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中另一位人物张，不爱抛头露面，言谈也很平实，据说该组织有影响的文章大多出自他的手笔。我们逐渐和他更谈得来。他似乎不乐于去做组织方面的工作，而更喜欢把时间花在书本上。下乡三年之后，他调回成都，在一个汽车修理厂当工人。他告诉我，他每天就带几本英文书去上班，活不多，拼命看书。到１９７７年时，他未经大学，直接考上北大英国文学系研究生，除了被导师杨周翰器重外，还深得朱光潜和钱锺书喜爱。我１９８７年圣诞节时去哈佛大学，见过他几次，那时他在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念博士学位，但已经替系里指导硕士生，并用英语出版了学术专着。张现在美国任教，但我常在《读书》等杂志上见到他的文章。我很喜欢他写的东西，不在于知识的渊博，而在于他对中国现实有一种清醒的认识和稳健的把握，与那些学了点后现代主义理论就想拿到中国来鼓噪的人大不相同。我想，这肯定和他青年时代的历练有关。
我们的第三条道路到底没有走通。在运动中，我最大的体会是，理智的声音是极微弱无力的，再高明的思想家、再深刻的理论家，也敌不过不负责任、巧舌如簧的蛊惑者。
四、与老知青的交流
大约在１９６８年秋，我和我的同伴们结识了一伙老知青。他们有五六个人，聪明、认真，才华横溢，１９６５年中学毕业后，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不能继续升学。与我们这些学生相比，他们显得更有社会经验，更有生活情趣，思想更成熟老练。“文革”中，他们曾设立联络总站，到全国各省做社会调查，他们对党内斗争的历史和复杂性比我们清楚，对民间疾苦了如指掌。我们当时爱读的书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而他们的兴趣已经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笔记。我们都很熟悉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当他舍弃哲学去啃枯燥的经济学时，这标志了他思想的一个飞跃。当我们这批学生仍停留于政治的思考时，他们已经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两相比较，高下立见。
１９６６年前下乡的老知青是运动中最活跃的力量，他们下乡前意气风发、壮志凌云，农村的生活使他们产生上当受骗感，使他们意识到自己被社会遗弃。许多人破罐子破摔，武斗中十分亡命。有些人在做痛苦的思考，既想解释中国的问题，也想解释自己的命运。其中很多人在信念之舟即将倾覆时，把“文革”当成救生筏，赋予它一厢情愿的美好解释。和我们这些学生相比，他们更乐于接受南斯拉夫理论家德热拉斯的《新阶级》以及湖南中学生杨曦光的某些观点，认为“文革”是一场社会大变动，要造成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另一点差别是，他们更为重视毛泽东主席的“五·七指示”，认为这段指示是毛主席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据他们分析，毛厌恶现代化工业制度下的分工，憧憬每个人能在精神上、身体上全面发展。在马克思设计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可以一会儿做工，一会儿打猎，一会儿钓鱼，而毛主席把这个乌托邦具体化了，指示人们要把工农兵学商各项职业集于一身。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的根本目的是克服异化，造就人类历史上全新的人。
当时，我们这些中学生都相信所谓“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我们的知青朋友抑制不住他们对这种肤浅理解的轻蔑，对领袖人物的思想动机和政策不太感兴趣，更愿意考究现存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生产力等问题。对于他们庞大、复杂的理论体系，我始而眩晕，继而清醒。双方争得昏天黑地，吵得一塌糊涂，谁也说服不了谁。
谈话并不局限于政治，性爱也是一个经常引起热烈争论的题目。大家认真和一丝不苟到了这种地步：要每人都传看完毕托尔斯泰的《克莱采·朔拿大》之后由此书谈起。当然，没有人能分享托翁的宗教情绪和禁欲主义倾向——虽然有几分像他把情爱看得过分高尚和神秘。问题很快就归结成这样：什么是爱情的本质？人为什么需要异性的性爱？知青陈提出了颇为高深和玄妙的观点，他说，上帝造人时，男女本为一体，后来不知为什么分开了，为了求得生命的完满，每个二分之一都在寻找另外那二分之一，只有用这个观点才能解释为什么爱情可遇而不可求。我提出了另一种解释，我说，爱情是个体自我与人类整体之间的桥梁。个人总想突破一己之局限，与全人类打成一片，融为一体，但在现世中，这很难做到，每个爱人类的人往往只能守住抽象的原则。人不能满足于这一点，他或她希望有一个活生生的人值得为自己所爱，爱人是个人对人类倾注爱心的寄托和偶像。
上面这类说法似乎过分哲理，未触到爱情勾魂摄魄的本质。于是问题变得十分具体：你能爱的、你所憧憬的异性具有什么气质？这时人们似乎一致认为，性格美最重要，爱情必须在异性间发生而又不等于情欲，原因在于人们追求的不是性格的同一，而是互补与契合，这只能在异性身上得到。探讨这一点不能再做哲理性阐发，于是大家罗列了一系列小说中的典型形象，对之进行分析和坦白自己的偏爱。看得出来，绝大多数男性喜爱普希金笔下的达吉亚娜或罗曼·罗兰笔下的安多纳德，但有人偏要说自己所心仪的人是司汤达笔下的德·拉·木尔小姐或梅里美笔下的嘉尔曼·高龙巴。比如还是那位陈，当问他“你喜欢的女性的气质是什么”时他回答：“委婉而虔诚。”但他仍宣称他心中的形象是德·拉·木尔小姐。
