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看看马克思选择了怎样的方法。他在《资本论》第二版的跋中谈到自己研究经济学的方法时，选了一段外界对他的评论：“对马克思说来，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从事研究的各种现象的规律。……对于他，比什么都重要的，是这各种现象的变化规律，它们的发展规律，那就是由一个形态过渡到另一个形态，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这种规律一经发现，他就要详细研究这种规律在社会生活上由以表现的各种结果。……所以，马克思所殷切关怀的只是一件事：那就是用严格的科学研究，证明社会关系上某些具有一定性质的秩序的必然性，并且把那些对他说来是当作出发点和根据点的事实，尽可能完善地指证出来。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他只要证明现在的秩序有其必然性，同时另一种秩序也有其必然性，并且不管人们是否相信，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前一种秩序总是不可避免地要推移到这另一种秩序中去。马克思把社会的运动看为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支配它的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而且宁可反过来说是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的。……马克思就否认人口规律在一切时期一切地方都是相同的。反过来，他认为，每个发展阶段都有它自己特有的人口规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不同，社会关系和支配这种社会关系的规律也不同。”接着马克思指出：“这位作者既然如此适当地描写了如他所说的我的实际方法，而在考察这个方法在我自己手上的应用时，又如此好意地描写了它，他所描写的，不是辩证法的方法，又还是什么呢？”
我们在教科书上或其他文献中，经常读到的那些话：“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是，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辩证法一般运动形式的，仍然不妨算他是最早的一个人。在他手上，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顺过来，以便在神秘的外壳中，发现合理的内核。”“在它的合理形式上，辩证法却引起了资产阶级和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烦恼和恐怖，因为它在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有它的否定的理解，它的必然灭亡的理解；它对每一个已经生成的形态，都是在运动的流中，从它的暂时经过的方面去理解；它不会屈服在任何事物面前，就它的本质说，它就是批判的，革命的。”这些经常在哲学文献中出现的名言，它不是在什么马克思专门的哲学著作中使用的，而恰恰是在《资本论》这部在以往通常被看作经济学著作中自然地表述出来的。这足以让我们深思，经济树和哲学树岂不是一棵树么！如果仅仅拿辩证法说事还不够充分的话，我们还可以举出唯物主义的，也是在教科书上每版必用的一句话：“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也正是在这同一个地方被概括出来的。
就在最近，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一部大写的逻辑”。其意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六、以发散思维重新体味马克思主义
著名学者宫敬才指出：“传统观点以为，像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属经济学范围，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用学科范围划地为牢，把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虚无化，结果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由于被肢解而成了局部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说，我们在马克思主义这棵人类文明之茂盛的、且果实累累的智慧树上面，还有许多以往被种种迷雾遮避而需要重新发现与采摘的果实。哲学的丰富性我们且放在后面谈，除此之外，还有更灿烂的文化成就是我们视而不见的。
