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是什么？幸福是源自内心的感受和自然的生活状态。幸福是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对生活的满足和感到生活有巨大乐趣并自然而然地希望持续久远的愉快心情。幸福，既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也是全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其他人们为之奋斗的东西，包括财富、地位、名誉、自由等，不过是实现这个终极目标的手段。正如美国国父在《独立宣言》中曾庄严宣布：“人生而平等，享有造物主赋予的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一）幸福的本源考问
英语中幸福的表达有happiness、w ell‐being、subjec‐tive well‐being、psychological well‐being 等。日常英语中幸福一词多使用Happiness，它源自形容词 Happy，意为feeling or expressing pleasure、contentment、satisfac‐tion等。其含义包括：（1）愉快、满意、满足等感受；（2）（言语、思想、行为等）恰如其分的、令人满意的；（3）指代祝愿用语，意为快乐的；（4）表现的、快乐的、幸福的，尤指美满的婚姻、欢喜的场面、愉快的回忆、幸福的孩子以及书等的圆满结尾。
在经济学中，幸福（Happiness）被定义为效用（Utility），在心理学中幸福被看做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记为SWB），反映出西方人对人类存在的思考取向，有幸福、健康、福利之意。哲学家倾向用flourishing，well‐being和eudaimonia来表示幸福，包含着“lead the good life”的意蕴，幸福就是过美好生活。在现代心理学研究中，科学、规范化的“幸福”用术语使用的是合成词Well‐being，这个词是个名词，意为① the state or condition of being well；②a moral or physical welfare，指良好的生存状态、有身体（精神）健康的感觉。在心理学研究中标准的术语是Subjective Well‐Being（SWB）和Psychological Well‐Being（PWB），前者是指主观心理感受，译为“主观幸福感”；后者世界卫生组织译为“心理良好状态”。Well‐being的含义与Happy不同，前者强调的是一种生存状态，而Happy 更为关注的是一种主观感受。韦氏英语辞典1997 年版对Well‐being的解释是：一种良好的或满意的生存条件，一种健康（health）、幸福（happiness）、兴旺（prosperity）的状态。新英汉词典释义为健康、幸福、福利。亚里士多德用“eudalmonla”（希腊文）表示“幸福”，“eudaimonia”是个哲学概念，其含义十分丰富，而不只是生理、心理的快乐；幸福的概念在拉丁语中的表达是beatitudo，基本含义是至福；在德语中是Selgkeit，意思是极乐。
汉语中，在我国古代甲骨文就出现了“福”字，意指两手奉尊于神前，意为两手捧着盛酒的器皿贡奉在祭台上。《说文解字注》中把祭祀用得一切物品看作“福”，并与“禄”、“祯”、“祥”、“祉”互文。由此看来，“福”字原是祭祀之意，表达了人们的愿望与祈求。到了现代，“福”则指：①幸福；福气。凡富贵寿考、康健安宁、吉庆如意、全备圆满皆谓之福。②赐福；保佑；造福。③祭祀所用酒肉。④利益。1979年版的《辞海》（上）认为“幸福”是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1989年版的《辞海》（缩印本）将“幸福”定义为：“在为理想奋斗过程中以及实现了理想时感到满足的状况和体验。”在《汉语大词典》中，“幸福”的含义是：①谓祈望得福气；②使人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③指生活、境遇等称心如意。虽然“幸福感”、“幸福指数”是近年来才出现的新名词，但我国“福文化”有很长的历史渊源，中华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福”，在过去是指福气、福运，而现在人对福的理解是“幸福”。“福”是一切美好事物和谐的集合，同时又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另外一个概念“乐”也与现代的幸福含义颇为接近，其内涵很丰富，“乐”是个体在心理上一种愉悦舒适满足的心理体验，是主体意识（主要是情感意识）自我完成、自我实现中的自我享受而又超越自我的精神境界。
在思想史上，幸福论有两种形式：①快乐论，认为快乐是人的最高幸福。②完全论，认为人的幸福在于发展人的理性，使人所具有的一切性能完全发挥出来，达到个人的完成。《韩非子·解老篇》：“全寿富贵之谓福。”《礼记·祭统》把幸福的内容延伸为“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谓之备”。这些观点把寿命、富贵、财富等要素看成幸福的关键，通过“攸好德”的追求而获得良好的德性，因此儒家的幸福观既体现在物质财富，还强调精神、道德的幸福（《通书·颜子》）。孔子云：“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都体现了幸福更在于心灵而不在于外物，应关注心灵的坦然。儒家提出“我独乐不如与民同乐”，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旨在求得普天下人的共同幸福，与我们所倡导的为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极为相似。我国古文化中，从个人生存到社会制度的各个方面都强调幸福的重要性，“福”的含义在个人幸福、制度合理以及社会实践形式中都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幸福既是一种生活方式，又是一种心灵体验，同时也是一种对生命的理解和领悟。
