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弥（1964年～），原名周洁，江苏苏州人。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美哉少年》；中短篇小说集《钱币的正反两面》、《成长如蜕》、《粉红手册》、《天鹅绒》等。
从前有一个乡下女人，很穷。从小到大，她对于幸福的回忆，不是出嫁的那一天，也不是儿子生下的那一刻，而是她吃过的有数的几顿红烧肉。
这个乡下女人真的非常穷，她家里的炕上一年四季只有一床薄而破的被子，被子下面一年四季垫着一条芦席。她有一双干净像样的布鞋，用作逢年过节和走亲访友时穿—光着脚穿，因为她没有袜子。当然她更不可能有牙刷、牙膏、指甲钳之类的东西。
这是1967年的中国，距今不远，想忘也忘不了。
问题不在于她的穷，在于有另外一个女人背后嘀咕她：“连袜子都不买一双，敢情真想做赤脚大仙？”
这一句话传到了她的耳朵里。她是个自尊要强的女人，曾经在脱盲班里学到过一些学问，譬如：地球是椭圆形的，在宇宙里像一只鸡蛋那样无休无止地滚动。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共产党一心救中国等等。但是很多很多的学问在脱盲班里是学不到的，譬如人和人之间怎样协调相处。
她既不能一笑了之，也无法去找那个背后说三道四的女人吵上一架。问题是她没有钱买袜子。
她思来想去，想到一个主意。那是冬天，已经过完春节了，她的儿子在学校里读高一，十八岁，功课很好，好到同班的一个女同学送了他一支钢笔。还有几天他就要从高一升到高二了。这个女人把儿子叫到面前，告诉他：读到高中毕业，又能怎样呢？
十八岁，是帮家里挣工分的年龄了，某某的功课不是比你更好，去年就不读了，帮着家里挣工分，还订了一门亲。
她把儿子的几个学费揣在怀里，不顾一切地朝集市上走去。集市上有一家商店，方圆十几里惟一的一家商店。大号叫“××供销合作社”，简称“供销社”。供销社里每一个营业员都像干部一样有权。
女人要了一双深灰色的腈纶袜子，仔细打量之间，心里又有了盘算：买了一双袜子，不过是跟别人一样有了一双袜子，不过是逢年过节穿一下。
她放下袜子，就在供销社里转悠开了。转完供销社又到集市上转悠。不觉天就黑了。她看见集市上一下子冷清下来，就昏了头，心里敲响了锣鼓，越敲越响，越敲越乱……她想到该回去给儿子丈夫弄一点糊口的，想到有点对不起儿子，想到她这么个又穷又傻的女人，却生了个聪明听话的儿子。突然间，这个女人做出了一个行动：买了两斤猪肉。
悲剧就这样发生了：进了村，她上了一趟茅厕，把肉拴在茅厕外面的木棍上，她出来的时候，肉不见了。
但是她这个人还在。这个人从此就负载着一个沉重的任务，她要为失去的两斤肉喊冤。她不上工，不下灶，几乎不吃不喝，每天站在她家的屋门口，脏话连篇地骂，骂谁偷了她的猪肉。村里的女人一股劲地劝，告诉她，谁都相信她是买过肉的，也许那块肉被饿狗拖跑了。
她转而骂狗，听上去就像在骂人，比直接骂人还难听。这回没有女人去劝了，因为种种迹象已表明，她病了。
儿子运气比她好。他回乡务农后，当了队里的会计，那个送钢笔给他的同学是大队书记的三女儿，有点心脏病，有点哮喘，眼睛有点斜视，但他还是娶她。这样他二十多岁就当了他那个队的小队长，管着四十多户人家，二百多号人。
我在《司马的绳子》里这样提过：后来，大批大批“下放”的人开始返城。我们一家回去了，唐叔叔吃了官司，他的老婆拖儿带女地也回去了……唐叔叔杀了那个乡下穷女人的儿子。这件事人家是这样说的：小队长和姓唐的老婆有了男女关系，女人的丈夫用一杆猎枪毙了小队长。