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没有专门的著作，就在《资本论》当中到处可以体现出美的元素。在描述工人出卖劳动力的时候，有一种悲壮美：“原来的货币所有者，现在变成了资本家，他昂首走在前头；劳动力的所有者，却变成了他的劳动者，跟在他后头。一个是笑咪咪，雄赳赳，专心于事业；另一个却是畏缩不前，好像是把自己的皮运到市场去，没有什么期待，只期待着刮似的。”在提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谬论时，体现的就是讽刺美：“穆勒这样明白论证资本主义生产在它不存在的地方总是存在之后，又十分一贯地论证，资本主义生产在它存在的地方，也是不存在的。他说‘甚至在上述的场合（即资本家对工资雇佣劳动者垫付全部生活资料的场合），对劳动者来说，我们也可以从同一个观点（那就是当作一个资本家）去考虑。因为他是在市场价格以下（！）提供他的劳动，所以可以认为，他已经对他的企业家垫付这个差额（？）’……劳动者实际也是在一周间或其他期间，无偿地垫付他的劳动给资本家，以便在一周之末取得劳动的市场价格。在穆勒看来，这就让劳动者变成资本家了！在平坦的地上，土堆看着像高山；现代资产阶级的低能，是可以用它们心目中的‘大智大能’的器量来测量的。”
在《资本论》当中，至少还可以找出“人类学”或叫“劳动人道主义”的学问；“社会有机体”的理论当属于社会学；还有被称为“社会工艺学”的理论等等。这绝不是“三个组成部分”所能概括的。
大凡思想家，不可能是别人为了接受其思想而分几个部分，各自为战，划地为牢所展现的那个面貌。他们都是以某一方面为制高点，系统观察和研究“日常生活”的“天才”，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评价就是这样，而且自谦地把个人的工作层次称为“至多算能手”。由于生命的限定，思想家不可能对生活的各个角度建立成套的研究体系，但是在他们宝贵的文本当中，字里行间都会透露出丰富的思想之光。
就拿“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的源头主体来说吧，他们哪个人都不是单一的理论家。请看圣西门的著作《论实业体系》、《论文学、哲学和实业》。付立叶则有《经济的新世界或符合本性的协作》。欧文著有《新道德世界书》和《人类思想和实践中革命》。亚当·斯密写出了《论道德情操》一书，分为四十八章，有相当多的文字。至于黑格尔，如果把他的全部著作都研究一遍的话，我们绝不能仅用“哲学家”这一个称号来记述他了。康德更有《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我们一般并不称他为天文学家，但这种思想贡献则是不可遮避的。
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丰富性和系统性，并不是把它抬高到什么“真正的百科全书”地位，而是防止用“学科分类”这样的操作性诠释，掩盖它应有的光芒。
七、我们面临的挑战
一是宏观上对磊性力量的消长。世界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与延续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比较，无疑前者是少数。相应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也是少数。更何况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当中，也不是全部信奉马克思主义。当然说，我们坚信它，是因为它的真理性、科学性，也不会因为人数多少而有所改变，只是从“唤起民众”这样的责任意识来考虑，不能低估其工作的难度。过去的教育宣传方式和灌输的蓝本一定要紧急修改。拖延一年我们就被动一大截。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每一个中国有志之士都应该做到的。我们不是书斋里的文人墨客，放眼世界，时时注意外国人对我们这个民族国家的行为态度。不管是武装挑畔还是经济制裁，都不能使我们的理论工作无动于衷。同样，国内的各种矛盾更是我们加紧研究的根据所在。废除那些旧式文人套路的、神秘的、高高在上、不为人所了解或者说离大众越来越远，因而也越来越不受约束，也越来越没有标准的“自说自话”的“纸上加纸”、“信息自乘”的文字游戏，已经迫在眉睫。君不见我们的下一代离马克思主义的距离是渐行渐远么？我不是指学理上的距离，而是说信仰层次的亲合力。在西方文化以信息高速路为手段的强大冲击下，青少年的政治免疫力不会维持太久。况且，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承还要指望他们呢。
二是学术变革的难度。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一直被研究和追问。技术上的难度还在其次，更主要的是学风上的障碍。西安交大一名教授作假受到了处理，实际上这不过是一滴映照大海的水珠。当下学术界可以说是断裂式的两极分化。一方面，高层的学术大师们，以他们坚强的毅力，在有生之年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研究工作上。他们的学术成果如同多年酿造出的好酒，滋养着后来人。当然，在年轻的学者当中，也不乏深入钻研问题，日渐成长的好苗子。可是在中层和基层的许多单位院校，学术造假已经快成“合法”程序了。就像当年说的“真的假文凭”和“假的真文凭”一样，论文成了出版界商业交易的载体，一但发表，它既有编号，又有网络户口，是谁也怎么不了它的。当然，在文字上你并看不出它有什么“不妥”，也是经过“商业”编辑审过的。