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结构，即内容的排列，同样影响人们对观点的理解和认可。在西方哲学主义中成长起来的美国人习惯演绎的思维方法，即由一般概念推导出具体结论（如良好的倾听者会关注到这份资料，你注意到了这份资料，因此，你是一位很好的倾听者）。而东方哲学思想孕育出的人们可能就不大习惯演绎性的信息结构。与美国的传播者相比，中国的传播者更倾向于经验式和直觉式的体察，在“中国式”的传播结构中，更多的借助于比喻、象征来描绘事物，而非用概念来解析事物。
语言代码与符号系统
由个人的认知倾向决定的信息结构又发展成语言代码——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语言代码作为有效传播的主要变量，是整个传播过程的关键。传受双方运用各自都熟知的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进行编码和解码。
当然，理解语言信息的必要前提是双方可以共享相同的语言符号。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用法被渐渐认可，我们也学会将某些意义和特定的词语联系起来。其实，词语本身或者我们所选择传播的刺激物的符号并不指代什么。因为我们是用言语象征性地指代我们想要传播的东西的，因此，传播是一种符号化的过程，该过程中我们用词语指代物体和想法。把符号或词语看作所指代的事物本身进行反馈是愚蠢的做法。对那些要向高度不稳定的信息进行反馈的听者来说，牢记这是个象征过程尤为重要，解码时倾听者需抛开自己的偏见，记住说话者只是运用词语象征性地表达他们的思想。
因此，通常我们不会用措辞很有个性的信息把深藏在内的意图传递给他人，因为这样做对方未必会理解，我们所用的是所有传播者都能共享的符号，这样他们就能准确地解码并赋予自己的意义。
康登提醒我们说：“运用语言的能力是指一个人能将经历中的某些东西转化成符号，并通过符号这一媒介的表达与大家分享。”语义学家Ｓ·Ｉ·早川提醒大家，“个人和社会总是习惯性地将符号和指代的事物混为一谈，这个问题在文化的各个层面都十分严重，也将是人类社会一个长久的问题”，实际上，“词语本身没有意义，是人们赋予其意义”。
除了通过语言符号传递信息，还可以运用非语言符号，它是指除了词语以外的所有符号。因此，传播者应该能够感知语音、语调的变化，手势和肢体的兴奋，眼神接触，甚至个人的外貌和穿着，所有这些因素都传递着说话者当时的感情状态、自我认识以及传播态度。
语言与非语言信息的表达可以通过五种感官渠道：听觉、视觉、嗅觉、触觉和味觉。我们感官的敏感度将极大地影响这些渠道的有效性。反过来说，某个感官的障碍将会影响人们对该渠道的运用，而转向通过其他渠道进行补偿。比如，听力受损的聋人必须充分运用视觉传播渠道，如认识唇语、能用手语、读懂传播者的非语言暗示。
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例子便是，１９９４年的美国小姐得主海瑟·怀特史东·麦克考兰，她就是通过视觉渠道来弥补自身的听力障碍的。在首次新闻发布会上，海瑟·怀特史东·麦克考兰就告诉记者：“如果你们有问题要问，请说得慢一点，看着我，我会尽最大努力。”有一个摄影记者尝试抓拍她的画面，以试图表现她如何努力读懂一个记者的唇语，她劝告说：“停一下吧。你们一直在闪，这让我很难看懂他的嘴唇。你们可以先停一分钟吗？”
渠道选择
特定时刻特定渠道的有效性不仅受到传播者感官敏感性的影响，也受到渠道选择也就是选择何种媒介的制约。正如我们上面提到的，一位敏感的传播者往往会仔细考虑何时打电话，何时面谈，或何时寄备忘录。而我们作为听者可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这些渠道作出回应。比如，有人讨厌电话，认为电话侵扰个人空间。的确，电话确实是闯入性的。当电话声响起，在窗口排队买票的人就得耐心等着售票员先处理完电话。
作为传播者，我们有时可能并非完全理解渠道选择的重要性。比如说，经理应当清楚何时该发备忘录，何时该打个电话，何时该面谈或在公告牌上张贴通知，他应该很清楚何时选择何种渠道才能对雇员最有效；父母也应该了解何时该抚摸一下孩子的头以增强他的自信心，何时该在冰箱门上贴张便条，是该在餐桌上还是私下里讨论问题等等。
环境
渠道的选择与我们赖以传播的环境——物理环境有关。而且，环境要素可以提高或削弱传播效果。我们可以控制灯光、通风、座位安排，甚至房间颜色，可是突然停电就可以让整个屋子漆黑一片，传播活动也就终止。