汉语语境中“乐”的概念与现代的幸福含义更为接近，其内涵十分丰富。洪应明《菜根谭》云：“人心有个真境，非丝非竹而自恬愉，不烟不茗而自芬芳。须念净境空，虑忘形释，方得以游衍其中。”（《孟子·尽心上》）“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著名的《岳阳楼记》更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才能达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对“乐”的把握和品味，区分物欲之乐和心情之乐、感性之乐和理性之乐、独乐和共乐、先天下之乐和后天下之乐，以及探讨“乐”对人身与人生的动力、作用，由此助成生活的种种情趣、种种方式，是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的重大特征，也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主要内涵。从孔子的“食无求饱，居无求安”、“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于其中矣”，到《易·乾·文言》中的“乐则行之，忧则违之”，再到孟子的“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之类皆是。在我国古文化中，儒家的幸福观后来在人们的思想领域一直占据主要地位，无论先秦的孔孟老庄，还是宋明的程朱陆王，虽不否认幸福必须借助外在条件，与人的物质需要相联系，但都认为人要获得真正的幸福，就必须除去这些“物蔽”，反求诸己、克服欲望，在修养中达到“乐”的极致。他们在物质欲望中看到了“私立”的危害性，大声疾呼“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要“见德思义”，靠修身养性来达到至善的境地，获得极乐。《论语》是以乐开篇的：学而时习之悦，有朋远来之乐，以及“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孟子》有父母、兄弟之乐、不负苍天众生之乐、教育之乐。孟子关于幸福的重要思想就是主张“与民同乐”，把自己的幸福与人民大众的幸福联系起来，以奋斗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以道义去履行自己对家庭和社会应承担的义务，以体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幸福感受。此时，人的生命已超越了凡人的情感，达到了“高峰体验”的境界。体悟到自己与道合一、与天下同乐的“超越之乐”，这便是极乐了。这种高扬理性之乐的原则，认为人生的幸福在于心灵的平静和充实，超越外在的物质条件和环境，超越个人的得失和遭遇，先忧天下之忧，而后乐天下之乐，便是宋儒所孜孜以求的“孔颜乐处”。所谓“颜会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不改其乐”，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所谓“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朱光潜），成为我国古文化中理想人格的化身。而在这方面说的最为深入浅出的，大概要推孔子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为极致了，此境界中，可谓进入了“高峰体验”了。因此，以“乐”论“福”是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乐”既有happiness、happy的含义，也有w ell‐being 的内涵，还包括幸福的体验与人生价值的实现。
（二）对幸福观的解读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对于幸福的追问千年以来从未停止，对于幸福的探索与认识也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不断地更新、变化。关于幸福的理论，东、西方哲人在不断思辨的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特色鲜明，既相通，又不同的幸福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对幸福的追求史，就是一部通过对幸福追求而不断探究人的存在意义、存在方式、存在内容的反思史。
1畅 西方社会的幸福观
当代的西方研究者已将幸福概念的哲学起源追溯到古希腊时代。西方社会的幸福观主要有两大理论流派：一派是以英国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为代表的“快乐主义”幸福观；一派是以古希腊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完善主义”幸福观。
（1）快乐主义幸福观
快乐主义幸福观（hedonicview）始自古希腊哲学家、昔兰尼学派创始人阿里斯底波（A ristippus）的哲学。阿里斯底波提倡将快乐的最大化作为生活的目标和幸福的源泉。伊壁鸠鲁学派（Epicureans）后来追随这一观点，虽然是以更温和的方式来阐释。昔兰尼学派将感觉作为幸福的唯一来源，他们认为，人有感觉，感觉是最真实的。人们除了能够感觉到快乐和痛苦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可感觉的东西了。因此，他们将追求快乐作为最大的幸福。由于阿里斯底波和他的继承者过分宣扬肉体感官方面的享乐，反映的是一种颓废的生活方式，因而该学派的观点受到了较多的批评。对西方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快乐主义幸福观是由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提出的。伊壁鸠鲁声称：“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目的。因为我们认为幸福生活是我们天生的最高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乃是得到快乐。”他认为肉体的快乐和器官的快乐是一切快乐的起源和基础，没有感性的快乐，就不会有其他的快乐和幸福。但与此同时，伊壁鸠鲁反对不加区分和权衡地追求一切快乐，他所追求的快乐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然而，在漫长的中世纪由于禁欲主义的盛行，快乐主义幸福观无论是在学理上还是在生活实践中都受到了极大的压抑。
17世纪英国经验论哲学家洛克重新将快乐主义幸福观发扬光大。洛克从人类所具有的“趋乐避苦”的心理和自然倾向出发解释了快乐主义幸福观。在幸福问题上，洛克坚持了他的经验主义立场，认为外界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引起了人们的各种情欲和感受，才引起了人们的苦乐感。他宣称“幸福就是快乐，极度的幸福就是我们所能享受的最大的快乐”。在欧洲大陆，洛克的观点得到了莱布尼茨的积极呼应。莱布尼茨称“幸福就其最广泛范围而言，就是我们所能有的最大快乐”。在他看来幸福与快乐是密不可分的“幸福是一种持续的快乐，幸福可以说是通过快乐的一条道路，而快乐只是走向幸福的一步和上升的一个阶梯”。与洛克不同的是，莱布尼茨强调了理性对于幸福的重要意义，“理性和意志引导我们走向幸福，而感觉和欲望只是把我们引向快乐”。
