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文明早已确立了这样的理念：政权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上，宪法的首要目的是保护公民的自由，防止政府对公民权利的侵害。而中国的政治传统是“马上得天下”，制定宪法和法律是为了治理人民，以便在整治和惩罚时能拿出条文依据。这一传统对分权思想最为隔膜和敌视，他们反对的借口是，分权会造成施政时掣肘，没有效率，他们最喜欢的情况是最高领导随意拍板，下级雷厉风行。他们没有从“文化大革命”中吸取这样的教训：不受制约的权力会导致整个国家的灾难。确实，权力的高度集中在“文革”中甚至给统治集团中的大多数人造成灾难，即使在平时，也会使大家在提心吊胆中度日，没有安全感。
解决权力一元化问题只能靠法治，而不能寄希望于德治，这涉及中国和西方对人性理解的深刻差别。洛克在论述分权的必要性时说，人性有一弱点，就是要受权力的诱惑，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有立法和执法权，他们动辄就会攫取权力。
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麦迪逊说得更生动：用分权和制衡的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瑏瑡。这种在政治层面上对人性中阴暗面的洞察和警惕，在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是没有的。我们只看到“人皆可为舜尧”的光明面，寄希望于“三百年必有王者兴”，即使荀子提出了“性恶”
论，那也只是支流，况且他的“性恶”论只导向人性的改造，人人通过改造皆可成为圣人。
权力的分立和制衡的思想，是中国人需要花大力气才能领悟的。这份思想资源只能从自由主义那里得到，而不能从社会民主主义那里得到。连戈尔巴乔夫（这位前苏共领导人后来把自己的立场定位为社会民主主义）也说，权力分立这一思想的公认创始人是孟德斯鸠。
关于平等
不少人认为，和社会民主主义相比，自由主义的最大缺陷是重视个人自由，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竞争，而忽视平等。这些人还主张，在当前社会公正问题日益尖锐的情况下，毛泽东时代留下的那笔社会主义遗产应当继承而不是抛弃。
我承认，在大多数情况下，各式社会主义者，包括社会民主主义者，谈平等比自由主义者多，我也承认，某些着名的自由主义者——比如哈耶克和诺齐克——对平等的看法引起了批评。但我想指出，第一，就讨论宪政原理的思想资源而言，我们应当注意的是整个思想流派和传统，而不是其中的某些派别和人物；第二，如果把罗尔斯和德沃金挑出来作为当代自由主义的代表，那么就会产生另一种印象，因为很可能没有人比他们更关注公正和平等问题，提出了比他们的理论更深刻、更有影响的主张；第三，更重要的是，不能认为对平等谈得越多越好，越激进越好，就宪政原理而言，我们应该考虑的是一个思想流派的基本立场是否能为平等在宪政框架中保留足够的空间，而且不付出牺牲其他基本价值的代价。
正如古特曼指出：“自由主义理论有比一般人承认的对于平等的更大的可能性。”在自由主义鼻祖洛克那里，一方面有关于自我所有（ｓｅｌｆ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的论述，从而推导出私有财产和不等量拥有财富的合理性；而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初始占有的合法性在于占有者必须为他人留有足够的同样好的东西，这就意味着对机会平等的诉求瑏瑶。自由主义发展到密尔（Ｊ．Ｓ．Ｍｉｌｌ）和边沁（Ｊ．Ｂｅｎｔｈｏｎ）阶段，对社会福利和平等的诉求增强了，再发展到格林（Ｔ．Ｈ．Ｇｒｅｅｎ）、霍布豪斯（Ｌ．Ｔ．Ｈｏｂｈｏｕｓｅ）、杜威（Ｊ．Ｄｅｗｅｙ）阶段，这种倾向就更加强烈。这条发展路线确实证明了古特曼的评论：自由主义有容纳平等诉求的巨大空间。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中，他已主张任何不平等只有在有利于社会上最弱势人群的情况下才被允许，认为人们凭借先天性智力和才能得到优厚报酬都为不应得，这表明当代自由主义对平等的要求达到了什么程度。
尽管无法否认自由主义有自己深刻而成熟的平等理论，但还是有人指责说，自由主义的平等只限于机会平等，这是远远不够的。对此的回答是，第一，如上所述，自由主义的主张早已超出了机会平等；第二，自由主义的平等是不牺牲个人自由的平等，而社会主义式的平等，往往明显地或隐含地要以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以及社会创造力、生产力为代价。