唐叔叔大名叫唐雨林。祖父是印尼华侨，那杆猎枪据说就是他留下来的。唐雨林的老婆叫姚妹妹。姚妹妹上头有五个哥哥，到了她终于是个女孩子了。父母亲又喜又怨地，索性把她叫做了姚妹妹。姚妹妹到了四十岁还是姚妹妹，会赌气，会俏皮，会耍赖。圆而白的脸上，总是带着一副观察的神情，观察的目的是为了在该笑的时候奋力大笑。结婚晚。她三十九岁的时候，女儿才九岁。女儿喜欢在小辫子上系两只蓝蝴蝶结，偏偏她也喜欢在两根大辫子上系两个蝴蝶结，也喜欢蓝。于是她这样跟女儿商量：
“囡！蝴蝶结是大人戴的。妈给你头上扎一条宽宽的红带子。”
女儿不干。女儿搬来了父亲唐雨林。唐雨林这样跟老婆商量：“乖妹妹，你们两个人换一换，她戴蓝蝴蝶结，你扎宽宽的红带子。”
姚妹妹不干。唐雨林哄劝了半天，口干舌燥，伸出巴掌，恶狠狠地扇了她两大巴掌。姚妹妹的眼泪还未曾干，她的爹妈就互相搀扶着跌跌撞撞地跑来了，坐在客厅里，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诉苦：“带大一个女儿不容易啊！生下她也不容易啊！从来不舍得打她一下。现在倒好，送上门给人家打耳光了。”然后，她的五个哥哥也来了。
有客人上门，唐雨林总是这样介绍老婆和女儿：“这是我的大女儿，这是我的小女儿。”
唐雨林、司马、我父亲，三个人是棒打不散的赌友。
这三个人在赌场上是好汉，好汉们各有特点：司马是智者，我父亲是仁者，唐雨林是侠者。唐雨林脾气火暴，除了对老婆没办法，什么样的人他都不怕。有时候他会带着那杆猎枪去赌，所以赌场上的小人见了他退避三舍，不敢赊账，更不敢做手脚。
大约从1969年“下放”那年开始，三个人约定：每年的大年初一下午聚合到一起，豪赌一夜，第二天上午八点分手。为了一夜豪赌，也为了老友相聚，唐雨林要顶着寒风，骑一个半小时的车子。一个半小时是指正常的行驶时间，不包括他在路上打猎的时间。我们记得他当时的样子：背着猎枪，满脸通红，双目发光，鬓边汗湿着，自行车后面捆着年货，年货里有他即兴打来的野物。我们老远就冲着他咧开嘴巴笑，他的口袋里还装着白果，他教我们如何把白果埋在灶膛热灰里爆着吃。有一次，他一本正经地对我们说，白果爆裂的声音特别像他放屁的声音。于是我们扔下白果，爬到他的身上，把他揍到求饶。
总而言之，他一点也不像个杀人犯的样子。
姚妹妹跟着丈夫“下放”那年恰好整四十岁。她一点也不伤感，她认为将来会有许多变通的方法。但是唐雨林心情沉重，这儿太穷了，太穷的地方总是像死一般寂静，他不喜欢这种毫无内容的寂静。他跟在向导后面，不动声色地打量路上遇到的每一个当地人，在赌场上他就经常用这种目光打量对手。他发现他走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她走着走着，就和那个穷女人的儿子碰上了。
穷女人李杨氏，她的儿子叫李东方。李杨氏疯骂了许多年，恰巧在唐雨林一家来的这一天清醒过来。她不知道自己能清醒多少时候，赶紧梳了头，洗个澡，穿上鞋子，急急忙忙地跳河了。
她跳河的地方忽然热闹起来，许多人朝河边跑过去，又围着河嚷嚷：“死了死了。没用了。”向导扔下唐雨林一家过去看热闹，一会儿过来说：“死的是小队长的老娘。丢掉了二斤猪肉，就疯了。听说今天清醒了，梳个头，洗个澡，穿上鞋子，就投河了—洗什么澡？多此一举，反正要投河嘛。”
于是唐雨林看见了李东方，李东方就看见了唐雨林的那杆猎枪。他一愣，眼里露出惘然的神情，一时竟无话可说。他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猎枪，这杆猎枪看上去与本地民兵训练时用的“三八”式步枪有很大的不同，它很华丽，带着城市里陌生的富足的气息。它有些咄咄逼人，他不知道对它说些什么。
