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巴赫们”既不这样善良，也不这样天真。首先，人性在他们心目中远没有在卢梭心目中那样善良和那样具有魔力。孟德斯鸠认为政治自由的赌注决不能压在所谓的善良意愿上，没有法律就没有自由，而没有另一种对法律的牵掣权力，法律也可以滥用，因为“凡是有权力的人，总要滥用权力，非碰到限度不止。可不是，连美德也是需要有限度的”。霍尔巴赫更直截了当地说：“没有一个人永远是好的；也没有一个人永远是坏的。人们的行为是变化的，因为他们的处境和利益是变化的。”他们都不认为人们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出去就能实现人民主权，而是认为人们之所以联合起来只是为了保障自己的一点什么，至少是所有权。
因此，平等本身不是目的，实现社会正义才是目的，而“正义是维持公民的生命和自由的。人人都愿意享受他的各种所有物”。正义的含义不是财产上的平等，而是“把属于谁的东西给谁，因而归结起来就是保障这种所有权”。对于没有财产的人来说，卢梭的同情心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同情心恰恰是私有制所给予他的占有感，他所要求的平等也就是满足自己在占有感方面的平等。对于有财产的人来说，“霍尔巴赫们”显然维护着他们的利益，这种维护实际上所维护的仍然是这种异化了的占有感。不过从历史的和法的进步来看，“霍尔巴赫们”所坚持的立场至少比卢梭的道德化批判和关于良心和公平的简单说教更为有力。霍尔巴赫在《社会体系》中针对着卢梭的伤感质问道：更多的奢侈，更多的想象的需要，更多的恶习有什么不好？它们比看起来纯朴的古风好多了，因为这一切都表明着精神的开明和理性的胜利。他说：“如果说大城市是最腐化的，要知道也是在大城市里最富于才干、谋略和美德。”因此，他说卢梭作为一个“忧郁的思辨哲学家”和不停地抱怨人类的“愤世者”，“乃是一个对自己不满，对别人也无益的家伙”。
对于卢梭式的道德化批判，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也有精彩的论述。他说，把行为的个别性与道德的普遍性对立起来，就是“以道德的侍仆身份来看待行为者”；这固然是一种“优美的灵魂”，但“它是这样一种伪善，这种伪善只想把判断当作实际行动，只以表述卓越心意的言词而不以行动来证明其正直性”。
“霍尔巴赫们”虽然是“恶的意识”的体现，但却是在行动中求实现的自我，这种行动构成为市民社会的现实的基础。在《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中》，马克思更是高瞻远瞩地指出：“无论在英国革命或者法国革命中，财产问题的提法都归结为给竞争以广阔的自由和消灭一切封建财产关系，即封建领地、行会、垄断等等，因为这些关系在１６至１８世纪时期中变成了工业发展的桎梏。”马克思的这一卓越论断，为我们理解卢梭和“霍尔巴赫们”围绕着财产和平等问题所发生的争执指明了唯一正确的方向。
卢梭思想的影响是异常巨大的，其中有革命性的一面，也有保守性的一面。
卢梭身后，许多有见识的思想家都在卢梭的学说面前表现出自己复杂的感情，并且想努力挖掘出卢梭错误的思想根源。费希特把卢梭的错误归结为两点：第一，“卢梭视为真理的东西，都直接基于他的感觉；所以，他的知识都带有一切建筑在单纯低级感觉上的知识的错误”；第二，他感受苦难的能力大于积极活动的能力，“他估计到了苦难，但他没有估计到人类自身就有挽救自己的力量”。着名空想共产主义者狄·德萨米在其《公有法典》中专辟一章讨论卢梭错误的真实原因。
他说：“由此可见，缺乏一般性的综合是天才卢梭的暗礁。如果他抛弃那种基于某一事实便作出关于原则性的结论及把明确的东西解释成为不明确的东西的有害办法，如果他不完全沉溺于情感和幻想，而把证明合理判断和理性见解的证据认作是足资凭信的标准；最后，如果他不把自己的精力都浪费在使人的智慧习惯于他所认为必需的虚构的愿望上，那……”是啊，卢梭如果不是卢梭，那就又只能是人类历史的一种遗憾了。
卢梭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是心和头脑不属于同一个人，“我什么都感觉到，却什么也看不清”。
这一切都是现象。卢梭错误的最根本原因，从他的性格、气质、思想方法和个人经历是找不到的。卢梭所代表的是小有产者阶级的利益，在他的心目中，农民的生产方式是最自然从而是最必要和最有用的劳动。这一点，决定了在“给竞争以广阔的自由和消灭一切封建财产关系”的历史动荡中，他只能从小私有者的狭隘心理出发，用所谓的人类普遍感情和良心来谴责历史的进步。在政治学说中，他虽然描述的是体现人民主权的公共团体，而实际上向往的却只能是一种植根于血缘和乡土联系之上的宗法社会。渴望和畏惧，激情和幻想，孤独的个人主义和出人头地的英雄崇拜，这种心理最多也不过是一种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中所指出的那种企图把“精神上的负号变成道德上的正号”的“庸人的批判的魔杖”。阶级立场对一个人的决定作用绝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是通过许多复杂的环节最终作为一种社会心理而表现出来的。卢梭之为卢梭，也就是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心理反映。
在对旧世界的批判上，卢梭的威力要比“霍尔巴赫们”大得多，但其结果却是恐怖和专制。差不多与法国大革命同时，北美土地上也爆发了一场关于美国新宪法的大辩论。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和詹姆斯·麦迪逊为代表的“崇尚实际”的政论家就基本上不理会卢梭的人民主权说；他们认为人民不是作为组成整个国家的个人而是作为他们各自所属的地区和独立州的代表出现的，“因此，制宪这件事并不是国民的事，而是联邦的事”。７０年后，约翰·密尔更是直截了当地说：“至于所谓人民意志，实际上只是最多的或者最活跃的一部分人民的意志，亦即多数或者那些能使自己被承认为多数的人们的意志。”这一切都表明在对什么是“应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上，“霍尔巴赫们”更能意识到自己的现实利益；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当他们的力量足够强大时，也就越来越不需要各种伪善的面纱。
卢梭用他的全部力量喊出的人权、自由、平等之类的口号都可以载入《人权宣言》之类的史册，但现实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却按照其自身的必然性而不断地强化和完善着自身。历史并不理会人们的美好愿望，历史比口号和幻想要严酷得多；当初对卢梭来说是这样，现在对大大小小的“霍尔巴赫们”来说当然也是这样。
资本主义的理性王国彻底破产了。新的时代又向新一代人提出了新的理论要求。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应该是当今时代唯一正确的回答，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些具体结论，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方法。卢梭的政治哲学之所以在今天对我们还有意义，就在于它本身已成为马克思主义所扬弃的一个思想环节。我们只有循着人类思维的历程来理解历史的逻辑，才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原则，并用来回答当今世界的问题。
原载《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第８辑，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