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
湖北青年社会科学协会１９８４年底成立，１９８５年一开始就在华中工学院开会，众人就如欢呼胜利一样渴望思想的自由。这一年５月１０日，张志扬、邓晓芒、黄万盛、王军涛、萌萌、许苏民和我第一次集体外出去福建讲学。当时福建社科院的院长是李洪林，黄克剑才调到那里工作不久。听者众多，每人都讲了自己最关心的学术问题。
这一年年底再到成都，那种欢呼胜利的激昂之情已被等待戈多和西西弗斯神化的哲学意味所取代。
取代上帝的，就是“文化”；而谈到文化，我宁肯做一个悲观主义者。
湖北社科院主办的《青年论坛》出版，影响越来越大，我的这篇文章就发表在１９８６年的第一期上。
知的执着与思的迷惘
——关于哲学如何达到可理解性的自白
一
在我很小的时候，大人们就说我“懂事”。今天想来，这种“懂事”，无非是一种基于直觉的判断能力，知道了事情之间有着最单纯的直接联系。我不能说这种判断能力是非理性的，但又确实不同于今天所谓的理性的分析、判断和推理，因为我还想不到以概念的系统形式来把事物之间的一切联系都固定下来。一切的一切在我心目中都是可能的，就像万花筒中的那个世界一样。
如果我一直不知道哲学这回事，我也许将一直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是的，世界神秘莫测并充满诱惑，但并没有什么是我必得探究或必得到手的。当采珠的人潜水采珠，商人们奔波航行时，孩子们在海边不过是捡拾些小石子和空贝壳来做游戏。这种游戏的意义和目的就在游戏之中，而且只有游戏者自己才知道。
后来，我有了知识，知道了地球是圆的，人是猴子变的，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二直角。这些知识超出了我的直觉能力，却又为事物本身的客观实在性所证实。于是，我相信知识之所以能反映出事物之间的联系，是因为这种联系本身就是客观的。凡是知识告诉我的也就是客观世界本身固有的，凡是客观世界本身固有着的，总有一天会成为人人知晓的知识。人所掌握的知识形态和客观世界的存在形式是两个对应的链条，人只要攀着其中一根（当然只能是知识）上升，就总有一天会达到知识的顶点，那也就是世界的顶点。于是，整个世界的普遍联系就会一览无余。西方哲学中的知识论传统所想告诉人们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如果我一直不知道哲学这回事，我也许将一直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生命是充实的，目标是确定的，整个宇宙透明而有序，就像魔方一样，只要努力，总会排列成行。真理成了生活的需要，但又不被理解为价值，正如这种需要的满足也并不在于生活本身一样。为真理活着也就是为那唯一的一个目标活着，这个目标总是指向未来，因此有知识的人都不屑于生活本身而注重生活后面的意义。意义是知识赋予的，要懂得人生的一切意义就需要知（识）的不倦努力。
在我小的时候，我就是我，这几乎不成其为任何问题；但后来，我不再是我了，因为在真理面前没有我。我只是知（识），真理的一个小环节，通体透明的理性化身。我与整个世界相同一，是因为世界同样是理性的化身；在这里，没有物质和肉体的地位，它们确如某些哲学家所说，只是些呆滞笨拙而又混浊不清的赘物。我为自己懂得了这一点而欢欣鼓舞了很长一段时间。
不幸的是，我懂了哲学，知道了这是唯心主义的，至少在逻辑上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不是怕唯心主义这个称号，而是觉得它太给人以绝对真理的形式，因此也就时时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紧张和压迫。说来惭愧，在我自己都有了孩子之后，内心深处仍萌动着那样一种孩子式的冲动，就是想躲到世界的某个角落，过一段无意义无目的、不涉及真理问题的生活。我不相信这样的生活是不允许、不存在或靠提高认识就能达到的。因此，我起来试图反抗强大的黑格尔。当然，首先想到的还是从哲学上驳倒他。说些书本上的话并不难，难就难在如何守住自己，不致跟着他的思维方式跑。而且，黑格尔的论述和自己的反驳如果不在自己心目中转化为某种显而易见的直观感情，就不免有空虚之感，好像站在半空打架一样。