他黑而瘦，裤管和袖管看上去空荡荡的，没有屁股，肩膀宽宽的，因而整个人像个“T”字形状，硬而且冷，设着一道防线。但是他的神情却是不设防的，他细长的眼睛里流露出对什么都认真的样子—什么都认真，却什么都不准备问的样子。眼梢略略上扬，眼眸晶亮，令人想起某种驯顺的食草动物。另外，他经常随着外部情况而变换表情，这个习惯使他像一个没有多少心思的孩子。
这是唐雨林一家和李东方初次见面的情景。说实话，唐雨林有点看不起这个顶头上司，但是他知道不能流露出这样的感受。唐雨林阅人多多，唐雨林百战百胜，唐雨林从不伤害好人。
但是姚妹妹在伤害人了。姚妹妹皱起了鼻子，说：“有问题吧？我妈总说他们是有问题的。你看看，二斤……二斤……又不是二百斤。”
她的女儿问：“二斤？二斤是多少啊？”
姚妹妹说：“二斤嘛，比一斤多一斤。”
她突然大笑。二斤，比一斤多一斤，这样的回答确实让人想起来觉得好笑。这样，唐雨林就不得不板起了脸，说：“姚妹妹，人家悲伤的时候，不要这么大笑。让人家听见了不好。我们下乡来接受人家再教育的。”
冬天，做什么样的事最美呢？吃饱了饭，穿得很暖和，坐在无风的太阳底下。吃姚妹妹炒的葵花子，喝从苏州带来的五窨碧螺春茶，听女儿唱简简单单的儿歌。唐雨林几乎适应了改变生活后的巨大落差，但是他知道这样悠闲着会有一些麻烦。李东方上工的时候，经常绕着路走过唐雨林的家门口，不吭声，不回头，给唐雨林看一个僵硬的后背。他是小队长，唐雨林知道会有一些麻烦，他必须跟这位李东方达成某种协议。
李东方的娘下葬那天，唐雨林也去吊唁。他扛着那把猎枪，大刀金马地朝桌子旁边一坐，人群哄然一声朝后退避，像潮水一样，留下了搁浅的李东方。李东方和唐雨林在空无人处面面相觑，中间搁着那把猎枪，都有些慌张。突然，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给了对方一个微笑。笑的含义是各不相同的，突如其来的尴尬境地让他们有了第一次和善的交流。
唐雨林这一天收获颇丰：李东方一个半生不熟的然而友善的微笑，一只野兔子，一只五彩斑斓的野鸡。他把猎物扔到姚妹妹脚下，说：“去！用盐腌了，挂在风口上吹着。改天请李队长来吃饭。”
李队长来吃饭的情景值得一说。他穿上了新褂子和干净的解放鞋，两只手背在身后，耷拉着脑壳，扛着一对瘦而笔直的肩膀，来到唐家大门口。他小心地叫了一声：
“老唐。”
老唐和妻女都在灶房里忙活，没有听见。他站在那儿缓慢地转动着脑袋，认真地四下里看了几眼，不知为什么突然一惊，迅速地几步跳到了屋后。过了一会儿，他看上去轻松了，浑身从脖子那儿开始松弛，松弛的结果是，他慢悠悠地蹲下了，眼睛看着河边几根没有收割的芦苇。
唐雨林和姚妹妹轮流到大门口去张望，已经过了吃午饭的时间，唐雨林心中焦躁。姚妹妹说：“不会掉到河里去了吧？”唐雨林刚想责备她几句，就听得女儿惊喜地大叫：“找到了。”—她在屋后找到李队长了，并且拖着他的袖子不放。
唐雨林跟着姚妹妹笑起来。
趁着吃饭，唐雨林和李东方达成协议：他可以暂时不出工，替李东方管教队里的几个痞子。那几个痞子老在集市上转悠，喝酒赌钱，扰乱地方治安。
这顿饭，姚妹妹喝的酒比他们两个人加起来的还多。酒至酣处，她撇开丈夫跟李东方发牢骚：“说什么我也要离开你们这个地方。我是很认真的一个人，我说的话都是真话。我为什么说真话，因为我是家里的老小，父母哥哥都宠我，所以我胆子大，不怕得罪人。我这个人天生有福，从来没有吃过亏。你是农民阶级，我是工人阶级。那，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都应该说真话。我要得罪人了—你们这个地方真是野猫不拉屎的地方，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保证你没见过小笼汤包和虾仁烧卖。”
李东方神往地问：“虾仁烧卖是什么？”
