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不论处于恶德境界，还是处于无德境界，道德都不会真正被遵守从而得到实现；只有处于美德境界，特别是美德自律境界，道德才能真正被遵守，从而得到实现。那么，究竟怎样才能提高人的品德，使人从无德境界进入美德境界而不堕入恶德境界？怎样才能使人从恶德境界皈依美德境界？怎样才能使人从美德他律境界达于美德自律境界？一句话，品德培养的方法究竟如何？
四、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究竟应该怎样培养和提高国民品德？管子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墨子说：“故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韩非说：“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王充说：“礼义之行，在谷足也。”但是，说得最系统的恐怕还是孟子：“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一言以蔽之曰：
满足国民的物质需要乃是国民品德培养的根本方法。这种古老的观点能成立吗？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要想使得国民的品德普遍的得到提高，关键就要使得每一个人有比较多的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我们现在的中国社会，大家想一想，怎么会道德滑坡呢？国民的品德怎么这样差劲？你仔细想一想，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太少、太弱。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人们心里想的或嘴上说的那句话：“良心值几个钱哪！”家长教育小孩，往往都忽略了美德的教育，因为他本人也没有做一个好人的那种非常充实的道德需要。那么，怎么才能使人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增多呢？靠立榜样？我们树立的榜样还少吗？那显然不起多大的作用。所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不过是一句大话空话而已。真正起作用的，恐怕还是我国那些先哲说的，要满足国民的物质需要、生理需要。
因为正如马斯洛所言，人的一切需要和欲望最终都是在生理需要、物质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都是生理需要相对满足的产物。一个人，如果他的物质需要得不到相对满足，比如说，他经常忍饥挨饿，在生存线上挣扎，那么，他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就相当微弱无力，甚至根本就不会产生。这是千真万确的。
试想，每个人都有食欲、性欲、安全欲、功名心、自尊心、道德感、自我实现的追求等等。但是，一旦他处于饥饿之中而食欲得不到满足时，他的功名心和道德感等等其他欲求便都退后或消失了：他一心要满足的只是食欲。只有食欲得到满足，其他的欲求才会出现，他才会去满足其他欲求。这是一条普遍定律：
不论是谁，不论他多么崇高伟大，多么蔑视物质享乐，当他饥饿的时候，他都不能不停止他的崇高理想而追逐食欲的满足。黑格尔最喜欢的话是：“即使是罪犯的思想，也比天上的奇迹更加灿烂辉煌。”对思想的价值的推崇可谓登峰造极。但是，如果他吃喝不成、又饥又渴，他能够构思他的《逻辑学》吗？当此际，充满他那伟大的头脑的，必定是面包、牛肉、红葡萄酒。只有当他的食欲得到满足之后，他的头脑才可能出现“有”、“无”等概念，才可能构思《逻辑学》。
对于这个道理，我小的时候特别有体验。那是１９６１年前后，虽然那时我野心勃勃，一心想将来干一番大事业；但我常年挨饿，结果整天想的就是大米干饭、小葱拌豆腐。真的，那个挨饿的年代的人们，不必说做一个有美德的好人的道德需要淡薄了，甚至没有羞耻心了，连脸都不要了。那时你要在别人面前吃东西都得万分小心，因为随时都可能有人将你的食物打掉地上，然后他捡起来吃。所以，人要是总也吃不饱肚子，那他就不要脸了！人啊，就像马克思说的，只有当他吃了、喝了、有了住的地方，他才能够进行道德等上层建筑活动。确实，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你要是不叫马克思吃喝，让他常年饥肠辘辘，他肯定也写不了《资本论》。马克思能写《资本论》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因为他吃饱了！不要忘记，马克思就其经济地位来说，是属于资产阶级啊！
可见，人的一切需要和欲望最终都是在生理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都是生理需要相对满足的产物。因此，每个人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欲望便是在他的生理需要、物质需要基础上产生的，是他的生理需要、物质需要相对满足的结果：他的生理需要、物质需要满足得越充分，他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欲望便越多；他的生理需要、物质需要满足得越不充分，他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欲望便越少；他的生理需要如果得不到满足，他便不会有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和道德欲望；只有他的物质需要得到了相对的满足，他才会有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和道德欲望。一言以蔽之，生理需要的相对满足，乃是一个人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此之谓也！
可是，一个人的生理需要、物质需要相对满足的充分与否又取决于什么？
不难看出，既取决于他所拥有的物质财富的多少，又取决于他的物质需要的多少：他的物质需要越少、物质财富越多，他的物质需要的相对满足便越充分。
换言之，一个人的生理需要、物质需要相对满足的充分与否，取决于物质财富和物质需要双重因素：一方面取决于他所拥有的物质财富的多少而与之成正比；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他的物质需要的多少而与之成反比。因此，一个社会的物质财富越多，每个人的物质需要越少，那么，每个人的物质需要的相对满足就越充分，对不对？从这一点来看，在任何社会，每个人的物质需要都可能得到相对充分的满足。以往的社会，生产力极低，但是那个时候人的需要也低啊！对不对？所以，每个人的物质需要也可能得到相对充分的满足。在孟子的那个时代，生产力非常低，物质财富非常少，但是人的物质需要也低。上世纪８０年代的中国，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录音机啊！我的一个朋友问我买不买录音机，８４元一台。她拿来了一台录音机，我一看，愣住了：这是什么东西啊？
那个时候还没有录音机的需要呢。所以，那个时候钱虽然挣得非常的少，但是我的物质需要也得到了满足，因为我的需要也很少。现在呢，我的物质财富越来越多了，月收入都是六七千，但是，我的需要也高了，所以，还是觉得好像没有满足。