但怎样才能彻底到这一步呢？我找不到恰如其分的形式，当然，也是因为没有合适的语言。由此而明白，即便是自己确信无疑的感受，也仍可能闷在心里吐不出来。当然，不是吐不出来，而是吐出来的就是变了味的，至少也失去了我的独特体验，尤其当你要把这些“话”组成一个道理或纳入一个理论体系时，就更是这样。常有这样的事：我苦苦思索了好久的问题，一旦以论证的形式在会上说出来，别人就会笑起来，说：噢，原来不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吗？
一次，我在一本书上看到柯尔立治论诗的一段话。他说，诗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诗人是什么的问题。是的，拜伦和司各特的区别，在我看来，总比诗和小说在定义上的区别更为明确。也许有人认为惯性无论如何也比自发性好理解，因为它有定义，可计算。但我相反，越具体越丰富的就越真实。也许我们都无知，只不过对不同的事物或事物的不同方面无知而已。
照柯尔立治的思路下去，世界是什么的问题在我这里也就宁愿理解为人是什么的问题。斯宾诺莎和笛卡尔的区别决定着他们各自的实体范畴的区别，而且前者更丰富、更具体、更直观，从而也更真实。再说，哲学对世界的把握不是直接的，而是反思的，是以“自我”为中介而把世界作为自我的对象意识来加以理解的，因此，作为反思对象的那个“自我”，实际上也就是哲学家心目中的世界。
什么是“自我”？说不出来。看起来最丰富、最具体、最直观的东西恰恰最无法说清楚，因为它没有任何规定性；而规定，如斯宾诺莎所说，也就是否定。
但黑格尔毕生的愿望，就是要给自我一个规定性。１８１６年，当他有了对《哲学全书》的通盘考虑后，曾在给劳默尔的一封信中说：“哲学唯有通过它的规定性，才能成为可学习的，只有这样它才是清楚易懂的，才能成为共同财富。”什么是他所理解的哲学规定性？他说，也就是概念的规定性，自我这个概念的规定性。或者说，正因为世界是有规定性的，所以概念也要有规定性；反过来一样，概念有了规定性，世界也就有了规定性，因为哲学是对世界的概念把握。
自我在他心目中首先是一个概念。当自我是一个概念时它才可能在一个抽象到具体的逻辑进程中，越来越取得自身的规定性。
我明白了，把任何意义上的作为个体存在的人总体化或人类化，正是反思着的哲学家通过把自我概念化或意识化而得以实现的。这种作为概念的自我就不再是拜伦、司各特、斯宾诺莎或笛卡尔，而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人，一切唯心主义者的要害正在于此。无论黑格尔论述得多么玄妙，他的基本意思还是清楚的，那就是人作为哲学的对象，只是一个概念；而且你要成为有规定性的存在，就必得经过一番教化（看来只有通过学习哲学），使自己免却自己的个体性存在而化身为人类精神。
人为什么非要使自己成为有规定性的存在？不知道。其实，不是人使自己成为有规定性的存在，而是哲学家使人成为有规定性的存在。哲学家为什么要这样？如黑格尔所说，是为了使人成为可学习和可理解的。人成为可学习和可理解的，世界也就成了可学习的和可理解的。哲学不是要为科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吗？不如此，何以提供？看来，黑格尔在构造他的体系时，目的性是非常明确的，这种目的性又是服从于哲学所能具有的客观意义或对象化意义的，而产生了这套哲学的他自己，却被排除在外。
但在哲学的深思中，确有这样一种奇特的情况，就是凡是往后对别人有所裨益的，偏是那些各人为自己精思、为自己探讨的东西，而不是那些原来就是为别人规定的东西。
因此，相对来说，我更喜欢读一些哲学家的书信、日记和生活传记，我觉得在那里更能窥见哲学家那神秘的从而也就是真实的内心世界。
为了把种种神秘的东西掩盖起来，哲学家就把自我掩盖起来，使本质上发自自我的学说成为一种似乎绝对来自于客观（哪怕说成是天赋的也好）的真理体系。
笛卡尔是近代哲学史上第一位这样为自己精思过却又把自我掩藏起来的大师。
他把自我与世界区分开来，假设人们能够非常客观地描述客观世界而丝毫不受上帝或我们自身的干扰。量子力学的创始人海森伯说：“很快地，这种可能性似乎差不多成为一般自然科学的必要条件。”
还不仅仅对自然科学有意义。为着使自己成为“共同财富”，尤其为着符合语言的需要，人不得不使自己成为一个客观存在着的不变不动和可以分割组合的“物”，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智力上或审美上的愿望，使概念获得了它的明晰性和使体系达到一致性。不仅对哲学家如此，对任何一个人来说，相互理解毕竟是人的社会生活的基本标志。人一生都在寻求理解，理解了，也就合一了，这是一种诱人的永恒，也是知的不懈。遗憾的是知只把这看成是自己的事。怪不得从苏格拉底开始，西方就把知识等同于幸福。为了达到理解，人借助于知的抽象能力使自己和他人共同升华，走向具有普遍世界史意义的人类精神。这里面不但不乏论证的精彩，而且在精神上也确能给人一种昂扬的气概，使人在势不可挡的逻辑力量中感到振奋，获得满足。