洛克等人的思想直接被后来的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和穆勒等人所继承。边沁对幸福思想研究有两大贡献：一是他提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功利主义原则，这一思想也一直为主流经济学所运用；二是他对幸福量化研究的开创。他最著名的口号是：“所有人的效用之和的最大化是制定社会政策的基础，任何社会政策的制定应当最大化所有人的最大幸福。”他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快乐，逃避痛苦的，这是大自然赋予人的自然本能。“自然将人置于快乐和痛苦两大主宰之下，由此决定我们该做什么，将做什么。？ ？快乐和痛苦的宝座两边，一边拴着是非标准，一边拴着因果链条。”
边沁的幸福研究虽然推动了幸福的数量研究与指数构建，但同时也存在着对苦乐的具体数字无法测算的局限。边沁之后，约翰·穆勒对边沁的理论进行了修正，他认为快乐和免除痛苦是唯一值得追求的事情，人不仅有物质快乐还要有精神快乐，两者只是质和量的区别。边沁对苦乐的计算的最终目的是要引出自己的功利主义原则，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并企图将之应用于社会和政治问题上的求解。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边沁的功利主义没有在“幸福计算”的操作性层面上走得更远，当时的人们（包括其狂热信徒）也将其“幸福计算”当做不切实际的笑谈，使边沁的政治抱负无法付诸实践。但边沁对效用或幸福的基数测量的深刻分析，从对个人苦乐价值的计算到社会总体福祉最大的思想，都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开创，这在西方伦理思想史和政治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边沁功利主义的苦乐思想对经济学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他认为，人生的最大目标就是追求效用的最大化，正效用是事物或行动带给人的快乐感受的能力，负效用是事物或行动带给人的痛苦感受的能力。这些思想对19世纪的经济学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是效用思想产生的直接伦理根源。边沁的思想对他同时代和以后时代的经济学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戈森、杰文斯、马歇尔到埃奇沃斯，这些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作出杰出贡献的经济学家都将边沁思想奉为源泉。杰文斯在其1871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书的序言中明确写道：“在这部著作中，我试图把经济学看重是一门苦乐计算的学问。”从中足以见，边沁主义对早期经济学影响之深远。
与亚里士多德的“客观幸福”研究路线相对应，边沁的快乐论思想代表了现代幸福研究的另一个分支：“主观（subjective）幸福”研究。经济学的幸福研究无疑走的是边沁路线，但这并不表明在经济学内部没有分歧。对于抛弃了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和“完满”的狭隘的快乐研究，不少经济学家表现出了困惑。
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费尔巴哈对快乐主义的幸福观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在费尔巴哈看来“幸福不是别的，只是某一生物的健康的正常的状态，它的十分强健的或安乐的状态；在这一种状态下，生物能够无阻碍地满足和实际上满足为它本身所特别具有的、并关系到它本质和生存的特殊需要和追求”。费尔巴哈所讲的幸福同样是建立在感觉基础之上的，他特别把快感和情欲的满足作为幸福的标志，提出“没有感觉就没有幸福”。弗洛伊德在对幸福问题进行研究时，也坚持了快乐主义的幸福观。在晚期著作《文明与缺憾》中，他采用早期人格理论中所提出的快乐原则解释幸福问题。弗洛伊德认为“决定生活目的的只是快乐原则的满足”，而“我们所说的幸福（相当突然地）产生于被深深压抑的那些需要的满足”。他认为人的一切活动都为“快乐原则”所支配，快乐原则得到了实现，人便是幸福的。但是，由于受到文明规范的制约，人又绝不可能达到快乐原则所追求的幸福。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应当也不可能不努力去追求幸福，他称“在较弱的意义上，幸福就是个人力量的有效利用，尽管通向幸福的道路多种多样，但这种意义上的幸福却是可以达到的”。
（2）完善主义幸福观
完善主义幸福观（eudaimonic view），来自亚里士多德学派（Aristotelian）的视角。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人在生活中“善”的程度是评价幸福的决定性标准。善的生活，而不只是快乐的生活，是获得幸福的关键因素。而以密尔为集大成者的功利主义，则在苦乐原理上以快乐原则通感所有的幸福心境。这是与现代主观幸福感的概念联系最密切的观点。人们对幸福的理解总是徘徊于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理性主义与感性主义之间，尽管分别赞同两种不同观点的学者对幸福的定义和主要来源经常持有异议，他们的理论最终都丰富了关于幸福本质的看法。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深刻反省阿里斯底波和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幸福观，特别是在批判柏拉图神性幸福观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完善主义的幸福观，由此形成的哲学流派称为完善主义或自我实现主义。
幸福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处于极高的位置，他称：“一切其他东西或是它（幸福）的必然附属品，或是为它的本性所需的有用的手段。”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亚里士多德所讲的幸福指的正是人们能够在活动中发挥出自身的功能。当然，他所讲的活动主要指的是灵魂的现实的活动，即理性的思辨。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伦理学名著《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提出“作为一种性质的善”和“作为一种关系的善两种善”。后者是作为手段的“善”，被叫做“有用”，也即效用。前者是事物内在的优良属性，是“因其自身而善的善”。现代经济学的“善”往往是作为手段的善，是“为达到自身善而善”。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所寻找的“至善”即“可达到的最高善”，也就是“幸福”。幸福因其本身的善而成为幸福，是一切善的事物的始点和本原。
