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提出：“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原则。“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论语·先进》）季氏专权、僭窃，冉有、子路仕于其家而不能纠正。孔子对此一直有所批评。此章则再次强调以合于人道、仁义的内容与方式对待君主或所服侍的大夫、臣子，如果行不通，宁可坚持原则而辞职。所谓大臣，不从君之欲，必行己之志。子路、冉有达不到大臣的标准，但仍具备为臣的一般标准，明白君臣大义。此章也表明了孔子对子路、冉有的基本信任，即认为他们也不会顺从季氏去做弑父杀君之事，主要指不会顺从权臣去弑鲁君，仍有不可夺之大节。孟子、荀子都强调了“从道不从君”的原则。
第六，提倡中正平和的治政理念。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较早的经典是《尚书·洪范》。这是周武王向殷遗臣箕子请教国政时，箕子所讲的话。箕子指出，三德以正直为主，有刚有柔，求得刚柔互济的中正平和。其大中至正的标准为：“无偏无陂（颇），遵王之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即是说，政治要树立大中至正的标准，这个标准称为“皇极”。具体来说，内容包括：为政者不能结党营私，不欺侮孤苦无依者，不惧怕显赫的贵族，任用正直的人。不要有偏私、偏心，要遵守先王的正义。王道是宽广、平坦、正直的。有了这样一个标准，大家就会向这个方向去努力。三德以正直为主，守正不阿，有刚有柔，求得刚柔互济的中正平和。
孔子儒家关于“公”的诉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礼记·孔子闲居》）。关于“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庄子·大宗师》、《吕氏春秋·去私》都有讨论，各有其不同的引申义。《孔子闲居》的重心仍是强调治政者的公正与奉献，“以劳天下”，故并非对所有人提出“无私”的要求，也非在一切场合提出“无私”的要求。另一方面，与儒家仁义、仁政与爱民原则相对立的，是儒家特别警告统治者的“偏私”、“徇私”、“徇情”。
孔子一贯提倡中正平和的治政理念。孔子以“正”来讲“政”，强调平正。“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是讲为政的中正平直，不偏不倚；第二层是讲主政者带头做到中正平直，不徇私情。孔子认为，治世者要“安民”、“平正”、“同仁”、“无私”，在政治、公务活动中做到公平、公正，反对恶恶、亲亲、贵贵，强调正身、正国、正天下，以爱心与德政来化解矛盾，诱导上下相亲，慈爱和睦；又主张教育感化，德刑并举，不杀无辜，无释罪人，善于区分并适度处置违法犯罪现象，使得政平而人和。
综上所述，孔子为政思想中包含有非常丰富的公私观与公共事务伦理方面的资源。我们把孔子放在春秋末期的政治事务中恰如其分地予以评价，不难看出其仁政思想中所蕴含的公平、正义的理念。当时的“公”虽不能等同于今日所谓的“公共性”，但在当时大夫家、诸侯国的事务中仍有超越于家国涉及老百姓的事务。孔子一再向治政者强调民众私利，提倡“富民”与“惠民”，在一定意义上肯定小民的生存权与私领域，同时也肯定士人及以上等级的人之私利，但反对以权聚敛财富，又主张向下层人民及其子弟开放教育与政治，实为我国文官制度与教育制度之先声。孔子对从政者的敬业、忠诚、信用品性等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从责任伦理上奠定了公共伦理的基础，而在君臣关系的处理上也包含了区分职权、责任及相互制约的萌芽。这些都是探讨公共哲学的重要资源。值得注意的是，在官德上，孔子反对“徇私”，因为这是与仁义爱民原则相悖的。但孔子不反对个体隐私与亲亲等合理之私。这一点以下还要专门论述。
第三节 孟子的正义论
在历史上，儒家的社会理想与制度设计多是针对当世的弊病提出，并用来批评、指导当世的；儒家思想与专制体制是有距离、有张力的。我们知道，没有抽象的权利观，没有抽象的公平正义，没有抽象的公私、群己权界，任何时空条件下的个人权利与社会的公平正义，都是历史的、具体的。
现在的年轻人常常把孟子乃至儒家化约为弃绝私利，“何必曰利”。他们不知“王何必曰利”主要针对的是梁惠王（魏惠王）、齐宣王或类似的君主的。
孟子义利观比较复杂，大凡在义利冲突，必作选择时，取先公义后私利的立场，但并非不顾私恩、私利。尤其是，我们在讨论公私关系时，应注意孟子对君之私、臣之私与百姓之私，对君之个体、诸侯国与百姓之利等是加以明确区分的，并且尤其反对君臣以一己之私作为诸侯国之公。另一方面，孟子对人主、臣工、士人、百姓的个人私利、私恩与公义、公道采取了互不偏废的中道立场，即在极端的利己主义（杨朱）与极端的利他主义（墨子）之间保持张力。孟子辟杨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不仅仅主张中道，他与子莫的区别是不但有原则性，而且有灵活性，懂得变通。孟子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绝对的为我主义（私）与绝对的团体主义（公）都伤害仁、义、礼；呆板地执中，又伤害时中。故孟子不仅有分寸感，尤有调节性的管理艺术，在公私、义利的兼济统一上，颇有辩证智慧。
首先，涉及生存权、财产权的“制民恒产”论及土地、赋税、商业政策之平等观。