中国传统的理论思维方式，在哲学上缺少的也许正是这样一种穷追不舍的精神，因此理性的法庭始终建立不起来，政治、法律、道德等等不是通过概念使自己合法，而是单纯基于权威。
但哲学不能停留在概念的明晰和体系的一致上，停留了，就成为是对别人已经规定了的东西；这种规定，几乎可以成为一种确定的人生处理方式。而且，生活也告诉我们，过去和即将到来的未来都是永恒，唯独在这两重永恒会合的一刹那间不是永恒，而我们就恰恰生活在这一刹那间，即当下或今天。因此，对概念和体系的超越也就是对当下的返回，那里是流动的，或柏格森所谓的绵延。不能返回的思维方式在黑格尔那里叫做无穷进展，即坏的无限。
这种要求返回到自我的意念，也就是对对象化了的自我的扬弃。自我不成为对象就不可能有我思；但作为对象的我毕竟已经不是真实感受着的我了，而是观念化或概念化了的我。哲学不好想的地方大约就在这里。从哲学史上看，抗拒着人的概念化的力量，说到底，无非基于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对任何一个现实的人来说，他的实在性就在于他是一个肉体存在。因此，恰恰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我在故我思”。
这样一步步走下来，看来问题似乎也不在世界本身怎样，而在于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即世界观是怎样的；而且，似乎也不在于无数的脑袋怎样说，而在于产生出这些脑袋的身体怎么说。只有到了这一步，诗的问题才成了诗人的问题。
这是一段相当艰辛的理论跋涉。我承认，伴随或推动着我的，确如马克思所说，是一种从抽象思维进入直观的神秘感情，是寂寥和对内容的眷恋。
我曾细细回忆过自己走过的哲学之路。
我的哲学是学来的，而哲学要成为可学习的，就必得成为一个确定的知识体系。
问题依然在于：你能不能超越它。
事实上，自读研究生以来，我思考的就是这样两个问题：哲学家为什么要把自我变成意识？人的意识化或概念化在现实生活中意味着什么？就是说，我想回到生活，而不是像黑格尔那样满足于在哲学中编织生活。这是命运，如歌德所说，一个人精神的阴郁和爽朗就成了他的命运。
因此，我也守不住自我。事实上，不使自我成为对象，也就没有自我。虽然我时时想到对对象的超越，但每每带来的又总是迷惘，否则，为什么总有“回到”的问题呢？
哲学的发生是以自我与世界的分离为前提的，而哲学的目标却在于把两者再统一起来。千百年来，无数人类最优秀的代表孜孜不倦地寻找着那个标志这种统一性的“东西”。但寻到了的，无一不是从自己那里失落了的东西，于是再失落，再寻找，留下悠悠不绝的迷惘之雾。但直抒胸臆，把这一点明确点破了的，却是近代哲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的事。我在这里不想分析产生这一切的社会历史或个性心理的根源，而只是想说，正是启蒙思想家梦寐以求所要建立的理性殿堂的倒塌，才使得几乎是被认定了的理性自我在毁灭中猛醒过来，发现自己不仅仅是外在化或表象化了的理性，在下面还有着更为深层的东西在游动，于是开始了新的一轮对据说是再一次失落了的自我的追寻。这是理解１９世纪中叶整个欧洲的文化氛围之所以发生根本转变的一把钥匙。我以为，这一时期也是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第二个需要巨人并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也只有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发展才具有特殊的意义。
二
一列火车在走动。它为什么会走？三个人作出了不同的回答。他们寻找的是原因，而原因，正如老托尔斯泰所说，一旦走上分析之途，就再也没有停止寻找的权利了。如此看来，似乎只有那个说是鬼在推动火车的人最心安理得了。
但对我来说，是永远也不会有一个鬼拦住去路了，因为没有鬼，正如没有上帝一样。这是知告诉我的，也正如文艺复兴后的理性主义思潮所告诉人们的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