尽管亚里士多德一再强调德性和善在幸福中的重要性，但他并没有忽视作为生命基本功能的快乐和痛苦的存在。同时，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中包含快乐，他认为人们是从享乐中引申出福祉、至善等概念的。但同时他也认为快乐不一定是最高的善。快乐和痛苦贯穿于人的生命的整个过程，并对德性和幸福的生活发生影响和作用。在具体境遇中，要以最好的方式行动，不温不火，掌握中庸之道，合乎规律行动，与困难作斗争会增长我们的德性，困难越大，德性增长越大，对快乐和痛苦的正确处理才是善。这些论述使亚里士多德的完善论与边沁的快乐论得以沟通，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实质上是建立在苦乐基础上的德性实践活动。他强调，人应该通过自己的合乎德性的具体行动去追求一个终极或完满的善，即至善，也即幸福。在奋斗中使自己的功能得以最充分的发挥和展示，这就是幸福。
19世纪后半期，德国哲学家包尔生对哲学史上的幸福观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进一步阐发了完善论的幸福观，提出了自我实现论。快乐主义将快乐作为最高或绝对的善，而自我实现论则将目光投向了某种客观的生活内容。包尔生坚持的无疑是后者，他称：“这样我们的原则就是：倾向于实现意志的最高目标—它可以被称之为幸福（福祉）—的行为类型和意志是善的。我在此所说的幸福是指我们存在的完善和生命的完美运动。”在包尔生看来，幸福展现仍是至善生活的客观内容，这种内容体现在人们的活动之中，当然，包尔生的自我实现论并不排斥快乐，在他看来，快乐恰恰包含在快乐生活之中。
20世纪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弗洛姆进一步发展了完善论幸福观。在他看来，快乐和幸福没有质的区别，只是快乐是同某一个别行为有关，而幸福可以被称为是某种持续和一体化的快乐经历。快乐是指由于有效地实现人生存的共同目的而体验到的愉快。他将快乐分为两种形式：主观快乐和真正的快乐。主观的快乐是以满足物质与精神需要为前提，而真正的快乐是以创造的积极性为基础。他认为，幸福是人的内在“生产能力”中所产生的一种结果。在弗洛姆看来，幸福的对立面是不幸，然而不幸不是忧伤和痛苦，而是由于自己缺乏创造性和自己无成果而产生的沮丧。
20世纪，马斯洛提出了心理学中的自我实现论，马斯洛提出了人类所具有的五种基本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他称“基本需要的满足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后果：产生有益的、良好的、健康的、自我实现的效应”。在马斯洛看来，自我实现的需要指的是“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他必忠实于他自己的本性”。马斯洛眼中的自我实现者是“一些已经走到，或者正在走向自己力所能及高度的人”，“这样的人似乎在竭尽所能，使自己趋于完美”。
当然，基本需要的满足也是自我实现的必要条件，马斯洛称“也许自我实现意味着基本满足再加上最起码的天才、能力，或者（人性的）丰富”。所以，马斯洛的理论与完善论幸福观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畅 东方社会的幸福观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幸福思想有儒、佛、道三种，主要以儒家为代表。儒家强调伦理道德在人类幸福中的重要作用，主张用“仁、义、礼、智、信”等伦理道德规范人的行为，从而获得幸福和极乐。道家认为只要顺其本性就能得到幸福，不必再强求外在的其他事物。佛家认为人们要摆脱痛苦实现幸福只有灭贪念，惟修行才能走向极乐世界。中国的传统幸福思想虽在表现形式上相异，但它们的目标都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摆脱人间苦恼，把幸福当成是人生的最高奋斗目标和完美的境界，普遍认为“知足者常乐”。
（1）儒家的幸福观
儒家不但强调伦理道德在人类幸福中的重要作用，儒家还是中国最早系统论述幸福问题的学派，《尚书·洪范》提出“向用五福，威用六福”。先秦时期的思想家继承《尚书》的幸福观，把寿命、富贵等幸福的要素看成是外在的，唯有“攸好德”可以通过追求获得。因此，儒家的幸福标准在于精神或者道德方面，儒家教导人们沉浸在道德的幸福之中，即享受“父母具存，兄弟无故”的天伦之乐、为辅德而交友的快乐，以及享受“反身而成”、道德体验的快乐和幸福。在儒家思想中，幸福只是道德的伴随物或附属物，并不具有完全独立的意义。中国儒家强调人如果没有理性和美德，就不会有幸福，认为幸福就在于善行，就在于为社会整体利益而行动。与此同时，儒家又强调为完善德行而“一箪食，一瓢饮”的苦行精神，注重个人德行的完善和人生的不朽以及强调平治天下的大志与追求全体的幸福，把个人的快乐和幸福包容于普天之下民众快乐和幸福。
（2）道家的幸福观
与儒家的幸福观不同，道家认为，万物的本然状态就是最好的状态，能顺其自然之性，则合乎道，则得最大之幸福。《庄子·天道篇》论述“与天和者，谓之天乐”，认为真正的幸福不在于财富、地位、知识，甚至不在世俗所崇敬的德行，而在于合于道、自然。因此，道家从道的高度提出了自然无为的幸福观，在这里，“自然”不是自然界中的具体事物，而是指不加认为强制的状态；“无为”也不是无所作为，而是顺应本性，不强作妄为。这种自然无为在对待生命上追求重身贵生；在理想人格塑造方面追求返璞归真的圣人境界；在社会治理上追求无为而治的小国寡民状态。正是这种基于自然无为的逻辑核心，先秦的道家把追求幸福看成是效法自然的过程，认为幸福就是以自由和和谐为前提的快乐。这与我们现代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构想相似，也是先秦道家自然无为幸福观理论的现代价值所在。
（3）佛家的幸福观