继承孔子的人道主义，孟子也反对暴政。孟子的社会政治思想是以他的性善论为前提的。正因为人有“不忍人之心”，所以才能行“不忍人之政”。他把道德仁义推行到社会、国家的治理之中。他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孟子·尽心上》）的推恩原则，“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孟子·尽心下》），“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孟子·梁惠王上》）。如此，治天下“可运于掌上”（《孟子·梁惠王上》）。他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反对关于儒家理念中的权利意识、公私权界观，以及儒家与专制主义的区别，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汉代的《盐铁论》。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国家主义者，主张盐铁官卖，由中央政府垄断，强力控制商人与商业，由政府自上而下维护社会秩序，而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广大儒生则主张盐铁由民间经营，反对控制商人与商业，由各地方与民间形成并维系自发的有层次的社会秩序。杜维明很重视这一点，详见《儒家与自由主义》，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版，第８４页。又，桑弘羊主张以商韩什伍连坐之法控制民间，而贤良文学则举起孔孟与公羊《春秋》“亲亲互隐”的大旗，强调保护老百姓的亲情权、隐私权、容隐权，详见本书第六讲。
以暴力和强制对待百姓，反对滥杀无辜，而主张“以德服人”的“王道”，爱护百姓，指出“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即只有不喜欢杀人的人才能统一天下。
关于私人，尤其是小民的权利、领域或空间，孟子强调保障老百姓的财产权或物权，他对齐宣王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死亡。
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孟子·梁惠王上》）他对滕文公也说了同样内容的话，又补充说：“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滕文公上》）良好的政治一定是使老百姓有产业有收入的政治；一定要保证他们的收入所得，上足以赡养父母，下足以抚养妻小；好年成，丰衣足食；坏年成，不至于饿死；然后再诱导他们走上善良的道路。老百姓就会拥戴你，跟着你走。如果百姓整天劳作，连爹娘都不能养活，靠借高利贷来纳税，终于一家老少抛尸露骨于山沟之中，那作为民之父母官的职责何在呢？
孟子严厉批判了战国中期的社会不公：“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他主张“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批评秦、楚“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孟子·梁惠王上》）。《孟子》书中多处谈到老百姓“八口之家”、“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的农家生活理想。人民有土地宅园，有桑麻、家禽、家畜，无冻馁之虞，有丝衣，有肉食，是行仁政的结果。在战乱频仍之际，孟子反对不顾人民的死活，驱民耕战来满足人君的私欲。他主张轻刑薄税。如此，天下之民才能引领而望，归服仁君。
孟子说，王道开始于使老百姓“养生丧死无憾”“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
他说，仁政应从划分田界开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孟子·滕文公上》）田界划分之不均，作为俸禄的田租收入也就不会公平合理，历史上暴君与贪官污吏一定要打乱田界。孟子之后，儒家、清流、廉吏都在经界问题上与豪强、贪官作过不懈的斗争，举的都是孟子的旗帜。
《孟子·梁惠王下》（Ａ１）、《孟子·公孙丑上》（Ａ２）、《荀子·王制》（Ｂ）与《礼记·王制》（Ｃ）有相近的材料涉及三代圣王的，亦即儒家主张的土地、赋税和商业政策：
Ａ１．魏惠王：“王政可得闻与？”孟子：“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孟子·梁惠王下》）
Ａ２．“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孟子·公孙丑上》）
Ｂ．“王者之法：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田野什一，关市几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相地而衰政（征），理道之远近而致贡，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四海之内若一家。故近者不隐其能，远者不疾其劳。无幽闲隐僻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荀子·王制》）
Ｃ．“古者公田藉而不税，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夫圭田无征，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田里不粥，墓地不请。”（《礼记·王制》）综合孟子、荀子和《礼记》的思想，可以表达为，王者的法制：均等赋税，平正民事，裁制万物，这是用来抚养万民的。土地税，九分取一（《孟子·梁惠王下》指九一，但又据《滕文公上》，孟子说夏之“贡”法、商之“助”法，周之“彻”法，税率其实都是十分抽一），或十分取一（荀子的诠释）；关口和集市，只稽查坏人，而不征收税；给商人空地以储藏货物，不另征货物税；山林和渔场，按着时序关闭或开放（生态的考虑），任何人都可以去，而不征收税用；依据土地的肥瘠程度而征收赋税；流通财物，转运粮食，畅行无阻；借民力助耕公田（即劳役地租），不再征收其田税；耕种祭田不征税；征用民力一年不超过三天；农夫的居住地不征地税和额外的钱；田地和居邑不得出卖，不得在公家给予的家墓地之外再求余田；犯罪的人，刑罚只及于他本人，不牵连到他的亲属；近者发挥其才能，远者则奔走来王。
在历史上，这些均富论与权力公平论的主张部分地变为制度，或对制度予以修正、补充，它贯穿于用人、治狱、赏罚、收入和消费等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