因此，传播显然是由诸多相互关联的要素组成的复杂过程，这些要素会提高或削弱传播效果。特定环境下的所有传播者都应当清楚传播活动的运行，应当努力提升自己的参与程度。通常情况下，我们只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要求讲话者对传播过程负全部责任。然而，有效传播是共享的、赋予意义的、积极参与的过程，传受双方要对传播结果负同样的责任。
传播是个即时性的过程
尽管各种变量对传播结果都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但我们可以通过努力控制它们来推进传播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听者要牢记传播是运用符号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语言系统是由表达我们思想的指代词语与非语言符号组成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一直都是同时进行编码与解码的。我们确实同时具有传受双重身份，发送信息并同时接收和翻译来自听者的反馈。反过来，听者接收信息，进行解码，同时又编码，反馈信息。这一即时性的过程说明，我们应当把传受双方都看作是传播者而不是相互分离的两个角色。下面这种传播模式可以更具体地描述这种同时扮演角色的过程（图２．２）。
传播是传受双方即时的、互动的双向交流过程。该过程中我们都作为传播者对信息进行编码与解码。这一即时性的过程暗示，我们不是仅作为传者或受者，我们在大多数的传播活动中都发挥着双重功能。史密斯和威廉姆森这样描述互动型的传播模式：
传播双方同时参与传播活动。他们相互认知，并对互动过程中交流的信息作出调整。双方同时倾听彼此，他们同时、相互地参与到创造意义的过程中去。
人际传播互动模式的倡导者约翰·斯图尔特这样强调传播过程的核心意义：
在互动型传播中，人类的传播活动是创造意义的过程，而非发送观点或信息的过程。传播时，你不是把想法传递给他人，而是唤起他们自己的想法或意义……因此，尽管你运用的词语很重要，但是传播过程还是极大地受到他人的心情、需要、目标、态度、假设和以往阅历等的影响。
所以，作为传播者，我们应在理解语言与非语言信息的整个过程中，不断地运用我们的传播技巧、知识、态度和参照标准。
比如，与课堂上的教授进行交流，你可能在自我传播中接收他的信息，与此同时，你通过非语言符号发送你认可、赞同和支持的反馈信息。
那么，教授讲课之时，他就会解读来自你和你的同学的反馈，并作出相应的调整。
尽管把传播看作是互动过程对于理解传播者角色的复杂性至关重要，但是也有必要从更为不同的传者或受者的角度研究传播技巧。本书的重点就在于审视接收过程中涉及的倾听技巧。
倾听者的暗示
传播过程的互动性对倾听者是非常有用的。罗德斯这样描述互动：
“我一边听，一边即时运用非语言信息反馈你的‘说话’，还不时地报之以语言反馈。你一边说，一边即时‘倾听’非语言信息，并不时接收语言信息，不断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调整传播行为。”同时，他还认为，两个传播者都倾听自己。假如没有传播者的倾听，理解或是误解、同意或是反对的信息就不会被传播了。最后，罗德斯说道：“任何单一信息都只能反映一个观点，而不是两个。”从某种意义上说，倾听是一个关系过程，听者和说者在互动关系中进行传播。
总结
本章中，我们研究了传播的各种要素：传者、信息、渠道、受者、反馈、噪音和环境。它们又受到变量的影响，这些变量既能促进也能扭曲传播过程，这依赖于传播者能否有效控制这些变量。构成传播过程的变量包括传播者的技巧、态度、传播知识、信息结构、传播符号和渠道。我们要始终牢记传播是符号性的（我们运用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象征性地代表自己的想法），它是持续的、互动性的过程，传受双方同时对信息进行编码和解码。
学生作业
１．设计一个传播模式，应包括你认为必不可少的传播要素和变量，并试着在该过程中解释传受双方即时性的特征。
２．解释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传播活动，其中传播变量对传播结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３．列出有效传播的障碍，并用自己的传播经历解释这些障碍。
４．审视自己的参照标准并试着找出对参照标准的形成影响最大的因素（教育、阅历等）。回忆一次经历，想想你和对方是怎样由于参照标准不同而难以交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