有人说，欧洲的近现代史表明，实现真正的平等——比如妇女获得选举权和参政权——是由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起和努力，这证明社会民主主义比自由主义优越，自由主义只提供了形式上的、法律上的平等，而社会民主主义争取和实现的是实质性的、事实上的平等。这种说法不确切，我们当然不否定社会民主主义在争取社会进步方面的努力和成就，但要把自由主义说成是进步潮流的对立面则是不合事实的。以争取妇女的选举权和参政权为例，我们很难找到比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密尔更杰出的先锋战士了。更重要的是应该看到，平等权利的落实往往是一个社会逐渐进步的问题，而不是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区别的问题。美国长期不能废除奴隶制，这成了社会主义者诟病自由主义的理由。但在相同的政治制度下，在没有社会民主主义努力的情况下，美国逐步解除了享受政治权利的种族、肤色、性别、财产、教育程度方面的限制，这是落实宪法载明的公民权利的结果，而不是改变或推翻自由宪政的结果。这说明，在平等和福利方面的局限或进步，属于时代的更替、历史的变迁，而不是两种主义的区别。
还应该指出，在中国，平等主要是实践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我们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传统，平等的诉求，今天在理论上只嫌其多，不嫌其少；但在实际上则是只嫌其少，不嫌其多。早有论者指出，在号称社会主义的今日中国，国人的福利待遇、平等程度还远不及被视为最保守的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因此，我们努力的方向是说到做到，而不是理论上的激烈程度。
社会民主主义的前景
最近若干年以来，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形成了一股小小的势头，这是可喜的现象，这也来之不易。毛泽东的个性和思维方式给中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曾多次宣称，他喜欢右派，不喜欢社会民主党之类的修正主义。
有人以为，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下一步的政治发展中有现实可能性，因此值得为之努力。自由主义太西化，远离国情，中国的现实是马列主义，如果理想的那一端是自由主义，那么社会民主主义处于两者之间，中国转大弯不可能，转小弯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在现实中，我们正在开始从中央指令型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共产党正从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看来正在转小弯，因此举起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有利于政治改革。
这种态度可以理解，但认真思索，有很多问题需要澄清。
从理论上说，当代社会民主主义和十月革命前的社会民主主义已经大不一样了，它必须在自由民主的宪政平台上活动，它在政治上不能是半共产主义或半集权主义。如果中国转小弯，得到的应该叫威权主义，将此称为社会民主主义是不严肃的。
从现实看，在中国要满足社会民主主义的激进平等要求是最没有可能的。我们可以设想中国的贫富差距有多大，腐败有多严重，但最不能设想的就是中国会是一个平等的社会。以为中国在毛泽东时代过分地平等，在转向不平等的自由经济过程中变得半平等，而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这是对过去和现在的曲解，也是在理论上对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经济的曲解。
中国的某些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在鼓吹社会民主主义、大谈其现实依据时，说得较有信心的只是市场经济在中国的迅速发展。但是，与我谈到该问题的一些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对这种态度很不以为然，他们指出，市场经济并非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核心主张，他们与其说是力主市场经济，不如说是在现实条件下只能认可市场经济。他们更看重在中国是否出现了这样的前景：军队属于国家而不属于政党，公民享有言论、结社等等自由，能否允许反对党存在。我想，这样的立场和提问方式才是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提倡社会民主主义，首先要弄清什么是社会民主主义。
当然，我并不预先反对这种可能性：在实现宪政民主之后，人们去大力争取社会民主主义。
我也不反对这种现实考虑，提倡社会民主主义是为了促成宪政民主。
让我们记住，自由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和前提，让我们共同搭建自由主义的宪政平台，在此之后人们鼓吹什么主义都可以。其实，也只有在这个平台上，我们才能真正有意义地谈论和争取自己喜好的各种主义。
原载《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０３年第６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