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文化建设是在残酷政治斗争中进行的，因而其中存在着用政治强行干预文化事业的弊病。但是应该承认，苏联文化教育体制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制度，它的实行也产生了很突出的积极作用。在斯大林打败了布哈林之后，斯大林着手通过组织分配部对思想文化部门进行机构调整，积极变革文化管理体制。历经30年代多次党的宣传部门、文化领导机构及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改组后，苏联的文化管理机构越来越集中。其一，党内增设了许多主管文化事业的工作部门，党中央机关集中了管理文化教育事业的职能。30年代中期，根据斯大林的提议，联共（布）中央通过决议，把原来的中央文化宣传部改组为五个部：列宁主义宣传鼓动部、报刊和出版社部、学校部、文化教育工作部、科学事业和创造发明部。这次机构改造，大大地扩大了联共（布）中央管理文化教育事业的职权。其二，国家机构的文化管理机构越来越集中。全苏各加盟共和国的文化职权集中到联盟中央。30年代期间，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全面改组之后，科学院、高等院校、艺术委员会、电影联合会等领导机构都逐渐从教育人民委员部分离出来，划归苏联人民委员会规划管理，各共和国均设立相应的管理局。随着专业化划分的不断深入细致，联盟中央对文化事业的管理更为集中，中央对国家的文化事业的管理更为加强。其三，学术文化团体逐渐行政化。与文化体制不断集中化、计划化的进程相适应，大量民间学术团体被取缔，一些学术文化团体被改组，新产生的团体从一开始就带有准官方机构的特点，这使苏联的各学术团体都带上了官方或半官方的性质。在这样的制度结构内，集中管理和高度计划成为国家管理文化和科学研究事业的主要方法和手段。苏联实行的这套高度集中的管理文化教育事业的办法，恰恰是国家推行高速工业化战略的需要，正是依靠这套管理办法，苏联才能够在十多年的时间内就取得辉煌的现代化成就，其中当然包括人民群众文化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和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
苏联模式的文化教育管理体制对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事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也走上了对文化教育事业进行集中管理的道路，逐步建立起一套强大有力的文化教育事业管理体制。
首先，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向苏联学习文化建设经验的主张。民主革命时期，在论述未来的文化建设时，毛泽东提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4页。]“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同上书，第695页。]他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成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同上书，第663页。]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提出：苏联共产党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1950年2月，毛泽东在访苏结束时发表告别演说，其中清楚地提出：“苏联经济文化及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66页。]1953年，毛泽东又号召中国人民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他要求中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管理经验。1949年9月，刘少奇秘密访苏归来后，也专门讲中国在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要学习苏联。在这种形势下，整个50年代初，中苏两国之间不断地互派文化艺术团进行访问，全面加强两国之间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往来。这种频繁进行的文化艺术往来，除了加深两国的友谊外，直接的结果就是促进中国学习苏联经验管理文化事业。
其次，在文化艺术领域，积极学习苏联模式建立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加强党对文化事业的管理职能。列宁说过，社会主义的文化，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0页。]这是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党性原则的界定，也是对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内容的界定。毛泽东也没有讳言加强共产党对文化事业的领导权的必要性，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应当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文化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7页。]他要求宣传工作要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路线、政策和方针作为首要任务，各地广播、党报都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要宣传社会主义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他要求建设群众的、大众的文化，主张文化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所以，在这方面，苏联的做法尽管存在不少弊端，但其经验也是值得借鉴的。在这个时期，中国对苏联文化体制的学习和借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由党政机关全面加强对新闻报刊、文化教学单位的管理，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准则，积极引导这些部门坚持社会主义的思想方向。其二是积极加强对文化事业和知识分子的领导，将每一个专业和每一个学科都组织到由党领导的协会中来，藉此加强对文化领域的全面领导。文化学术团体的行政化，这是苏联模式文化体制的典型特征之一，这种做法为中国所继承。其三是借鉴苏联的做法，由党和政府为知识分子解决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给知识分子支付工资，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号召知识分子的科学研究要为祖国和人民服务，要求在历史学、哲学、经济学乃至于文化艺术的各个部门都应当开展思想斗争。这些措施的实行，在当时都有一定的社会历史原因，其中也对文化艺术事业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但是它对于建构社会主义的文化管理体制有重要的作用，同时还为实行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和建设党领导国家的政治制度创造了条件。
第三，在教育领域积极学习苏联管理经验，对旧的教育体制进行全面改组，建立崭新的教育制度。当时，新中国积极借鉴苏联模式加强对教育事业的管理，其主要行为有：在最高行政层设立独立的教育工作部门，全面管理国家的教育事业，取消所有私人控制的学校；在基层教学单位设立“教学研究组”，推广教学经验，以统一的模式培训青年教师；在全国掀起学习俄语的运动，整个教育界乃至各行各业都掀起了“俄语热”，全国创办了多所俄语专科学校，大多数高校和中学都开设俄语课；派遣大量人员到苏联学习和受训，从而为苏式教育配备大批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以苏联的高等教育制度为蓝本，对全国的数百所高等院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将高等学校分成三大类：综合大学、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取消英美式的通才教育模式，而代之以苏联式的专业教育；在高校为各个学科、专业制订统一的教学计划、教材和教科书，做到教育管理的标准化和统一化。经过这些调整后，在旧中国已经实行多年的欧美高等教育模式被彻底摈弃，一切均按照苏联教育模式进行改造。尽管中国学习苏联教育制度的行为带来了许多弊病，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开始后，中国的教育由此获得了较大发展，尤其是在普及中等教育和提高识字率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49年，中国的教育事业非常落后，在校学生非常少，大学生为17.7万人，普通中学生为100.5万人，小学生为2400万人。到1957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在校学生中，大学生为44.1万人，普通中学生为628.1万人，中等专业学生为77.8万人，小学生为6428.3万人。1965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在校学生中，大学生为67.4万人，普通中学生为933.8万人，中等专业学生为54.7万人，小学生为11620.9万人。可见，在借鉴苏联模式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教育管理体制后，新中国教育事业取得了明显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