大量这样不疼不痒，甚至不伦不类的文章，让人喘不过气来。这要比造假可怕一千倍！单从低碳经济的角度也是不能容忍的。可这也是最难改变的。正像列宁所说“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一种可怕的势力”。“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的潮流把人们努力学习、提高修养、完善自身的积极性提到一个空前的高度，紧随其后的就是市场经济的大潮裹挟了全社会，知识的地位变成了它的符号的地位，文凭、学位、职称，正像钱钟书先生所说的：“自己没有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这种需求不被商业的鼻子嗅到才不合逻辑，于是，我们就落在了今天的场面中。
除却以上的负面影响，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个带有政治内涵的大问题，在学术界是否能取得共识，我看可能性很小，至少是需要时日。仅就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争论就可见一斑。必须承认，现在的社会人群，按列宁的阶级定义说，阶级这个概念似乎还不能成立于现实，但起码社会分层已经比较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度和潜意识中的方向性，不能不带来研究中的分岔现象，不过，必然性的东西总是不能回避的，只能迎上去。
三是处理平稳与跨越的关系。中国人在处理事务上总是本着“不怕慢，就怕乱”的信条，就目前的状况而言，高等学校的教科书一时半时还看不到“大换血”的动向，各类“核心期刊”的杂志还是“一如继往”地我行我素。个别实行改革的地方还主宰不了大气候。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虽然不断推出新成果，但是带有根本性的内容并不多见，还是书斋里的玫瑰花，充其量是影响着知识界。
但是，我们也深深懂得，稳定是发展的基础，变革是需要思想准备的。特别是像这种不同于教科书体系，哪怕是出版界的市场化企业化，文化产业化这种类型的改革，没有足够的底气和抗风险的引桥性的机制，还是慢动手为妙。我们的学生还要考试，研究人员的思路也不能轻易中断，以至前功尽弃。如果让人接受哲学从普通话改为方言，一贯高深的学问成为类似《百家讲坛》的易中天用大众语境来诠释历史的方式，于丹将《伦语》现代化等模式的出现，必将还是会引起震动的。倒是值得提一下，在《百家讲坛》的系列中，除了周国平讲了一些感性色彩较强的人生哲理外，还没有人讲一讲最具人情味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记得丁玲先生回答年轻人的提问：“你在狱中为了解除寂寞，来读《资本论》，为什么不找一个人多热闹的书来读呢？比如《红楼梦》，《资本论》中又没有人物。”她回答说：“《资本论》中有最可爱的人马克思啊！”这不愧是鲁迅先生所称谓的“中国的脊梁”。
由于本人多年在高校教育岗位工作，教的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还能在大学生中见到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抱以痴情的。他们对授课内容极具认真态度，课下提出问题，在图书馆中借阅辅助读物，在课程结束后还经常与我联系。我认为，只要有这样的学生在，我们再加上百倍的努力进行改革，前景总是光明的。
最后，还要说一说我这次的研究工作。虽然我没有教授哲学专业的学生，或是法政类专业的学生，哪怕是文科的学生，也没有导师的头衔，况且，是否能得到学术资助也是个未知数。但是，我抱定了一个信心，必须研究下去。否则，多年教学中所积累下的思考，在大量涉猎同仁们的研究成果之后，如果不写出自己的感悟，提出自己哪怕是一点有益的见解，那也是自私的，至少是怠惰的，这是我不能原谅自己的。
当然，我的研究不一定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甚至很难引起注意，但既使这样也不会浇灭我心中的火焰。我不屑于以当下的评判为行动的指南，不然也就没有这种研究了。在进行这项工作的同时，我读到了周树林先生的散文《三十年一觉哲学梦》，感动之余受到的启发更甚。一个比我研究条件更加不如的学人，他的那种坚韧，正像人们比喻的“生命的幼苗顶过头盖骨”一样，不计他的成果如何，只看其行动的轨迹就够了。
在担任较多课程的同时，我的写作可能不是很快，当我拿出这一作品的时候，不知道国家的形势和理论界的风潮又有了什么变化，这我也做了充分的估计，反正也不打算只给专业人士来阅读，我在表述上绝不采取“学究式”的语言，要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得下去，就像我读周树林的文章一样，只要能从我这一段生命的轨迹中体会一遍思考的乐趣我也知足。
在不影响别人正常生活的条件下，我也愿意得到同仁们的支持和帮助，把我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拨正过来，把我还没有清晰地理解到位的东西再培植一回，这样，我会尽可能地对读者负责，我计划用一年的时间完工，让我们开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