佛家最基本的内容，就是说世间的苦和苦的原因，其本质就是教会人们解脱痛苦，求得幸福的原则和方法。佛教认为人生是苦，人生本无幸福可言，有的只是生老病死和各种痛苦，而这些痛苦的根本在于“贪”“瞋”与“痴”，即人的贪求欲望，对佛理、佛性的无知，要摆脱痛苦的“生死轮回”，达到幸福的彼岸，只有灭除欲望，修行佛念。由此，佛教基本教义与其说是一种关于人生幸福根源和如何获得幸福的理论与方法，不如所是一种说明人生痛苦根源和如何摆脱痛苦的理论与方法。从佛家幸福观的思路和方法可以看出，佛家是把幸福和享乐截然对立起来，它排斥享乐，可也不主张把人送进炼狱去受苦，它走的是中庸之路。它只是告诉人们“诸行无常，朱法无我，涅槃寂静”。人的至乐与幸福便在这寂静之中。与一切宗教的本义一样，佛教亦许诺给芸芸众生以来世的幸福，但是，佛教幸福观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它的“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理论，劝诫人们重视因果报应，要多做善事，以成正果。从一定意义上说，佛教就是用以劝化人类得享至福的学说。在中国，佛教的幸福观以“姻缘轮回”、“普度众生”的思想，使富有者以仁爱为怀，使贫困者保持心灵的宁静，获得了众多的信仰者。此外，佛教还主张“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理念，在个体向善成佛的道路上，谋求民族与国家的共同幸福。
（三）幸福的研究领域
苗元江在《从幸福感到幸福指数———发展中的幸福感研究》一文中对幸福感的现代趋势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迪纳1999年在其“主观幸福感30年发展”一文中，对幸福感30年的发展进行了全面总结，指出今后的研究方向：①因果方向的研究通过更成熟的方法非自我报告纵向法因果模型跨文化调查等来研究幸福与其相关因素的因果方向；②重点放在内部因素与外在环境交互作用上找出人格在塑造人的环境时所起的作用以及人格如何使人在相同的环境下作出相异反应；③进一步了解适应过程研究应对策略和改变目标如何影响适应了解适应发生的时机过程和局限性；④理论研究精细化从而可以具体预言输入变量如何影响SWB的不同内容。那么自那以后10 年，幸福感研究领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1畅 影响因素从经济转移到非经济因素
在传统的经济学视野里，财富的增加是提升人的幸福程度的最有力手段，因此，财富增加似乎就意味着幸福增加。但是，心理学科对于财富数量与幸福程度之间关系的研究却得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发现：当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处在较低阶段时，人们的收入数量与幸福感受之间的相关度非常紧密，但是，一旦超过了这种水平线，这种相关性就会减弱，甚至消失。在影响人们幸福感受的所有变量中，收入水平决定其幸福感受的比例不会超过2%。这种幸福与收入相悖的现象又被称作Easterlin悖论、幸福鸿沟（Happiness Gap）。高速驰骋的物质主义，响应并鼓励了生产力以及创新力的发展，全球都在收获经济增长，却也一致性地付出代价：幸福的感觉开始变得飘摇不定。各种研究都表明，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快乐之间关联度更为紧密，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之后，财富对幸福感的影响逐渐减弱，而其他因素诸如职业成就、教育程度、婚姻质量、宗教信仰、生活事件、社会支持等因素会对幸福感的影响逐渐增强。前美国总统罗伯特·肯尼迪认为GDP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这种东西。因此，现代研究重心逐渐从经济因素逐渐转移到非经济因素，从单变量转移到多变量，并注意到多变量综合作用，前期大多数研究都是横断面的调查研究、相关研究，未来必须重视跨时间的纵向设计研究、交叉滞后调查设计来确定预测变量和被预测变量之间可能出现的因果关系，以便理解幸福感产生的因果关系。
2畅 心理机制从特质论转移到建构论
美国心理学家赛利格曼认为，人的总体幸福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个人先天的遗传素质；二是后天的环境事件；三是能主动控制的心理力量。早期把心理看成静态、固定的系统，把遗传和环境视为是幸福感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忽视了人的认知加工在幸福感的作用，现代研究更加重视认知建构在幸福感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建构主义认为，人不是被动接收信息刺激，而是主动地建构意义，是根据自己的经验背景，对外部信息进行主动地选择、加工和处理，对新信息重新认识和编码，是认知主体，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在这个过程中，建构自己的理解，从而获得自己的意义。社会联想论（Social Association Theory）认为，基于人的记忆、认知模式等因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记忆网络及认知模式，不同个体激活的积极或消极记忆网络不同，采用的认知方式及应对方式各异，由此诱发个体不同的情绪反应，产生幸福或不幸福感。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心理学教授尼科·弗里达提出“幸福不对称论”。他认为，即便引起愉快感觉的环境一直存在，这种感觉也很容易消散。然而，消极的情绪却会伴随着环境而持续存在。就是说，人类很容易适应快乐，却永远不能习惯悲哀。情感是不对称的。赛利格曼也提出了“乐观型解释风格”和“悲观型解释风格”，“悲观型解释风格”的人就容易形成压抑、焦虑等心理问题。Lyubormirky等研究发现，人不是被动地体验事件和环境，相反，所有的生活事件都是“认知过程”，是个体的分析和建构，预期与回忆，评价与解释过程。理解人的认知差异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这种研究途径为实施积极的心理调控与干预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方向和可行的策略。
3畅 测量工具从分离到系统整合
迪纳指出，不管研究目标是什么，建议尽可能分别评价幸福感的多个组成因素。早期大量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以“非系统化”的方式进行。许多研究只注重主观幸福感的某一方面，如积极情感或生活满意度，而不包括对主观幸福感其他方面的测量。虽然有很多研究都涉及了主观幸福感的各个维度，但是很少有研究涉及主观幸福感全部维度。从历史发展看，心理学对幸福感的测量系统化经历了三次重大变革。第一次是情绪幸福感与认知幸福感的融合，奠定了经典主观幸福感模型。第二次是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的融合，形成主观与客观融合的潮流。Corey L畅 对SWB与PWB的结构关系进行了拟合，认为SWB和PWB是积极心理机能的两个截然不同但却相互联系的方面，只有将SWB与PWB整合起来才能更好更全面地理解幸福感。第三次则是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与社会幸福感的融合，推动积极心理健康模型（Positive Mental Health，PM H）的发展。Keys、Carol Ryff 的《美国中年人调查》（T he M idli f e in the United States，MIDUS）就对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三种幸福感模型进行整合，构建全方位测量平台，成为现代幸福感测量的标准测量框架。
