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
在《中国文化》１９９７年３月号上发表《新世纪对自由主义的重新诠释》一文，在《天涯》７月号上发表《自由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他》一文，使自由主义的言说在长时间沉寂之后重新正式出现，并开启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今日中国语境中的争论。
新三届求学历程：意料之中与意料之外
——徐友渔访谈录
意料之中与意料之外
徐晓：人们把“文革”前的中学生称为老三届，把“文革”后头几批进大学的学生称为新三届，你是老三届，也是新三届，对吗？这种特殊的经历和身份是不是使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有某些特征？
徐友渔：你说对了，我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也是七七级大学生，即“四人帮”垮台，我国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我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对我们这代人的特殊经历、心路历程、思想倾向和社会作用，我最近作了一些调查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那属于理性的分析和反思。我猜想，你感兴趣的可能还是感性描述。
徐晓：对，我想了解的不是一般的“我们”，而是这一个或那一个具体的“我”，不是原因和结果，而是过程。
徐友渔：从什么地方说起呢？我，还有我的妻子，始终认为，在令人窒息和绝望的“文革”之后我们还有幸进了大学之门，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转折，最重要的事件。说得再干脆一点就是，在各种世俗的东西中，金钱、地位、名声等等都可以不要，但大学非进不可。不进大学会使我们终身遗憾。我至今还把圆了大学之梦，归功于邓小平。虽然说到底，受教育的权利是我们自己的。
徐晓：这话怎讲？
徐友渔：记得在１９７３年春，传来了国家又要“开科举考”的消息，我和我妻子——那时还没有结婚——很是兴奋了一阵，下班后拼命看书。我们的业余生活从来都是看书，只不过那时改成了复习课本。但一个交白卷的张铁生，把我们的梦想打得粉碎，她抱住我痛哭了一场。“四人帮”垮台后，我们“贼心不死，蠢蠢欲动”，但很久都没有动静。我们有个亲戚，是大学系主任，他断定我们不可能再上大学，因为年龄太大了。你看，连同情我们的长辈，又是教育界内行，都认为我们不行了。我们不能设想，在中国，还有谁在制定政策时能想到我们。
徐晓：你认为老三届学生能上大学，和邓小平有直接关系吗？
徐友渔：是的。邓小平复出后，紧接着就是“科学的春天”，当听说有可能恢复高考时，我们一夜未睡，写了一封致邓小平的长信，寄着名物理学家杨澄中，请他转交。当然，十之八九邓小平并没有读到这封信，但最后终于给了老三届一个参加考试的机会，作出这个决策还是非同寻常的，我们当时已经三十岁了，许多人都有了小孩。
徐晓：你“文革”前受了完整的教育，又一直未丢书本，进大学应该很容易吧？
徐友渔：并非如此，成绩是一回事，但招生使用的还是“文革”前的政审标准。
记得当时政策上也没有说每个老三届学生都能考，只有其中有特殊才能的人才有资格。我以为这话很当真，背了一大包书去厂人事科，要他们考我英语、德语、俄语、日语和生物化学等等，人家笑了一阵就给登记了。我把自己弄得这么居高不下，结果一直没有接到录取通知。我知道，不论是别人认为我成绩不好，还是我自己明白的政审不过关，都是使我极度蒙羞的。
徐晓：那你怎么还是七七级大学生呢？
徐友渔：据说邓小平了解这次招生情况，叫各学校挖掘潜力，再招一批走读生。我是在大学已经开学几周之后，在１９７８年春入校的。学校、专业都和自己的志愿无关。进校后我了解到，我的同班同学高考分数一般都相当高，我们进不了重点院校，只能到师范学院，主要原因是年龄大，还有一些人是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我们所在的大龄班，有人数学比专业老师水平高，有的人英语比外语系老师还好。进校后第二年，七七级学生有好几个人考上了研究生，大学老师条件比我们好，报考研究生的人比我们多，但比不过我们。
徐晓：你以走读生身份入校，是不是曾经有“二等公民”的感觉，心理不平衡？
徐友渔：有一点，但不强烈。我表弟受我影响很大，“文革”后期在我指导下自学，他考上四川大学生化系，我也是第一志愿报这个系，他的女朋友考上同济大学建筑系，他们准备高考时我对他们帮助很大，但我的结果最差。不过，我好歹也算入了大学，大家心情终于轻松了。我知道，“文革”的流毒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能恢复高考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能给老三届一次机会更是难能可贵，而不少人落第之后，居然通过走读终于圆了大学梦，这确实有点近乎于奇迹了。
徐晓：现在看来，当时的政策是很有远见的，是不是？
徐友渔：当然是这样。“文革”后头两次高考，从老三届中发现和培养了不少人才，现在这部分人在各条战线上都在发挥巨大的作用。我现在还想强调很少有人谈到的另外一个方面：老三届一代人中普遍认为，因为“文革”，自己的青春、前途给毁掉了，从道义上说，他们有权利要求一定的赔偿，虽然实际上很难做到。在恢复高考时放老三届一马，也算是一种道义上的补救措施吧！不然，把社会上最有抱负和活力的一批人拒斥在体制之外，无助于化解，只会加剧社会内部的张力。
抗拒愚昧
徐晓：老三届中的大学生，许多人知识积累、生活阅历要丰富些，与他们经历了“文革”有很大关系，你是不是这样看？
