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路上耍了些花招后，我感到很生气，又很好奇，很想喝口酒。这时，我才想起来，自从那天晚上在望夫台酒家喝过酒后，到现在我滴酒没沾。所以一回到家，把车停好我就朝镇码头走去。在镇中心，有几家好酒吧：海湾州酒吧（我们都管它叫博里格）、普博舱板酒吧、鱼和饵酒家（又叫血桶，以纪念在那里发生的殴斗，当然这个名字是非官方的），这都是些好酒吧，但不是豪华酒吧。同以前一样，酒吧里很昏暗，脏得叫你觉得很舒服。你可以蹲着，舒舒服服地喝酒，那种舒服程度绝不亚于待在条件好又可靠的子宫里的胎儿。头顶上面吊着几根荧光灯，老掉牙的自动电唱机有气无力地转着，一点也不刺耳。当然在夏天，像博里格这样的酒吧，顾客比纽约地铁交通高峰时的人还多。据说有个夏天，巴德韦塞啤酒厂或者是谢弗啤酒厂或是那些马尿啤酒厂的某一家公共联系处的人，在酒吧和餐馆之间举行了一次竞赛，看看在马萨诸塞州哪家啤酒卖得最多。结果是，在七月，普罗文斯敦的一家名叫海湾州的酒吧啤酒卖得最多。这一点，我确信不疑。八月间一个周末的早晨，几名高级职员身穿轻便夏装飞了过来，同行的还有一个电视摄制小组，准备把授奖仪式录下来。他们想拜访一下像国民警卫队训练场那么大的有龙虾和炸鱼加土豆片的地方。这种地方你在海恩尼斯能找到。可他们所看到的却是昏暗、恶臭的博里格。那儿的顾客只买得起啤酒，二百人挤在一起，站着喝。博里格从前门到后部发臭的垃圾箱之间的距离，可能只有盖货车那么长。论食物，你能买到夹有火腿、奶酪或是灵格加香肠的“英雄”三明治。电视摄像机转动时，那帮嬉皮士站起来说：“啊，是这种啤酒。质量最操蛋。你那电视录像机上面的红灯是干吗用的？我是说得太多了，是不是？不说了！是不是？”
冬天，这里的人也不少，但你能找到个地方坐下，了解到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中午时，许多商业渔船都将靠岸。船员们都会到这儿来喝上几杯。木匠，贩毒的，捉贩毒的，几个在夏季别墅里干杂活的，在星期五手拿救济支票的未婚年轻母亲和其他拖着脚走去讨口饭吃的，或者找朋友弄杯酒喝的，都在喝着我们那些好马尿。我认识其中的大部分人，只是程度不同罢了。如果他们卷进了现在与我有关的那件事，我可以好好讲述他们一番，因为他们无论长得有多么像，但都是独一无二的。可是，在冬天，正如我说的那样，我们看上去是用一个模子造的。我们一身灰黄色，人人都穿着军队的剩余军装。
一个故事就足够了。我住在一个葡萄牙人居住的小镇。这个故事里，除了斯都迪之外没有本地人。斯都迪把葡萄牙人的脸都给丢尽了。在冬天的一个下午，博里格人少得都有些不自然了。一位约有八十来岁的葡萄牙渔民坐在柜台旁。因为长年劳动，他身子弯曲得好像是棵从海岸边大石头缝里长出来的柏树。这时，又有个渔民走了进来，他患有严重关节炎。他俩一块长大，一起踢足球，一起高中毕业，在同一条船上干活，一起来个一醉方休，可能还相互诱奸对方的妻子。可现在，八十岁时，他们相互怨恨竟跟年轻时在水坑里打拳架时差不多。坐在凳子上的那位，站起来扯着三月风那样粗哑的大嗓门喊了起来：“我原来寻思你死了呢！”另一位停住脚，回头瞅了瞅，像海鸥似的尖声回答说：“死了？我会参加你的葬礼。”他们一块喝起啤酒来。这只不过是另外一种驱散鬼魂的方法罢了。葡萄牙人说话时，知道该怎样喊叫。
我们都跟他们学。在别的地方，他们测量酸雨的浓度或空气污染的指数或土壤里氧化物的含量。在我们这儿，除了捕鱼和出租房子以外没别的工业，也没有农业。空气和沙子都是干净的。但是，在酒吧里感觉不到酒精重量的日子很少有。当我在不眠之夜与鬼城里的精灵携手同行时，我感到大家都注意到了我。我可能是洒在水池中的一瓶钢笔水。我就像根架在微火上的烂木头似的得到众人的欢迎。
