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
这一年作了一系列采访，准备在第二年即“文革”发动三十周年时为报刊作专栏并出版文集，采访对象有前红卫兵、造反派，甚至有参与压制１９７６年天安门事件的工宣队员。
完成社会科学基金支持的项目“当代英美与欧洲大陆语言哲学比较研究”；与其他三位同事一道写成《语言与哲学》；因《“哥白尼式”的革命》一书而获得金岳霖学术基金会颁发的“现代西方哲学优秀论着”奖；发表一系列批评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的文章。
后现代主义及其对当代中国文化的挑战
西方后现代思潮最为喧嚣的场所不是在哲学领域，而是在文学艺术领域，但其基本主张、基本特征归纳起来却是一些哲学口号或命题，如反表象主义、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反西方文化中的浮士德传统，等等。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西方文化自古希腊以来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以人和世界的对立为前提。一边是主动的、理性的、有认识能力的人，一边是被动的、无生气的、等待人去发现和认识的自然。人类的文化活动，人类的精神产品，就是用心灵去反映、描画、表征外部世界。后现代主义者现在反其道而行之，认为不存在那样一个供人类表象的世界。人类发明出来的一切符号，并不是因为与那个世界的关系，并不是因为指称了世界上的某些事物才获得意义。它们的意义来自符号系统内部，即符号之间的关联。传统的心物二元论、心物对立观纯粹是一种神话。
从柏拉图到康德，西方思想的主流一直受现象-本质的二元分裂模式支配。
哲人们认为，在纷繁的、变动不居的现象背后存在一种不变的实体，它是现象的本源和依据。现象的存在是暂时的，实体的存在才是永恒的。实体是事物的本质，现象不过是该本质的显现，是派生物，有时甚至要遮蔽本质。后现代主义者不承认这种一褒一贬的劈分，他们认为，说现象背后有一个本体是形而上学的假设。
他们还反对把自然科学作为各学科的样板，不承认它有优先认识世界本质的崇高地位。他们也反对人性中有某种固定不变本质的说法，认为人性论、人道主义是过了时的主张。既然不能说人的精神具有某种本质，那么人就是彻底自由的，任何加之于人的框框和成见都可以打破。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西方主流传统中的哲学家思考问题时无不是力图寻找到一个不可移易的出发点，在此基础上建立他们的思想体系的大厦。在古希腊，水、火、原子、数等等分别充当过本体论的基础。在近代，感官经验和先验理性充当过认识论的基础。从古至今，相当多的哲学家把外部世界当成真理的基础。现代的一些哲学家又分别把所指对象、思维的先天结构或历史文化传统当成语言意义的基础。后现代主义者所竭力解构的，就是这种基础、出发点，这种依靠“第一原理”推出一切的思想方式。
后现代主义者的活动方式别具一格，他们不像其他学者那样谈本体、谈对象、谈世界、谈真理、谈社会、谈历史、谈人物、谈情节、谈感受，他们只谈语言、符号、文本，当然也谈语境（或上下文）、关系、结构，以及生成、转换、消解。这是因为，在２０世纪哲学发生了一个“语言的转向”，许多哲学大师都把语言当作关注的中心。
塞拉斯说，对所有抽象实体的意识，甚至对一切个别事物的意识，都是语言问题；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伽达默尔说，人类经验本质上是语言的，谁拥有语言，谁就拥有世界。不能把上述大师称为后现代主义者，但他们为后现代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对于后现代主义者而言，语言不再是达至本体和认识的工具，不再是容纳思想的容器，传达思想的媒介，它是思想本身，它是唯一的对象，它就是世界。因此，语言具有自主性、自生性和自立性，语言的意义和使用规则都在语言体系内部，我们只能用语言来说明语言，而不能用非语言、超语言的东西来说明语言。这样说来，语言及其意义岂不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后现代主义以一种激进思潮的面貌出现，它吸引大众的方式是它的批判态度、否定一切现存事物的精神和时时、处处唱反调的脾性。因此，在它流行、影响于社会的同时，很少有人对它学理上的缺陷和漏洞作严肃认真的思考。这里，只能简略提及几个突出的问题。
