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人进入溶洞时，如果小心翼翼地看准前一个人的脚印才落脚，那么他的心态是含有某种“敬畏”成分的。而那些认为石钟乳不属于任何私人，便可以砸下、锯开的人，主要区别就是没有这种敬畏之心。在这种表面上不涉及人际关系，而只涉及人与自然或人与无生物关系的事情上，“敬畏”之心指向的，看来至少是比人远为浩大、远为悠久的自然过程、历史过程，甚至是造就自然、历史或推动这一过程的超人力量。用康德的名言来说，有了对“头上的星空”的敬畏，才有对“内心的良知”的珍视；用中国的古训来说，有了“天行健”之感，才有“君子以自强不息”之心。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各个民族和各大文明的这类精神气质，都是以某种宗教气质表现出来的。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宗教人类学和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宗教社会学，以及宗教哲学和宗教史学，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结论。这些学科的客观或科学的研究已经表明，作为人类精神倾向的集中表现，各民族的宗教都曾经包容了他们的人生哲学和道德戒律，即使在社会生活开始分门别类，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哲学、道德等等同宗教分离之后，各个民族和各大文明的宗教或宗教精神，还会对其道德生活发挥或隐或显、或正或负的巨大影响。
由此看来，一种纯正而深厚的宗教精神，至少是与之关联的“正”、“诚”、“敬”、“畏”的崇敬感和神圣感，是可以为我们重建道德体系提供深厚的土壤，甚至提供内在的精神动力的。
７．从社会体系的角度看，一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又是其各方面社会体制影响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道德这棵大树的繁茂或凋零，又取决于社会体制这个广义的教育环境的有利与否。这里所谓社会体制，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社团的、教育的、家庭的等各个方面。
从我国近几十年的经历，我们不难看出，所谓“大锅饭”的经济体制，是如何培养了“偷懒”这样一种在道德上是负面的习惯。在一种似乎人人都是所有者而实际上人人都不是所有者的经济体制下，人们对偷窃或破坏公物比起对偷窃或破坏私产来，会较为麻木，因为他们知道一个“林家铺子”的老板会因破产而悲伤自杀，而一个“国营企业”的书记却可以调到另一个企业再当书记。这种麻木，不论是对人还是对己，都会逐步为道德决堤打开一个缺口。
就政治与法律体制而言，在讲真话要付出巨大代价，而讲假话却可以保住较好地位甚至青云直上的环境下（例如，在真心地批评江青会被判刑，而违心地吹捧她却会无所失甚至有所得的“文革”时期），诚实当然会逐渐让位于虚伪，真实当然会逐步让位于谎言，而这正是社会道德堕落的开始。换言之，个人权利和民主法治的确立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道德的兴衰。
再就社团体制而言，一个真正自愿组成的社团，相比于庞大的“国家”和由国家控制的“单位”而言，其成员对于社团本身的目标和性质，对于社团内部的关系和管理，对于所有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对于成员相互承担的责任，都会有清楚得多的了解，也会有自愿得多的认可，于是也会有更多的责任感和承担意识，这对于个人的道德水准无疑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一点可以从一般人对“圈内人”和“圈外人”的态度和行为之不同看到。所以，自愿社团的兴旺与否，对社会道德的培养无疑也有影响。
教育对于社会道德的巨大作用是人人皆知的。在此我们只需再提一下也是众所周知的一点：教育绝不仅仅限于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事实上，娱乐、消费、公共关系，以及有影响的人物的榜样，尤其是报刊、书籍、影视、广播等等各种媒体，往往发挥着大得多的作用。所有这些领域的人士，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不论是有为还是无为，都必然对社会道德尤其是青少年的道德培育产生影响，因而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在承担着某种道德教育的责任。因而，这些领域的人士是否加强了这一意识，是否努力把提高社会道德纳入自己的视野，例如家庭教育是否提防自私、学校教育是否注重素质、娱乐行为是否追求健康、消费行为是否警惕奢靡、公共关系是否维持公正、重要人物是否正己正人、新闻媒体是否真实全面，所有这些，都直接关系到社会道德的重建。而在这些方面，有相当一些是应该也能够进行体制建设的。
最后可以提一提家庭制度。这里说的不是家庭教育同社会道德的关系（这在上面提到过，而且一百本书也写不完），而是要强调社会体制对社会道德的影响。
例如，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一夫多妻的家庭制度，对于旧中国的妻妾、父子等等家庭成员的道德状况，肯定有重大的影响（小说《家》、《春》、《秋》和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对之有形象的说明）。又如，单亲家庭（在美国已不在少数）或者同性恋家庭（在西方似乎在冒头），肯定会对下一代道德观的形成有复杂而重大的影响。
从正面来说，良好的社会体制对于人的道德培养的作用，犹如洁净的外部环境对于人的卫生习惯的作用：一个人在垃圾成堆的路边，想吐痰时可能会无所顾忌；但他进入五星级宾馆的大厅后想吐痰时，朝美丽光亮的大理石地面望一望，能不犹豫一下吗？
８．在所有这些影响着社会道德，培育着社会道德的社会体制中，一般人看得最清楚的是家庭和学校，其次是媒体和公关，最后才是政治。就中国社会的传统和现实情况而言，前几项因素都由浅而深地受到政治的影响。家庭先是受“君臣父子”关系或宗法式政治的影响，后又受“革命化”政治的影响；学校先是受“科举取士”制或士大夫政治的影响，后又受“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制约；媒体先是以流传的诗文话本等形式，以“载”具体化为三纲五常的“道”，后又作为宣传工具，致力于“大造革命舆论”（“舆论”居然可以“造”，居然可以公开宣布要去“造”）；公关先是体现“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官民上下等级之别，后更体现“阶级亲”、“官本位”、“关系学”等等扭曲和腐败的实质。再考虑到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自由竞争的平等，立法司法的公正，都同政治紧密关联，而这些东西又对道德状况有巨大影响……因此，从中国的传统和现实考虑，要重建社会道德，政府的改革和政治的清明，或者说民主法治的建设，无疑是第一要务。
在新的世纪，中华民族要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固然要有强大的经济和政治，更要有强大的道德。这不但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早有古训：“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而且是因为强大的经济和政治，都依赖于强大的道德——没有竞争自由、交易公平、商业诚信，也就不可能有长久稳定有效的市场经济；没有权利平等、弱势（以及对少数派或不同意见的）保护、法治正义，也就不可能有长久稳定有效的民主政治。而这些条件，无一不涉及道德的自强。
个人道德的自强，靠的是自己，社会道德的培养，靠的是大家。这种培养所需的土壤，其实在我们心里，这种培养所需的养分，我们可以提供。面对中国社会的道德形势，每一个人都可能会觉得自己能力微薄，能做的事情真正是杯水车薪，甚至是滴水车薪！然而，一滴一滴相加，就是一杯，一杯一杯相加，就是一车……让我们尽己所能，至少使自己心安罢。
我相信，人人心安之时，也就是国泰民安之日！
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５日完稿于中国人民大学宜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