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荡到今天，扫帚本身已不再灵便，于是传统文化便死灰复燃，在这一此长彼消的过程中，一方面是文化论争后面的实际的权力斗争；另一方面便是知识分子出自内心的事业心、使命感。出于事业心和使命感，倒也不妨假戏真做，于是沸沸扬扬，把文化事业搞得煞有介事，但在层层保国保种，救国救民的文化迷雾后面，又诚如清末叶昌炽所言：“康梁之案：新旧之争，旗汉之争，英俄之争，实则为母子相争，追溯履霜之渐，则又出于嫡庶之争。”中国的事情，往往是“内幕”后面还有“内幕”，层层剥离下去，便知文化建设的空虚。孔子以教学行道，但目的仍在从政；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大都是从政不行，才当隐士，当不成隐士或不想当隐士了才造反，一造反就又有了“新旧之争，旗汉之争，英俄之争”的辉煌外表。这样一种格局一延续就是几千年，“文化”二字虽说讲的是以“文”化“质”，以“人文”化“自然”，但实际上从事文化的人又始终走不出修、齐、治、平的老路循环。唐太宗在宫门口见新科进士缀行而出，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这话已概括了帝王与文人、政治与文化的全部关系，因为你不能不读这样一些书，不能不这样读书，这样行文、行事、处世。仅说“文化”还有些空泛，提到这个“彀”字，其实指话语制度，但又不限于语法规则之类，而是凝聚为社会性的文化制度。新科进士缀行而出，看起来是唐太宗得意，其实得意的是这套制度。
文化这东西是不能点破的，点破了不过是一层纸。“内圣外王”、“自我坎陷”都是为了给文化一种实际的功效，但成功者又多是不理睬这种“功效”的草莽英雄。汉刘邦引兵过陈留，郦食其踵军门上谒，使者说沛公无暇见儒人，郦生眦目按剑叱使者曰：“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非儒人也。”汉高祖“马上得天下”，儒人谋士不过为我所用，这种英雄主义的格局一定，再讲“内圣”、“心性”不免空虚，而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元代列“九儒十丐”，“文革”中再称“臭老九”，皆因儒者无用，无用而自以为有用，所以才加上一个“臭”字。
尽管这样，文人们仍得臭味相投，共同维系着那借以安身立命的一脉心传。
真正给这种维系以理论上的致命打击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十月革命的实践。第一，马克思告诉了我们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从此使中国文人所信奉的“统之有宗，会之有元”、“通天人，合内外”失去了“基础”；第二，马克思说，“思想”一旦离开了“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
第一点仍是一种“说法”，但它却可以武装“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而且远较孔孟老庄有力；第二点倒是草莽英雄们早就知道了的真理，只不过经由马克思一说，由此更加有了“理论依据”而已。
就“使用实践力量的人来说”，工农大众自是主力军；就想让“思想”实现一点什么的愿望而言；如果这种愿望只是为了服从于革命需要的话，原本也并无多少深奥的道理。
这就注定了传统文化无所傍依的无根性已无法遮掩，而且注定了文化人必得对自己存在的价值来一番脱胎换骨的悔过自新。
然而，经过了许多年，我们似乎又失去了理论基础，便再回到中国人的“种”或“性”那里去寻找；于是循环一圈，又回到欲求变法，必先变人，如何变人，不外从人主以身作则，修齐治平开始的老路上去。
倒真是当代“非无法治之患，实无人心之患”的现实，才使我们真正意识到了舍此循环，再无出路的处境。
四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然而人类历史上怕没有哪个民族能像我们这样一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便将自己的传统文化批得如此彻底，而且使得那么多人真心实意地痛改前非。帝王和政治格局视文人、文化为工具；文人、文化以效力于帝王、政治格局为目的，这一层不去说了，单就中国传统文化自身而言，也必须检讨其无根、无底、无体从而只能在“有所用”或“无所用”之间飘来荡去的内在结构。