唐雨林从来就管不住姚妹妹。他站起来对好脾气的李队长说：“她这种言论，该枪毙。交给你好好教育，我要溜之大吉了。”
唐雨林提着枪出去了一阵。傍晚，他一无所获地回到家。姚妹妹在房间里睡觉，圆脸上睡得一团粉红。厨房里，李东方还呆呆地坐在那里，看见唐雨林走进来，脸上什么表示也没有，站起来就走了。唐雨林走到屋子外面，问踢毽子的女儿：
“你妈下午怎么了？”
女儿说：“下午没怎么。”
唐雨林、司马、我父亲，三人中，我父亲是仁者，司马是智者，唐雨林是侠客。这三种人，只有侠客具有这样的两面性：既有令人生畏的铁石心肠，又有无处不在的悲天悯人。
唐雨林遵照与李东方订下的协议，每日到集市上去转悠。那几个泼皮确实难缠，但唐雨林是何等样人，连吓带骗，没几天就把这帮泼皮收服了，令他们不再扰乱百姓。他也确实向他们动过武，那是他实在生气不过，把猎枪搁在一边，捋下几根柳条，狠狠地揍他们的屁股，把他们揍得四下里逃窜。后来，他就给他们表演枪法，谈城里的见闻和吃穿用度，给他们做红烧野鸭煲西瓜野鸡盅什么的。如此不出半年，他就是几个泼皮家的常客了。他们在一起有许多事情可做，譬如打猎、赌博、空谈。
他们都觉得相识是缘分。
唐雨林对泼皮们说：“有时候，我是你们的朋友……”泼皮们响应：“朋友啊！”
唐雨林又说：“有时候，我是你们的爹。”泼皮们再次响应：“老爹啊！”
这种富有层次的关系肯定给唐雨林带来了莫大的愉悦，不然的话，他为什么经常在外面不回家呢？不想姚妹妹炒的南瓜子，也不想苏州带来的五窨碧螺春茶。
这就冷落了姚妹妹。
姚妹妹确实是在这时候与李东方好上了，一件看上去极不可能发生的事发生了，一件非理性的事件，一件考验人类智商的事件，一件不是第一次发生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发生的事件。每当这样的事发生后，我们冥思苦想，智商受到极大挑战。我们只能这样猜度：这是不正常的事情。
初夏的一天，唐雨林如往常一样，扛着枪到他一个小泼皮家里去。坐在人家屋外的苦槐树下，喝酒猜拳，热闹到半夜，他觉得露水渐重，就对泼皮们说：“散了散了吧。”泼皮们上来按住他，说：“老爹不是说今晚要住这里吗？”唐雨林诧异道：
“我什么时候说了？”泼皮们一齐回应：“说了。”唐雨林一头迷雾，抓耳挠腮地想了片刻，站起来果断地说：“没说。回去。”
他说走就走。
泼皮们跟在他后面，不住嘴地劝：“住吧住吧，老爹！再睡一刻天就亮了，不在乎这一时半刻地赶回去。”
唐雨林不理睬他们，他心里一个劲地想赶回去。他突然发现，这世界太空旷了，令人想起一些让人不安的物事。
他大步流星地走了片刻，觉得身后有异样。回头一看，泼皮们全都跟着他，默默地，像一群鬼魅，难怪他听不到声音。他生气了，把枪从肩膀上卸下来，举起枪柄作势要打过去。这一次，没有发生他预想中的逃窜场面，泼皮们不动。
那，我们就不送老爹了。
老爹你留神脚下，慢慢走。
不管有什么事，老爹你明天一定要过来喝酒。
雾渐渐地深了，漫过了路面，淹没了唐雨林的脚，四周围全是湿淋淋的麦田。湿透的麦苗在深夜里也醒着，发出异样的香味。有一点风吹过来，卷不动浓重的雾，却把唐雨林的脸吹得冰凉。
到了家。
家是三间草房，冬暖夏凉。西边是吃饭的地方，女儿的小床安在中间，他和姚妹妹的大床在东边，那是他的天堂。
天堂里有了陌生的声音，这就是泼皮们送了他一程又一程的原因。
唐雨林愣在窗口。
他听到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姚妹妹说的，“我家老唐说我的皮肤像天鹅绒。”第二句话是李东方先生说的，“我要做你用的草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