第一，后现代主义者把研究的课题完全局限于语言领域，宣称他们消解了本体问题、真理问题等等。然而，这与其说是消除了旧问题，代之以新问题，不如说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以新的方式提出和回答原先的问题；与其说是用语言问题代替了关于存在和认识的问题，不如说是把原来的问题提升到语言层面上来研究和解决。后现代主义者否认实体和本质的主张，不过是哲学史上的反实在论；他们用语言来代替世界，不过是用思想或意识来代替世界的旧唯心论的现代语言化的翻版；他们的语境主义或整体论，无非是现代形式的真理融贯论。他们的主张将导致严重的形而上学后果：世界将受我们语言的影响或支配。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个后果将是难以接受的。
后现代主义者反对表象主义、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直接导致了相对主义的结果。其他方面不说，这在伦理方面产生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确实，后现代主义者，尤其是其中的解构主义者，借助于消解语言的固有意义，也就消除了人类道德上有稳定性的价值观。他们不只是消解因袭守旧的价值，而是要消解一切价值。也许，尼采和萨特可以承受“上帝死了”的空虚，但对于大众和社会而言，丧失标准和规则的后果是可怕的。
一些后现代主义者（例如福柯）在批判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时，把话语和权力相联系，把人们一直视为真理的东西和意识形态宣传混为一谈。这种做法既可用于对西方现存体制的剖析与批判，但也可伤及攻击者自己的立论基础。如果话语就是权力，或由权力渗入而得以推行，真理和意识形态没有区别，那么批判者有什么理由要别人接受自己的主张呢？如果后现代主义者的批判还有一些道理，那么只能说他们的话语还多少符合历史，反映现实，但这和他们的反表象主义、反基础主义是矛盾的。
关于后现代主义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影响，我认为，它在中国并未形成风潮，但对于现存的文化已形成了挑战，这和它在西方社会的情况相似。但是，由于现实状况不同，恐怕它在中国所起的作用，人们对它应取的态度也应和西方有所不同。
《走向后现代主义》一书的编者佛克马在该书的中译本序中说，后现代主义与发达地区的现实状况密不可分，而在那些尚在为温饱而奋斗的国度，它是不得其所的。后现代主义属于一个特殊的、复杂的传统，它是不能模仿的。我把佛克马的话当成是对后现代主义的倾慕者的告诫，这也是我对把后现代思潮引介到中国所表示的忧虑。但是，后现代思潮毕竟已经进入中国国门，我们不可能简单地用一句“不合国情”而将其打发掉。至少有两点理由，使得我们应当重视后现代思潮，大力加强对它的研究。其一，中国社会正在快速地向现代化转型，过去没有的东西，现在正在大量涌现。世界一体化的趋势，使得后现代主义不会与中国绝缘。
其二，和其他思潮的产生和发展一样，后现代主义并非只是西方发达社会现状的产物，它的出现和蔓延当然有其学理上的根据，因此，它的某种主张就具有普遍的意义，而这正是我们需要了解、研究和借鉴的。后现代主义的反表象主义、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不是哗众取宠地故作惊人之论，而是既有学理依据，又具深刻洞见的主张，这些主张对我们思维的深度和广度形成了挑战和考验，不论我们对后现代主义持什么态度，我们不能回避或绕开它的问题和主张。比如，我们现在大谈道德危机，如果我们不正视后现代主义对于语言意义的消解和其相对主义的结论，不和后现代主义者在语言层面打交手仗，我们就不能真正克服危机，甚至不能理解问题之所在。例如，如果我们想靠使“孝悌忠信”复燃以解决问题，而后现代主义对这些概念的意义或含义来一番解构，你该怎么办？
后现代主义对今日中国文化更广泛的影响不是在学术界，而是在文化艺术界。不少人在他们的诗歌、绘画、小说中表现了后现代倾向（更准确地说，是表现了他们所理解的后现代倾向）。还有不少人是在生活方式、思想方式上表现出后现代倾向。
在今日之中国，要拥抱后现代主义，恐怕是一种急性病。这种急性病在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曾在中国知识界流行过。当时，中国人还远没有掌握（更不要说消化）西方文化中科学、理性的因素以及经验论、反映论方法，就一下子跳跃到生命力论、唯意志论。大半个世纪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冲击，使得学术规范尚未在中国知识界、学术界很好确立，有些人又急不可耐地要反规范、反方法，提倡“怎么都行”了。