4畅 幸福干预从实验走向实践
进入21世纪，提升幸福感的技术开发也日益得到青睐。积极的心理干预可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快乐、投入和意义，为现代人们的积极心理治疗以及获得长久的快乐提供了契机。佛德斯（Fordyce）最早尝试干预幸福感，采用14种技术对大学生进行训练，这些技术包括：花时间进行社交、着眼于现在、停止担忧、进行积极思考，等等。索雅（Sonja Lyubomirsky）也研究了感恩训练、利他或善良行为对幸福感的积极影响。赛利格曼和其两名助手拉西德和帕克斯（Rashid and Parks）经过6年的不断试验和研究，设计出了一整套建立在真正幸福论上的临床积极心理疗法（Seligman，Rashid and Parks，2006）。他们为真正幸福论中的快乐生活、充实生活和有意义的生活设计了相关的积极心理疗法练习，并率先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开设了幸福课程。泰勒·本沙哈尔博士于2007年，在哈佛大学开设“积极心理学”，讲授幸福的方法，深入浅出地讲授如何更快乐、更充实、更幸福。开课以来，已经成为该学校上座率最高的课程，被誉为“最受欢迎讲师”和“人生导师”。英国最具名气的私立贵族学校威灵顿公学幸福课由剑桥大学教授尼克·贝里斯设计，旨在增进学生获得完美人生的可能性。课程将涉及如何获得更多的幸福体验，如何获得健康身心、成就感和永恒的友谊。现代人心理面临巨大的挑战。而积极心理学干预激发每个人自身所固有的某些实际的或潜在的积极品质和积极力量，从而使每个人都能顺利地走向属于自己的幸福彼岸（苗元江，2009）。
（四）幸福乡村的内涵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把全面推进农村健康、可持续发展、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作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同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展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根据关于幸福思想起源以及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讨论，结合我党新农村建设的指导方针，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幸福是主观的，受到诸多主观因素的影响，但是它也会受到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主、客观因素都影响“幸福”，“幸福”的“建设”是实现幸福的手段，实现主观上的幸福是“幸福建设”的目的。所以，“幸福乡村”强调的是村民的主观感受，目的是让最大多数的人得到最大的幸福感受；“幸福乡村建设”则不但包含了让人民感到幸福，也包含了如何让人民感到幸福的含义。根据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影响幸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幸福乡村建设”的内涵是通过在物质条件和非物质条件两大方面的工作，使乡村居民感到幸福并且持续增加其幸福感。
1畅 幸福乡村的物质条件（1）乡村特色产业突出
传统主流经济理论认为收入是决定效用的唯一因素，是增加农民幸福感的决定性因素。而根据幸福经济学对收入与幸福的关系的研究，我们知道收入虽然不是幸福的唯一决定因素，但这不能完全否定收入对于幸福的意义，尤其对于经济发展进程为进入较高阶段的农村而言，收入对于幸福的贡献的确是不能忽视的。那么如何提高村民收入？根据比较优势理论，我们应该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发展农村特色产业，提高乡村的经济竞争力，从而提高村民收入。所以幸福乡村物质条件建设的第一点就是应该科学发展特色产业，增加村民收入。
（2）基础设施建设完备
乡村的基础设施对增加村民的幸福感具有显著意义，乡村的基础设施具有公共品的性质，会导致市场失灵现象的出现，所以应该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责作用，科学合理规划乡村整体设计，加强自然环境的保护，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提高村民的幸福感。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内涵，新农村建设的空间布局方面，应该以中心村建设为抓手，引导资源向中心村聚集。
（3）乡村公共服务全面
公共服务是21世纪公共行政和政府改革的核心理念，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为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等提供保障。公共服务以合作为基础，强调政府的服务性，强调公民的权利。
中央提出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战略目标，但在操作层面必须明确界定基本公共服务的内容。从现实看，可以运用基础性、广泛性、迫切性和可行性四个标准来界定。所谓基础性，是指那些对人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公共服务，是人所必需的公共服务，它们的缺失将严重影响人的发展。所谓广泛性，是指那些影响到全社会每一个家庭和个人的公共服务供给。所谓迫切性，是指事关广大社会最直接、最现实、最迫切利益的公共服务。所谓可行性，是指公共服务的提供要与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财政能力相适应。
因此从上述标准判断，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公共就业服务，是广大城乡居民最关心、最迫切的公共服务，是建立社会安全网、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必须提供的公共服务，是现阶段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
