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到１９世纪，上帝已经被杀死了，而且是被我们的理性杀死的。被杀死的上帝却又拖着人不倦地寻找，使人在几乎已经忘掉了在寻找什么一样地寻找下去，这是一种近乎残酷的幽默，卡夫卡就是一位较早地直觉到这种幽默的杰出作家。
这使我想起了泰戈尔的一个故事——一个流浪的疯子在寻找点金石，他褐黄的头发乱蓬蓬地蒙着尘土，身体瘦得像个影子。他双唇紧闭，就像他紧闭的心门。他的烧红的眼睛就像萤火虫的灯亮在寻找他的爱侣。
无边的海在他面前怒吼。
喧哗的波浪，在不停地谈论那隐藏的珠宝，嘲笑那不懂得它们的意思的愚人。
也许现在他不再有希望了，但是他不肯休息，因为寻找变成了他的生命——就像海洋永远向天壁要求不可得到的东西——就像星辰绕着圈走，却要寻找一个永不能到达的目标——在那寂寞的海边。那头发垢乱的疯子，也仍旧徘徊着寻找点金石。
有一天，一个村童走上来问：“告诉我，你腰上的那条金链是从哪里来的呢？”
疯子吓了一跳——那条本来是铁的链子真的变成金的了；这不是一场梦，但是他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变成的。
他狂乱地敲着自己两额——什么时候，呵，什么时候，在他的不觉之中得到成功了呢？
拾起石子碰碰那条链子，然后不看看变化与否，又把它扔掉；这已成了习惯；就是这样，这疯子找到了又失掉了那块点金石。
太阳西沉，天空灿金。
疯子沿着自己的脚印走回，去寻找他失去的珠宝。他气力尽消，身体弯曲。他的心像连根拔起的树一样，萎垂在尘土里了。
这确实残酷，但发人深省。
知说，达到理论自身的完备和彻底吧，只有彻底，才能理解；理解了，也就被说服了；只有被说服了的人，才有心灵的安宁。人不能在欺瞒中过日子，一面说是鬼在推动火车走动，一面又在海滩上捡拾小石子游戏。对一个有了思想的成年人来说，那种儿时的情真意切的自由自在是再也不会来了。无论调集怎样的意志力量和进行如何缜密的逻辑思维，所论证出来的自由和心灵安宁都早已失去了它的美妙之处，就像斯多葛派所业已证明了的那样。柏格森说任何一种情感，只要是通过暗示产生的而不是因果关系产生的，就都具有审美性质。暗示总要被意识到才行，而意识到了的就不再是暗示。至于黑格尔那充满智慧的理性教导（见《小逻辑》中译本第９０页）更是和我此刻的心情格格不入；而人，幸好不总如他所想象的那般冷静。
出路何在？
奇怪的是，每当迷惘，或顾身自怜时，就间或能听到一种极微小极微小的声音，就像两千多年前的屈子每隔一会儿就要有一声“魂兮归来”的呼唤一样，使我醒悟到自己的存在，感受到生活的真切，并在苦涩的嘴中渗出滴滴清冽的甘泉。
日本有一首短歌：
恋情不减终难见，徘徊至此望其门。
这里有一种很耐人寻味的心境，既怅惘到令人心碎，又甜蜜到让人销魂。之所以甜蜜，也许就在于它只能存在于这种“望其门”和“终难见”的怅惘之中。
知的执着也能把人带入这种神似于真实的审美的氛围之中。这种氛围所设置的场景和意念，使人在怅惘和迷蒙中既远去又归来，既求索又怡然。它是什么呢？
是思。
１９８４年６月在镇江开会，熊伟先生用的就是“思”，而不是思维、思想或思考。
我当时听成了“诗”，于是大讲诗与哲学的关系。过后，熊先生表扬了我，说我对“思”作了很好的发挥。
令人感到神奇的，是“思”与“诗”这两个仅仅在汉语的发音中才容易被混同起来的词，竟在含义上也如此神似。
据熊先生讲海德格尔逝世前四年写的一首长诗中就有这样两句：
运思的人越稀少，写诗的人越寂寞。
亚里士多德说：“诗最富有哲学意味。”写出了《纯粹理性批判》的康德，不也说“知性在模糊不清的情况下起作用最大……模糊观念要比明晰观念更富有表现力”吗？就连黑格尔也说“玄学思维只是真理和现实世界在思维中的和解，诗的创造活动却是真理和现实世界在现实现象本身中的和解”。
思寻找不到，寻找的人就不是在运思。但只有对寻找的人来说，思才可能不知不觉地来到你的身边，特别是当你在执着的追求中直观一片绿叶，或面对蒙娜丽莎那神秘的微笑时。
确实，如康德所说，“任何人也不敢仅凭逻辑就对对象作出判断”；而且我们每个人从自己的经历中都知道除了事实和概念之外还有其他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之比历史更真实，诗之比哲学更哲学，就在于它们超越了事实和概念。而且，也许正是超出或高出于判断的那一部分东西，才使判断本身有了意义。雪莱说：倘使没有但丁、佩脱拉克、乔叟、莎士比亚和弥尔顿，倘使没有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倘使没有古代的宗教诗，若不是这些使人兴奋的事情鼓舞着人们，人们也许就不会去发明各种实用科学，去应用分析的推理以纠正社会的越轨行为了。毫无疑问，人并不是在理性的分析，在寻找一个最为伟大的第一因中才推论出人的未来的，而恰恰是在体验到比引起它的原因更为伟大的感情中，才确使人是注定要过更高尚的生活的，因为“每一个人的感情都比引起它的原因更为伟大”（柯尔立治）。
当知执着地寻求理解时，是以客观存在着的事实性为依据的。依据于事实性而又超越了它，这才构成知的每一进步。知是对“物”的超越。这种超越是通过有利的手段——实践，才得以实现的。实践本身就是超越的，因此人才不仅仅认识世界，而且创造世界，人是在创造世界中认识世界的。
思是对我的超越。我可以是一切：艺术家、政治家、哲学家、企业家或商人，思就是对这一切的超越。人必得超越自己才能认识自己，因此人也创造着自己。
思的超越是不拘形式、不具目的的，虽然它给人迷惘，但却真实，而且，由想象力捕捉到的真也就是美。思在创造中给人以无限的可能性，因此人是自由的，但又无比紧张，充满着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物质的趋向和痛苦。
罗丹那坐在地狱之门上彻悟了这一切的《思想者》就是在思，因为他完全沉浸在自己里面，而且调集了全身躯的力量。这是全身躯的力量，而不仅仅是头脑。
这就是运思，因为“他全身都是头脑，血管里的血液就是脑浆”（里尔克）。
正是思的迷惘让人在知的执着中醒来，在醒来中微醉，在微醉中迷惘，在迷惘中执着。正是这种否定性的创造使人醒悟到自己的存在不能作为一个事实接受下来，因此在观念上才有了物与心，手段与目的，当下与未来，必然与自由，义务与责任的转化，才有了真正的哲学意识。这种意识珍视的不是首尾的循环，而是过程本身，正是过程才永不重复，充满生命。斯宾诺莎把过程形式化，因此也就使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凋零于自身之内，最后连自己也死于痨病。黑格尔不无讥讽地说，这正应着了他自己给自己规定的普遍命运——一切特殊性和个别性都将归于唯一的实体。
这又使我想起了那位眼光阴沉的过客——你看，他执着地向前走着，不怕死，不怕坟，不管前面是什么去处。他是只得走，哪怕脚上淌着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