同样，正如我以前在酒吧工作时所看到的那样，每间酒吧，就像每一个家庭一样，都有它特殊的习惯。在这个炉子里冒烟的那根木头在另一个炉子里却火苗四起。我的阴郁心情，和随之而来的肾上腺素，再加上头发显示出来的发狂与焦虑的情绪（这是毫无疑问的）没多久就使博里格的气氛发生了变化，欢笑声不断，人人喜气洋洋。一直在自己桌旁喝闷酒的站了起来，朝别的桌子走去。穿戴讲究的和他们的老妇人刚才一直没吱声，现在也开始感到心里迷瞪瞪甜丝丝的了。而这时，我只是在与心里的恐怖秘密交谈着，而不是与在场的任何人搭话儿——普罗文斯敦的每个冬季都可以用那年冬天最受欢迎的人的名字来命名。我自己认为，点燃这把火的是我，尽管我所做的只不过是朝别人点点头，在卖酒的柜台前被围个水泄不通罢了。皮特波兰佬头一个向我凑过来，我们扯了几句，可这几句差一点没把我的脖子扭下来。“喂，”他说，“我和你妻子谈了一阵子。”
“今天吗？”
他闷了半天才回答。我嗓子发干，使了好大劲才挤出这个问题来，当时他刚好喝了口啤酒。除此之外，他也想不起来了。在博里格，这是司空见惯的事。在博里格人们会聊起来，可他们的思路，特别是多喝了几杯，吗啡可卡因上劲时，会像水生蝽一样不知又游到哪里去了。
“今天，”皮特说，“不，不，是几天前。”
“什么时候？”
他晃了晃脑袋。“是几天前。”他可能还会说，“是几个星期前。”我注意到，冬天，人的时间概念不清楚。两个星期前或两夜以前可能发生了什么事，但如果你有说“五天前”这个习惯，那你可能会记得那件事就发生在五天前。所以，我也没再琢磨它。我又转到那个话题上来了。
“帕蒂想跟你说些什么？”
“啊，对了。我说。她想让我照看一下西面山上的那幢大房子。”
“她想买的那幢？”
“她是这么说的。”
“让你去照看？”
“我和我哥哥。”
这还讲得通。他哥哥是个好木匠。实际上，皮特是说他哥哥去照看那个地方。帕蒂可能是让皮特跟他哥哥联系一下。
我知道，帕蒂这么干是不明智的，可我又硬着头皮问道，“你记不记得，是在爱国者队那场球赛前跟帕蒂谈的，还是在以后？”
“噢，那场球赛。”他深深地点了点头。吗啡可卡因正把他带到别处去。他仔细想着——那是什么呢——是球赛，哪一天，还是屁股口袋里的钱。然后，他摇摇头说，“大约两天前吧。”
“嗯，”我说，“算准了。”
贝思·尼森悄悄走了过来。她喝多了。对她来说，这可是很少见的。她很兴奋，这就更不寻常了。
“你把蜘蛛怎么了？”她问我。
“喂，乖乖，”皮特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算了。我得换换地方。”他猫下腰朝她胸部突起的那个部位的毛衣上亲了一口，然后端起酒杯朝一张桌子走去。
“蜘蛛真的和别人吵了起来？”我问道。
“谁知道呢？”她的眼睛亮起来，“蜘蛛发疯了。”
“我们都疯了。”我说。
“难道你不认为，咱们俩在某一特殊方面不正常吗？”她说。
“怎么说？”
“咱俩从没性交过。”
这是冬天里的精神状态。我有意地笑了笑，搂住她的腰。她那无神的眼睛透过眼镜片射出一股淡淡的光芒。
“蜘蛛把刀弄丢了，”贝思说，“硬说你偷的。”她咯咯笑了起来，好像蜘蛛如果没有那把刀，就跟别的男人没穿裤子一样。“他把摩托车也弄没了。”她说，“你告诉他，爱国者队能赢吗？”
“在踢一半时，这么说的。”
“他们真赢了，”贝思说，“在踢一半时，他决定换赌注，说是要气气你。现在他却说他输了那辆摩托车全都怪你。”
“告诉蜘蛛守着女人那个玩意儿吧！”
她咯咯笑了起来。“在中西部，”她说，“我们过去常说‘阴部’。我想，我得给我父母写封信，告诉他们，他们的女儿再也分不清什么是女人那玩意儿，什么是阴部。”她打了个嗝，“我什么也不想对蜘蛛说，”她说，“他的情绪很不好。但告诉他又会怎样呢？”她问道。“‘最坏的人最多情。’你说是吧？”她过于淫猥地瞟了我一眼。
“斯都迪还好吗？”我问道。
“噢，”她说，“你得注意斯都迪。”
“为什么？”我问。
“噢，”她说，“我见谁都说，得注意斯都迪。”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装在昏暗的塑料口袋里那个金发脑袋总是闪在我脑海中的缘故，我所听到的每一句话，似乎都与我的处境有关。是不是空气中有着真正的狂热病？只有我自己——我真心祈祷还有别人——知道那块大麻地里埋的东西。在每张桌子唤酒的声音里都夹杂着这种想法的尖叫声。我想，鬼魂们正在撕扯着酒吧里每一个人那灌满啤酒的海绵状大脑。
贝思看见我没有瞅她，说：“帕蒂·拉伦还没回心转意？”
我耸耸肩。“我听说，她在附近。”