所以，一个人的物质需要是否得到满足和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没有必然关系。我们往往以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的物质需要才能够得到满足。
其实，在任何社会，人们的物质需要都可能得到满足，也可能得不到满足。那么，关键取决于什么呢？一方面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另一方面取决于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程度。这就是说，一个社会的物质财富即使不多，但是发展得快，那么，相对来说，人的需要增长得就比较慢，这个时候，人的物质需要就会得到相对满足。这是自明之理。不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但是，我们的物质需要好像更加不满足了，甚至怨声载道，为什么呢？因为人的物质需要是否得到相对满足，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发展的速度，还取决于财富的分配是否公平。
确实，我们比以前富裕多了，对不对？你看北大的燕北园，那汽车多得你都没法走路了。但是人们反倒觉得更加不满足。真的，现在我也觉得不满足，虽然我的钱都已经花不了了。一个月六七千块钱，你想，我干嘛花啊？但是，我比８０年代还不满足。为什么呢？因为不公平！你看那些家伙，一个一个的，没干什么活，都买两套房子了，是不是？我才一套房子，还那么小，才８０平米。你看这帮小子，都已经２００平米、３００平米了。甚至我妹妹，她的贡献没有我大，但她家光是一个厅就４５平米！你再看有些当官的，你看他们那副德性！他们除了会搞人际关系真是要什么本事没什么本事。但是，他们的所得却是要什么有什么。所以，虽然我的物质财富比以前有了极大的增长，但是我极不满足。为什么呢？因为分配不公平：该多得的得的少，该少得的得的多。
当然，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我国搞平均分配，它也是不公平的。因为所谓公平、公正，就是同等的利害相交换，就是等利交换和等害交换，就是该多得的得的多，该少得的得的少。如果不论应该得的多还是得的少，一律平均分配，那也是一种不公平。而今日中国，我们现在的这种不公平啊，超过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的那种不公平。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代，你劳多劳少所得一样；而我们现在是该多得的得的少，该少得的得的多。这显然要比平均分配还更加不公平！因此，人们的物质需要以及心理需要——对公平的需要——就处于更大的不满足状态！对不对？所以，每个人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就更加的少。这就是我们道德滑坡的经济原因：分配不公平。
因此，人们的生理需要、物质需要满足与否，一方面取决于经济发展、物质财富增加的速度而与之成正比，另一方面则取决于这些物质财富分配的公平性而与之成正比：社会的经济发展越快、物质财富增加的速度越快，对于这些物质财富的分配越公平，人们的生理需要、物质需要的相对满足的程度便越充分；社会的经济发展越慢、物质财富增加的速度越慢，对于这些物质财富的分配越不公平，人们生理需要、物质需要的相对满足便越不充分。
于是，总而言之，可以得出结论说：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越快，物质财富增加得越多，对于这些物质财富的分配越公平，人们的生理需要、物质需要的相对满足的程度便越充分，因而人们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和欲望便越多，人们的品德便越高尚；反之，经济发展越慢，物质财富的增加越少，对于这些物质财富的分配越不公平，人们生理需要、物质需要的相对满足便越不充分，因而人们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和欲望便越少，人们的品德便越恶劣。这个品德高低发展变化的规律，关乎人们的道德需要、道德欲望与经济以及财富的关系，属于品德的道德感情因素高低变化的前提和基础之规律，因而可以名之为“德富律：品德与经济的内在联系”。根据这个规律，国民品德培养的根本方法显然就是：迅速发展经济、公平分配财富从而使国民物质需要得到相对充分的满足。这岂不就是“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之真谛？那么，究竟怎样才能迅速发展经济和公平分配财富呢？或者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和财富分配的公平程度究竟取决于什么？
不难看出，任何社会的经济发展速度和财富分配的公平程度，固然取决于劳动者和管理者的个人品质，但是，根本说来，则取决于国家的经济体制。因为一目了然，劳动者和管理者的个人品质不过是经济发展快慢和财富分配是否公平的偶然的、特殊的根源；而国家的经济体制则是经济发展快慢和财富分配是否公平的普遍的、必然的根源。那么，能够保障经济迅速发展和财富公平分配的经济体制究竟是怎样的呢？是市场经济。
因为市场经济是一种没有外在强制的自发的、自愿的经济，因而在这种经济体制下，每个人都享有经济自由，而经济自由无疑是经济繁荣昌盛的必要的、根本的条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处看到，哪个国家实行市场经济而经济自由，哪个国家的经济便繁荣昌盛的缘故。不过，如果没有政府干预，仅凭市场经济自身不但不能完全实现经济公正，不能完全实现公正的收入分配，而且不能够完全实现经济自由：市场经济自身无法自动消除垄断。因此，为了实现自由而公正的市场经济，必需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活动。但是，政府的干预应该只限于确立和实现市场经济自由且公正地运行的规范，而不应该指挥市场经济活动：政府应该是经济活动规范的制定者与仲裁者，而不应该是经济活动的指挥者。
因此，如果一个国家实行了市场经济，并且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只限于对经济自由与经济公正等市场经济规范的制定和执行，因而只是充当市场经济的仲裁人而不是市场经济的指挥者，那么，该国便建立了自由而公正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样一来，该国的经济便必定迅速发展、物质财富必定迅猛增加，对于这些财富的分配必定公正，从而国民的物质需要必定得到相对充分的满足，因而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和欲望必定强烈，最终势必导致国民品德的普遍提高，势必导致好人普遍增多。因此，建立自由且公正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形成国民做一个好人的道德愿望的前提和基础之方法，是培养国民品德的道德感情因素的基本方法，是提高国民品德的基本方法。
五、孟子的二律背反：“富方能仁”与“为富不仁”
孟子说：“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