在许多次讨论中，大家都情不自禁地回到一个老话题上：多余的人。我们对普希金、莱蒙托夫，尤其是屠格涅夫的作品中多余的人的形象深有所动。每个人的思想、行为和气质中，都多少透出了一些多余的人的影子。我们对生活悲观，对前途感到渺茫。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每个人都在痛苦地思索，但是没有答案。“文革”后期，生活惊人地贫乏、刻板，现实极为丑恶，但我们不能反抗现实，不是没有勇气，而是由于以前所受的教育。我们已经开始谴责甚至诅咒现实，但仍然以为历史虽然冷酷无情，但它在前进。我们是这个时代的牺牲品，不是历史有错，而是我们运气不好，生不逢时，就像赫尔岑在论述俄罗斯文学中多余的人形象时说：他们既错过了朝阳，又不能分享晚霞余晖的美。
往事并非如烟，记忆不像地壳中岩层那样堆积。在我后来的精神意象中，有牛津教堂悠扬的钟声，有剑桥罗素和摩尔散步并产生哲学灵感的三一巷，有波士顿静谧而引人遐思的查尔斯河，但四分之一世纪前一代人思想中的苦难和美，却是最难以忘怀的。
原载《天涯》１９９６年第５期
社会转型和人文精神：两方面问题
目前中国社会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人文精神大讨论反映了知识分子面临社会转型时的精神困惑，问题不能给出简单的回答，是因为在同一种形势下，当社会向一个方向前进时，产生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它们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自９０年代起，形势和８０年代有所不同，以前大多数人都盼望和欢迎改革开放政策，很有一种“咸与维新”的气氛，但只有乌托邦理想是不够的，改革要调整社会、经济结构，也要调整改变各方面的地位和利益。这么大的历史变革，不可能不付代价，尽管相比而言，我国改革的步子迈得比较稳。在改革深入的过程中，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感到自己的地位下降，同时看到自己一向钟爱的价值，比如知识、艺术、道德在经济活动面前显得失色和无力，他们发出追寻人文精神的呼吁，既反映了自己的失落心态，也表述对于社会责任的承当。
这种困惑和忧虑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从大的方面说，我们不能简单地断定，由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一种进步，因此这个过程必然会带来精神和道德方面的进步。当然，人的自主精神、主动精神增强了，权利和责任意识明确了，但从历史上看，经济、社会的进步确实可能在一个时期产生文化、道德方面的问题。早在两个半世纪之前，法国大思想家卢梭就提出，科学的进步未见得有利于敦风化俗。巴尔扎克在他的《人间喜剧》小说系列中，就对资本主义初期人欲横流、道德沦丧现象作了刻画和揭露。尽管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是一种历史进步，但有才能、有责任心的作家总是去揭露这个进步过程中的问题，而没有人在作品中歌颂。
另一方面，我们中不少人经历过五六十年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免不了对旧的东西、不适应市场经济的东西有所留恋，对“左”的方针政策认识、批判不够，甚至还很欣赏，想坚持。他们对社会转型期的一切事物格格不入，以为部分群众和知识分子的困惑、犹豫是一种“人心所向”，他们力图退回到自己熟悉的旧体制中去。
“左”的旧思想、旧习惯、旧眼光是社会转型期的大问题、大障碍，对之保持警惕是十分必要的，是头脑清醒的表现。如果认为当前文化领域的主要问题是所谓“俗文化”或“市民文化”，认为社会问题的根源产生于商品经济，那是错误的。但是，不能把对于现实的困惑和疑问完全归结为“左”的倾向的表现，或断定它们有利于“左倾”复旧，不利于改革开放。
应该看到，在促进社会转型这个大方向的同时，有很多问题值得注意。比如，在经济转轨既已启动又未完成时期，确实给权钱交易提供了不少机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对的，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许多人并不是靠诚实和勤奋的劳动致富，社会上贫富悬殊越来越引人注目，国有资产流失令人触目惊心。总之，我们不能只重视效率、速度、社会财富总量，还要充分重视分配的公正、竞争的公平。
有些人很难摆脱中国传统思想中“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意识，他们竭尽全力抨击转型期的弊端，似乎高举了社会公正的大旗，但因为他们未能意识到社会转型的历史必然性，甚至想抗拒它，因此在“为民请命”的姿态中包藏了走回头路的动机。对这种情况很难作出准确的识别，这需要我们重温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精彩描述：“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为了拉拢人民，贵族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包括两个方面，哪一方面都缺少不得。一是坚持改革开放，促进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二是在历史的进步和发展中坚持社会公正，坚持人文理想、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