”、“仁政”思想，竭力减缓苛政对百姓的压榨，使民众谋得温饱。儒家政治思想中的正义原则在开明专政、温和统治时期，在制度上亦得以体现。此外，民间社会有调节性的组织与伦理，宗族与政府亦有张力。
再次，教育公平，平民参与政治的制度安排及作为村社公共生活的庠序乡校。
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庶、富、教”和“富而后教”的思想，提出教育是“行仁政”、“得民心”的重要手段。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良好的教育，使人们心悦诚服，以改革其心；而良好的政治手段，用以防止于外，达不到征服人心、使百姓衷心拥戴的效果。他又说：“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孟子·离娄上》）如果在上位的人没有礼义，在下位的人没有受教育，违法乱纪的人都出来了，国家的灭亡也就不远了。
教育可以造就德才兼备的人从政。“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朝矣。”“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公孙丑上》）这是孔子举贤才思想的发展。
孟子教育的核心是伦理教育，旨在培养受教育者的仁德，使家庭和睦，使社会公平安定。“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孟子·梁惠王上》）孝悌的推行，使社会长者普遍得到尊重。
足见教育可以调治人心，和谐社会关系，安定社会秩序。教育可以使人“明人伦”，造成“小民亲于下”的社会风气。所谓“明人伦”，就是教民懂得并实践社会生活的准则。“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尽心上》），即掌握了仁义道德，好像居住在“仁”里，行走在“义”的路上。
荀子说：“选贤良，举笃敬”；“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荀子·王制》）。“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的理想，在古代的教育制度与官僚制度中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在西方前现代文明史上，等级制森严，很少有中华文明史上屡见不鲜的史实：贫苦农家子弟，由布衣而走上政治，甚至参与最高政治，位列三公，即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中国史上有一种机制，保证平民参政。选考制、九品中正制与科举制等都有弊病，但从总体上看，这些制度贯穿了机会平等的原则，是中国文官制的依托。这其实是公民权利意识、民权、民选的萌芽。
值得注意的是，农家子弟读书受到了村社、宗族公田所得的资助。从杨宽《西周史》、吕思勉《燕石续札》等书可知，庠、序、校是村社成员公共集会的活动场所（包括前述的行养老礼）。从郑子产不毁乡校到何心隐的社会基层组织“聚和堂”，到黄宗羲的以学校为议政之所与议会之初步，均是中国政治平等与民主的重要资源。在公共生活中必有个人与群体的权力界限的规定。吕氏至阳明的乡约、朱子家礼中都有契约精神与公民社会之初步，是文明化的体现。
最后，尊重民意，重视察举和官员自律，防止公权力滥用的思想及革命论。
孟子告齐梁之君，曰“与民同乐”，与齐宣王对话时，又巧妙地诱导宣王，涉及分级责任制及罢免问题：“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
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又，君子不受贿：“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孟子·公孙丑下》）知识分子不迷失自我：“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孟子·滕文公下》
也有类似之言：“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大丈夫进退不失据。为官者的私德、操守、品节与百姓利益、公权力的尊重有密切关系。官员个体人格，内在的仁、义及礼之规范是为政平正的基础。
故这些都是公共政治、公共伦理的内涵。在孔孟儒家看来，君臣、父子是在相互要求基础上的伦理的结合。
孟子论民意与察举：“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孟子·梁惠王下》）尊重民意，强调察举，是孟子继孔子之后重要的政治理念。
孟子有自由知识分子的骨气，以天爵良贵自任，有“不召之臣”的说法，“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孟子·公孙丑下》）。君主要亲自到臣那里去请教。孟子说可以进谏，不听可以辞职：“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孟子·公孙丑下》）官守与言责，不仅是公共责任意识，而且是分权制衡的初步。
孟子“仁政”思想是对孔子“德治”、“重民”思想的发展。他提出了“民贵君轻”的着名思想。他很看重民心的向背，认为民心的向背是政治上成功与否的决定因素。“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他又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孟子·尽心下》）在治理国家、统一天下的问题上，老百姓是最重要的，国家政权是次要的，国君是更次要的。他甚至还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在君臣之论上，孟子不但有分权思想，而且简直可以取而代之。君有过错，臣可规劝，规劝多次不听则可推翻他。残暴的君主是独夫民贼，人民可以起来诛杀他。此即传统政治上的革命论。以上关于民意、官守、言责、不召之臣、民贵君轻等思想是孟子思想中可贵的民主性精华。孟子的民本思想对历代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家影响很大，成为中国乃至东亚重要的政治资源。
儒家民本思想是具体的、有丰富内涵的。以上所说的原始儒家政治哲学中的公平正义思想，可以作现代转化的精神资源，值得我们珍视与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