“我想是这样。博洛已回到镇上。”“你看见他了吗？”博洛就是那位黑先生，但他名叫格林·约瑟夫，“博洛”格林。
他第一天到这儿的一家酒吧喝酒，就得了博洛这个名字。“有好多很坏的黑鬼，”他朝我们那张坐满十个人的桌子说，“可我是坏透了腔的黑鬼。”在座的谁也没吱声，静静地坐在那儿，好像在向他的遗体告别似的——我们是东部的“野蛮西部”！可帕蒂·拉伦笑了起来，说：“别舞弄你那个博洛大砍刀了，没人会偷走你的黑色。”从她那欣喜若狂的眼神里，我看得出来，下一个黑先生已按照天意选好了。
“看见了，”贝思说，她又把我从沉思中拽到了她的身旁——我的思路也像水生蝽一样，到处游动——“博洛的确回到了镇子上。他十分钟前来过这儿。”
“你跟他说话了吗？”
“他刚才跟我调过情。”
看她那副高兴的样子，我能肯定她没说谎。
侍者朝我摆摆手，然后指了指服务台后面的电话。这回我那种灵感没起作用。我原以为能听到帕蒂的声音呢，可电话那头是哈坡。
“麦克，”他说，“我一直想找到你。我这是逼我自己给你挂电话。”
“为什么？”
“因为我把你给出卖了。”
“你是怎么出卖我的？”
“我害怕了。我想提前告诉你一声。”
哈坡的语调里有种金属般的焦虑情绪，听上去好像是从一种机械膜里传出来的。我试图搞明白是什么毒品把他弄得这样。他大脑里一定会有许多化学药品。
“是劳雷尔。”他现在说。
“刺花纹？”
“那个女人。劳雷尔。我给警察局长雷杰西打了个电话，把她和刺花纹的事都告诉他了。”
那对雷杰西来说并不太重要，我想，并不重要，除非帕蒂·拉伦由雷杰西陪着，亲口管玛蒂琳叫劳雷尔。
“太棒了，”我说，“阿尔文现在知道我有个刺花纹。那你出卖什么了？”
“我告诉他，劳雷尔在楼下的汽车里等着你。”
“但你为什么会认为那个名字就叫劳雷尔呢？”
“你跟她说话了。隔着我家窗户说的。”
“我说了吗？”
“你是这样喊的：‘我一定会赢这个赌的，劳雷尔。’你是这样说的。”
“我可能是说朗尼。我想我是冲着一个男人喊的。”
“不对，是劳雷尔。我听见这个名字了。我相信劳雷尔死了。”
“谁告诉你的？”
“那天，我站在房顶上。我听到的。所以我才给警察局长挂了电话。我知道我不应该给你刻上那个刺花纹。刻刺花纹后，人会做出可怕的事来的。”
“你还告诉雷杰西什么？”
“我说，我想是你杀了劳雷尔。”他开始哭起来。
“你怎么会信这些？”我问道。
“我看见劳雷尔死了。那天晚上，我站在房顶上，我看见她站在地平线上。她说是你干的。”我听到了电话那头他擤鼻涕的声音。“我与自己的良心斗争了好一阵儿，才给雷杰西挂了电话。这事做得不对，我应该先跟你打个招呼才是。”
“雷杰西说什么了？”
“他纯粹是个王八蛋，白痴，大官僚。他说，他想考虑考虑。麦克，我不相信他。”
“嗯，”我说，“你应该相信我。”
“我觉得你什么也没做。从雷杰西的腔调里就能听出来。我这事做得不对。”
“听到这些我很高兴。”
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在电话里，我能感到他的神智开始错乱了。“我可能没有权力说谁杀了她，”他补充一句，“可现在我知道是谁了。”
“是尼森。”我说。
“我讨厌蜘蛛那把刀，”哈坡说，“一把邪恶的工具。”说完这句话，他把电话撂了。
一只手轻轻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一回身看到博洛那双金棕色的眼睛，那双像雄狮一样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他的皮肤深黑发紫，有点像非洲人，所以他眼睛的颜色金黄得叫人感到不安。在我头一次见到他时，我就知道，他将是我婚姻上的一块乌云。我没猜错。在格林先生没闯入我的生活以前，还有三个黑人，但他证实了自己是个无可争议的黑人先生。帕蒂·拉伦以前毕竟从没离开过我。
更糟的是，现在我并不恨他，甚至对我自己这种凄凉、当王八的现状也不感到气愤。在我打电话时，他竟能走到我跟前，甚至还用手拍了拍我的肩膀。而我呢，只能点点头回报。这就是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