幸福感源自需求的满足，根据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其中，安全需求主要包括：人身安全、健康保障、资源所有性、财产所有性、道德保障、工作职位保障、家庭安全等。完善乡村的公共服务体系主要可以解决安全需求，同时也为其他层次的需求奠定有力基础，从而提高村民的幸福感。
（4）自然环境保护到位
根据幸福经济学的理论，居住的自然环境是幸福的重要影响因素。由于乡村的工业化进程不同于城市的工业化进程，所以乡村的自然环境的污染程度和保护难度比城市较低，这也是乡村幸福建设与城市幸福建设一个不同的基础条件。所以幸福乡村建设应该合理利用自身环境保护的优势，积极保护自然资源，使之不仅可以提高村民的生活质量，而且可以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特色优势，进而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例如乡村绿色食品产业或旅游产业。
2畅 幸福乡村的制度条件
（1）乡村基本制度公平公正
根据社会比较理论，幸福的影响因素不仅包括绝对收入，也包括相对收入。社会比较理论包括相对收入理论、参照组理论或攀比理论。这些理论从收入本身出发，认为个人效用与自己的收入水平正相关，但与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负相关；当社会变得更富裕时，攀比水平随之提高，导致收入—幸福曲线下移，从而使得总效用水平保持不变。所以建立合理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有助于增加村民的幸福感。实际上，公平公正的内涵不仅局限于财富的分配领域，而且也涵盖居民基本社会权利的内容。所以在幸福乡村建设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保障收入分配制度的公平合理，同时也要大力推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事务管理的民主化运行、公平正义的法制化保障，努力建设管理民主、稳定祥和的“和谐乡村”，显著增强全市农民的民主管理信任感。
（2）村民精神文明建设繁荣
根据社会学的“快乐跑步机”理论，人的抱负水平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个人幸福取决于抱负与财富的关系。无论是心理学的”成就感＝实际成绩／期望值”公式，还是萨缪尔森的幸福公式”幸福＝效用／欲望”，都揭示出幸福的原因不仅有主观的因素，也有客观的因素，而且有水涨船高的效应，就像人走在跑步机上，幸福的净值并没有增加。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如果不能合理疏导膨胀的欲望，就意味着失去了幸福的能力，所以这属于幸福能力的培养。
（3）村民消费观念健康合理
根据消费外部性理论，对于富有国家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幸福学理论认为，一方面，西方社会把原来属于奢侈品的消费大众化了；另一方面，为获取原来看似高档而现在已经大众化的消费品，人们需要更加努力地工作，失去原来的闲暇，结果大家都成了输家。所以要倡导合理消费，反对攀比消费的不正之风。
（4）村民基本素质显著提升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完善主义幸福观，人们获得幸福的途径是不断挖掘自己的潜能和提高自己的能力。所以加强可以提高村民素质的教育，对于幸福乡村的建设意义重大。这实际上也是村民人力资本增加的过程，有利于个人的长期发展和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5）乡村基层公共关系和谐
根据关系物品理论，一个人的幸福同时取决于财富积累、人际关系和社会的关系物品。关系物品是基于本地关系的专用性公共资产，所以信任、友谊、良好的市民关系有助于提升个人和社会的幸福。这就要求在幸福乡村的建设过程中，保证基层生活的公平与尊重、政治参与，以及民主自由等。对于“自由”、“尊重”等非物质条件目标最直观、最准确的检验方式就是人民的主观回答。
（五）幸福乡村的意义
近年来，江山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民生事业取得显著进步，人民群众生活得到极大改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体制机制初步形成并不断完善，区域品牌正在形成，营销影响不断扩大。全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很好的物质基础、工作平台和发展机遇。
从整体上看，江山市新农村建设已经取得了积极明显的成效，但是多年的发展过程表明，江山市的新农村建设成果仍主要停留在量的提升，并未实现质的突破。突出存在四个方面的薄弱环节：一是系统化谋划方面。全市新农村建设缺乏一个总的工作抓手，工作任务纷繁具体但缺乏统领；新农村总体发展规划纲要不尽完善，发展目标、发展方向和发展路径等关键环节有待进一步明确；全市村庄规划的科学指导作用未能得到充分有效发挥，还有113个行政村未完成村庄规划编制，同时存在规建脱节等现象。二是整体化推进方面。新农村建设中的很大部分精力用于被动应付考核，完成上级任务，导致工作不缺亮点缺重点，围绕重点缺整合，无法形成整体特色；各项支农惠农政策重在各自对接线上的政策要求，总体较为零散，集中度不高，整合性不强；有的涉农部门不同程度存在本位意识，项目资金投入分散无序，原本有限的行政资源未能发挥最大效用；农村改革步伐不大，土地流转、“空心村”整治、宅基地整理、金融改革等关键环节都需要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三是全员化参与方面。由于缺乏良好的工作载体和机制，在新农村建设中，基层干部党员群众的主体作用发挥不够，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直接参与的项目和工作更少；绝大部分村都以上级部门的资金项目投入为主要驱动力，一些乡村“等、靠、要”思想仍然比较严重，农民群众的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升，农村基层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都需要进一步调动。四是长效化机制方面。新农村建设的投入、建设、管理等各种长效机制都亟待建立和完善，许多村庄建设管理十分滞后，硬件、软件建设的反差很大；基层基础极不平衡，大部分行政村集体经济的“自我造血”能力有待提高，集体资产管理、干部管理、规范运行等还不到位；农民持续增收难度较大，产业增收、创业就业、低收入农户脱贫等工作都缺乏长效机制的支撑。