徐友渔：当然如此。我们进校后按年龄分大班、小班，小班的同学对一些年长同学十分钦佩，其实，回想“文革”前，我们很蠢，很可笑，我是指没有头脑，缺乏独立判断能力。我“文革”前完全把班主任、团支书，甚至入团介绍人的话当成圣旨，其实那时很多做法是很荒谬、可恶的。比如，我有个初中同学读完《红楼梦》，请我帮他还书，我在课桌里放了几天，团支部派人偷偷去翻，背后议论我思想不对头。有一次写作文，我引证了《静静的顿河》、《包法利夫人》、《约翰·克利斯朵夫》
等书，被语文老师批得一塌糊涂，当反面文章在全班传阅。所以，当１９６６年６月北京女一中、四中学生要求废除升学制度，中央决定为了搞“文革”而推迟高考时，我是真心实意地拥护，由衷地高兴。我们那时正在分文理科，准备分科复习，填志愿。我毫不犹豫地扔下书本，去写大字报，那时叫做“拿起笔，作刀枪”。
徐晓：但我有点弄不明白，依你前面说的，你好像是个一心想读大学、搞研究、做学问的人。
徐友渔：我的性格和家庭教养是这样，但人还有更深的一层，就是要追求人生的意义，或者用宗教的语言来表达更有意思，那叫灵魂得救。而在当时，全部意义都归结到革命二字上。我们当时因为自己没有能够赶上五四运动、长征、抗日战争、土地改革运动等等而觉得很可能要抱憾终身了。我高中毕业时就向班主任提出过，准备放弃高考机会，上山下乡干革命。所以“文革”一爆发，大喜过望，以为是千载难逢，天赐良机，于是以十倍的激情、百倍的疯狂去冲锋陷阵，去打倒和扞卫……徐 晓：看来，对“文革”前的理想主义教育，还需要分析和清理。
徐友渔：对。理想好像天然和崇高的东西相联系，但“文革”前浓烈的理想主义氛围中，分明有愚昧和虚伪的东西。当时对我们说，“农村是最需要革命青年，最需要知识文化的地方”，“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要去”，我打算放弃高考而下乡，就是以革命为出发点和公理，以上述口号为公式逻辑地推演出来的。但事实是，那些被物色成接班人的人，并没有打算到农村这个最艰苦、最光荣、最革命的岗位上去，他们上大学好像是天经地义的。后来在１９６８年底、１９６９年初下乡之后也是这样，那些家庭革命成色最重的人，很快就通过参军、内招脱离苦海了。
徐晓：那种“革命第一，理想至上”的精神，经历“文革”之后，你是强化了，还是抛弃了？
徐友渔：根本的东西没有抛弃，但表现形态完全变了，尤其是，敢于坚持自己爱知识、爱文化的本色，对“文化大革命”变成“武化大革命”，变成“革文化的命”十分反感，对当时的文化专制主义，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当时想的，首先要把自己救出来，不能盲目地给别人当政治棋盘上的卒子。“文革”后期我经历了好多事，终生难忘，给你随便讲几件。
１９６８年我从重庆探望我哥哥回家，在火车上看《二刻拍案惊奇》和《警世通言》，列车员来回看了几次，报告了执勤军人，他们来没收我的书，我和他们辩论，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应该继承”，但执勤军人说，他们有明确命令，除了毛选和《红楼梦》，其他任何书都在禁止之列。
下乡前，我们一批人打算系统学习马列原着，但书店里只有“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根本买不到马克思的原着。听说抄家、抄图书馆后有些书送到了废品站，我们理直气壮地去买马克思原着，说要有市革委文教组证明。我到学校开了介绍信去市革委，军管会一位军官出来接待，他一听说是想买马克思原着，就皱眉头教训说：“林副主席教导，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我那时很善辩，说为了更快地攀顶峰，还是打好基础，从山脚下走起吧！后来越辩越激烈，他理屈词穷，恼羞成怒，要打电话给学校调查我到底是怎么回事，看样子还打算扣人。我一看情况不妙，赶快跑掉了。我终于还是搞到了一些书，记得刚下乡，我主动要求去踩水车，在水车上看完了《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徐晓：你们这一代红卫兵，有的人退下政治舞台后，还在继续考虑中国的问题！
徐友渔：这是读书的主要动力和主要内容，看马列原着，看各种内部读物，涉及历史、政治、社会，等等。我后来读到过你的回忆，还和各地的同代人作过交谈，我发现当时我们这些人的阅读内容和阅读模式惊人的一致。列出书单来，大部分是重合的，什么“黄皮书”、“灰皮书”，《新阶级》、《赫鲁晓夫主义》，俄罗斯古典名着，等等，考虑的问题也惊人地相似，从“文革”思考到中国革命的历程，到十月革命，还到法国大革命。我和周围的人有些不同，我古典文学名着读得很少，因为中学时期，把能找到的读得差不多了。另外，我比较系统地学自然科学，主要学化学、微生物学、遗传学、生物化学，用的全是大学正规教材，主要是想在农村搞科研，也搞起来了，改变农村面貌。另外从哲学角度上看，不满足于对人作冥思苦想，感到现代生物化学有可能从物质与精神的交汇点对人的本性研究取得突破。
直到１９７１年有次回城，看到《人民日报》上基辛格访华的消息，还有一幅周总理和他以迎客松为背景的照片，我一下子得到了一个感悟：学外语。这一点很难，我一直学俄语，周围同学绝大多数也学俄语，找不到书，连发音都不会，只好每次赶集时走三十里路找一个学英语的同学教。不过，我自学总讲正规，英语书一般人就知道许国璋编的一至四册，我还学了俞大编的五至六册、徐燕谋编的七至八册，以及配套的《英语精读课本》，学到后来力不从心了，作业是翻译《镜花缘》和《红楼梦》，太难了！这种自学很悲壮，也很畸形，我会翻译莎士比亚的诗歌，但一句也听不懂，一句也不会说。
徐晓：这么发奋地学，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还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和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