《中庸》一开始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我想按我自己的理解来安排一下性、道、教这三者的关系。
文化这一层面的活动只能算是“教”，讲人权、自由、选择、责任也好，讲仁、义、礼、智、信也好，都是为了“修道”。
“道”，我理解为文化活动后面的一种精神。所有的“教”都是为了建构、维护、弘扬这种精神；如果我们把这种精神称之为“文化”的话，仁、义、礼、智、信就只能算是文化的外在的、技术的生活组织即“文明”，我们可以设定，东西方社会的文明形态不同，但不同文明形态后面所要维护的精神却是一样的。这就是人之为人的格局（人格），或称之为“脊梁”（尊严、骨气）。先秦时代，再各为其主，而对人却有一个统一的格局，知识分子也正是以其能体现这种格局而成为“人”的典范的。前不久看电影《霸王别姬》，感到霸王之死有一种隐喻，即这种格局的丧失。电影告诉我们从霸王别姬到姬别霸王有一个过程；当“霸王”跪地求饶时，“姬”只有一死了之。
只有“性”与“道”的关系才真正进入哲学的思辨。
在西方哲学那里，“性”与“道”的关系是精神实体与精神现象的关系，或用西方古典哲学家的话来说，称之为实体与属性的关系。伽达默尔曾认为，东西方思想之所以在起源上就不同，“这一点毋宁归因于这样一种情形，即没有任何关于主词和谓词的语法结构把东方思想引向关于实体与属性的形而上学”。有了实体属性这样一个框架，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的问题才得以顺理成章地展开：人通过自己的精神活动（道）去反思精神本体（性）的存在，而本体的生命与创造又使得精神现象有了存在论的意味。“自然”只有作为“自然现象”去理解时才有意义，而自然现象之“道”仍有一个需要寻找其本体（性）的问题。
在我们这里，“性”与“道”的关系是天与人、自然与精神的关系，自然不具有精神性，而人的精神活动的最高境界却必须合于自然。但精神与自然是不能合一的，再讲辩证法也不行，于是它只能作为一种智慧、一种情景存在着。真正强使人的精神去符合的，倒是现实生活中的“自然”或“天命”于是正心、诚意的“自然”
就是清心寡欲；齐家的“自然”就是父严子孝，治国的“自然”是做官，平天下的“自然”是当封疆大吏；而人格、尊严的“自然”则外化为面子。文化活动（精神）永远被夹在自然的秩序与社会的技术组织（文明形态）之间，怎么会有自身的独立价值可言？儒家讲的“性”是德性，即仁、义、礼、智、信的文明形态；道家讲的“性”是各然其然，各可其可的自然之性。这两者倒真是合一的，即都是为了维护一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秩序，前面提到的话语制度或文化制度也体现的是这种秩序；而精神却日见耗损，只剩下一口强撑着的“气”，终于走到了“霸王”与“虞姬”相互揭发批判的一天。
中国传统文化向无“人权”二字，取代“权”的是“位”；就是权力斗争，也要说成是篡位；又由于有“惟仁者宜在高位”的说法作掩护，所以自然天命，成王败贼全取决于谁占到了位子，就是大大小小的上千次农民起义，所争者也只是“位”，即文明秩序中的位置、身份，而不是“权”，即不同位置、不同身份的人在精神上的平等权利。在自然与文明这样两大秩序之间，达则兼济天下（合于文明秩序），穷则独善其身（合于自然秩序），精神自身有何独立的价值（权利）可言？遑论个人的选择与责任？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用一整套新型的意识形态取代了仁、义、礼、智、信的文明秩序，同时把“自然”解释为客观规律，终于使得文明的外在形态与客观规律之间有了一点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认识论色彩。但这都是为了证明现存形态好于以往而预先设定下来的；而且，“自然”与“规律”一旦实现了其作为概念对人的思想统治，古人那种面对“自然”或“天命”的情绪性体验与自我躲避也就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服从，通过不断的思想改造来服从铁一样的自然（社会）规律。
五