目前部分中国人所持的后现代态度犹如一柄双刃剑。他们可以用调侃的态度消解某些不合理的、虚伪的、可笑的东西，但也助长了一种对待历史、社会、政治的轻佻态度。如果社会的、个人的善恶区分，历史的、政治的光明与黑暗的对立都可以消解，如果一切高尚、热情的行为和卑微、残忍的事件都不过是供我们解释或解构的文本，那么在中国进行的后现代实验将成为埋葬实验者自由的自杀行为。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５年第１期
从“主义”到“问题”——中国学术思想近十年走势纵观
“话说天下大势”总有几分冒险，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学界中“沉默的大多数”在书斋中默默耕耘，并不追风逐浪，但十来年间学术文化的研究与讨论确有若干热点和中心话题，而且其变化转换的轨迹亦隐然可见。对这种发展演进的知识社会学因素加以梳理，探究其内在理路，想来是有意义的。听说上海和广州也有学人准备在《现代与传统》上提起类似话题，可见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启蒙与新知
国内和海外在介绍、总结８０年代中期学术文化活动时，往往依当时最有影响的“山头”（正规叫法似应为学术共同体）分为国学、科学、人文三派。我认为此说不甚全面，而宁愿按学术范围和兴趣将当时的活动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国学的复兴
中国传统文化学术三十年来在大陆备受摧残，尤其是在“文革”后期，为了政治需要，竟将孔夫子和林彪捆在一起批。拨乱反正之后，国学乘势反弹。
虽然总体活动尚属恢复元气阶段，但若干海外传来的观点也着实振奋人心。
海外儒者学业未缀，视野开阔，其中涌出几位大师，他们或冶中西学为一炉，企图将综合会通之理用于救治西方社会精神文化危机，或者论证亚洲四小龙的腾飞实得力于儒家学说道德。一时间，国学在大陆亦有遍卷神州风起云涌之势。
（二）马克思主义向人性复归
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多年来宣传和坚持的意识形态，许多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左倾教条主义，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简单化和歪曲之后的版本。他们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人，归宿是人的自由创造和全面发展。他们的话语最易与原先的话语系统衔接，故引起上下各方广泛注意。但由于涉及意识形态敏感话题，经历的风波也最多。
（三）科学精神和方法的弘扬
时值“科学的春天”，万千学子正如饥似渴地追求新知，一批原先攻自然科学的学者引入并利用对国人尚属新鲜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创建新说，以解说宇宙、社会、历史之谜。由于中国文化先天缺乏科学钙质而孱弱难立，由于人们长期习惯于期盼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因此学术思想中对科学新知的倡导似乎代表了时代精神，传播神速，一时蔚为大观。
（四）社会科学新思潮和观点的引介
一批学者大量翻译引进西方２０世纪社会科学的着作和成果，重点放在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和法学方面。由于他们的工作基本上是译而不着，有时容易为人忽视，但这方面的努力在今日已结出硕果，分外引人注目，故对当初苦心经营的奠基工作应予充分关注。
（五）人文精神的阐释
一些学者将自己的兴趣和方向定位于精神人文方面，以有别于那些经世致用的学问，这主要指哲学、宗教和文学。他们致力于译介以哲学为主的当代西方名着，同时研究中外现代文史哲各种问题，这方面的工作为国人深刻理解当代精神状况和学术潮流提供引导和路径，引起了海内外的重视。
以上五个方面大致对应学术界的五路人马（基本上以丛书编委会的形式自立），当然也有交错重合，比如后三个方面工作，不但若干个编委会同时在做，全国若干个出版社也在做。至于哪些人从事哪一个方面的工作，那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由这批人的学术专长决定。一般情况是，某个团体的一两个带头人审时度势，以发挥自己的所长为主要考虑因素，聚集一批志同道合、专业爱好相同的人，在选定的领域里开拓发挥。
这是一个热气灼人的时代，以笔报国的热情激励着莘莘学子，他们愿以自己的知识和思想给古老的民族注入活力，他们想遍采世界文化之精华以改变国民性。文化精英如雨后春笋般冒头，青年才俊如长江后浪推前浪般涌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