但文明形态作为一种社会的技术组织系统，其可用性是显而易见的，经过马克思主义改造了的“自然”既然已被说成是自然规律，其可被认识、可资利用的一面也就近在眼前。当我们把西方的技术文明引入过来，当我们发现价值规律乃至整个市场经济的运用规律都可以为我所用时，“规律”一词也就技术化了。当代社会的文明形态，取代仁、义、礼、智、信的是一套正日趋完善着的技术系统，包括管理的技术、经营的技术，尔虞我诈的技术和欺上瞒下的技术。
但这只属于“教”的层面，“教”后面的“道”是什么？“道”后面有没有“性”，即作为支撑物的“体”（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早年说“中体西用”也好，现在说“西体中用”也好，都只是为了“用”。仁义礼智、道德心性可用，革命理想、献身精神可用，市场营运、股票行情也可用。西方新教教徒的个人主义和天职观念不可移植，断了脊梁的“气”也寻觅不到有所附着的“体”，不要说“上帝”，就连“自然”也已面目全非。
最聪明的中国人其实早已看透了这一点并最先把别人尚不得不有所敬畏的东西转化为所用之物，不管它是意识形态还是道德心性。当更多的人把这层纸“看透”并纷纷玩起“技术”时，我们何处容身？
哲学是死去了，但死去的只是意识形态的神圣性。意识形态后面的哲学操作，即那种使我们自我认同了几十年的话语方式却始终未得到过认真清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经过社会集体的文化与教育的反复强化，我们不但高度认同于我们所扮演的无个性的角色特别是被位置和身份所固定下来的角色，而且使那种浸透着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也高度日常生活化了。每个时代都有只属于那个时代的话语方式，我们就是被我们这个时代的话语方式造就的。当这种话语方式还能带给人一种实在的理想与追求，比如一种立场、一种道义或向往时，我们也就自以为这样的话语系统与现实是契合的。当所有附着在意识形态上的立场、道义和向往都模糊起来乃至逐一瓦解时，话语方式与现实已毫无关系，于是双双变得苍白乃至虚假。然而人们仍无所意识。事实上，除了我们只能这样想、这样说、这样看、这样去粉饰现实外，我们也寻找不到别的话语方式去在人与人、人与现实之间建立起新的意义关系。
所谓理智的冷静与无奈，也包括对自己的清算，即使虚假更其虚假。
福柯曾告诉我们任何话语方式所建构起来的有关真理、正义的观念都是权力与惯力的结合。在中国，权力是一种位置关系，所以它更细微，细微到人人都可以利用自己的位置“以权谋私”的地步，而且这种“以权谋私”也强化着不同位置上的人的角色认同。惯力即我们的习惯话语，也许称作自然话语更合适，即上面所说的修齐治平的“自然”是清心寡欲、封疆大吏，人格和尊严的“自然”是面子等等。
当意识形态的光环消失之后，真理与正义的“自然”是什么？我们现在这套话语方式是否足够裸露其虚假，而所有的词语是否能从这种种死去了的方式中“解放”出来以活跃其构词能力，以对精神的意义与价值重新思考？这才是我所理解的哲学与现代人处境的一个话题。
在此意义上，我们所说的“解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只是想从现代西方哲学那里获得一种参照，以打破如此这般结合在一起的权力与惯力，至少也要打破其完美的平衡与和谐。其中也包括天与人，自然与精神，文明与文化，乃至内圣与外王，谋臣与名士，成与败、穷与达的平衡与和谐。
这正是我们在超越了意识形态批判后所理解的哲学，它与我们当下的处境有关，而不再是一个有关处境的理论体系，因为早在理论体系显露其逻辑上的虚假之前，“当代”就以其无可比拟的真实让我们瞠目结舌了。对“当代”的任何理解，事实上都是对传统规定性的解构，因为也只有在不断的剥离和裸露中，往日的范畴才可能渐渐汇合成新的哲学视野，“我”也才可能在与别的词句的新的联结方式中重新寻找自己，并思考这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当代。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为在海南大学召开的“现代中国文化走向”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而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