毋庸置疑，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占80%以上的地区，虽然随着二、三产业的迅猛发展，农业在GDP中的比重逐年下降，但这是产业调整的必然结果，并没有动摇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如何又好又快地推进提升新农村建设，始终是我们必须面对、必须思考、必须破解的一个重要课题。为此，市委、市政府紧紧围绕加快推进实现“一高两进”三步走战略目标和新的城市定位，进一步研究提升新农村建设水平，深化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学习考察和调查研究工作，在认真总结分析前一阶段江山市新农村建设发展情况、认真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做法的基础上，提出建设“中国幸福乡村”这一战略目标，为加快提升江山市新农村建设水平创建了全新的工作载体，并将对江山市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1畅 建设“中国幸福乡村”是认真学习践行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大举措
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在于立足本地实际，抓住主要问题，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予以解决。建设“中国幸福乡村”顺应了我国农村的发展大势。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深入推进，我国农村逐渐体现出农业产业化和集约化经营、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以及农民创业化、就业化发展等趋势。建设“中国幸福乡村”旨在不断提升江山市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不断探索江山市农村集约化发展途径，不断激发江山市农民发展潜力，完全顺应了我国“三农”发展趋势。建设“中国幸福乡村”顺应了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而城乡结构的转型升级也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内容。建设“中国幸福乡村”将从产业增收、公共服务、农民素质、环境整治、基层基础五个方面整体推进江山市农村各项事业的协调发展，归根结底是在农村层面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四个文明建设有机结合、综合协调的发展，从而为全市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建设“中国幸福乡村”顺应了江山市农村的改革发展。农村改革发展领域广泛，需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对改革目标、改革重点和保障措施等方面进行明确和统筹。建设“中国幸福乡村”是一项全面综合的发展举措，它在对江山市新农村建设情况进行深入分析总结的基础上，针对亟须调整改善的薄弱环节制订了一整套完整的提升方案，与江山市农村改革发展的方向完全一致，从而为推进江山市农村改革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上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主战场”。
2畅 建设“中国幸福乡村”是完善“五位一体”区域发展体系，加快实现“一高两进”三步走战略目标的战略选择
一个科学系统的区域发展战略体系，离不开农业的持续发展、农村的全面进步、农民的转型提升。从区域发展目标来看，推进实现“一高两进”三步走战略目标，建设“工业新城、旅游胜地、山水家园”，既要依靠工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和有力拉动，也要依靠现代农业的坚实基础和重要支撑；既要发挥城市的增长极作用，也要加快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发挥“中国幸福乡村”的全面覆盖效果。从提升发展路径来看，通过建设“中国幸福乡村”，积极培育乡村家庭工业、来料加工及各类特色工业，为推动江山市工业提升发展提供重要补充；通过建设“中国幸福乡村”，大力改善农村人居和生态环境，规范提升乡村休闲旅游业，将为江山市服务业发展提供良好环境；通过建设“中国幸福乡村”，产生多元化投资拉动，提升农民实际消费力，激活广阔的农村市场，也是实现“保增长、扩内需”目标的潜力所在。从强化和谐稳定保障来看，近年来，随着江山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工业平台、重点项目、基础设施建设等不断向农村延伸，由征地拆迁、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环境保护等引发的农村基层矛盾纠纷增多，加上经济危机导致的失业农民工大量返乡，使农村基层维稳压力不断加大。建设“中国幸福乡村”将以满足农村的幸福需求、提升农民的幸福指数为目标，进一步完善农村基层维稳网络建设，规范村级管理与服务，广泛了解、掌握、解决基层群众的合理诉求，有效疏导和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同时通过实施农民素质提升工程，全面提升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政治素质、法治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提高农民自觉维护稳定和谐发展局面的主动性和责任感，从而更全面地推进和谐江山建设，不断创优发展环境。
3畅 建设“中国幸福乡村”是对江山市新农村建设进行整体化实施、品牌化经营，全面提升新农村建设整体水平的具体抓手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十分庞大的系统工程，随着时代的发展，还将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和新的内容，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拓宽新的思路和新的眼界。建设“中国幸福乡村”有利于充分借鉴吸收各地先进发展经验。江阴、安吉等地创建“幸福江阴”、打造“美丽乡村”的先进经验表明，个性化的发展理念、系统化的建设体系、整合化的投入保障、品牌化的营销策略是有效提升新农村建设实效的重要手段。因此，我们广大干部群众在发扬“埋头苦干”工作作风的同时，也要学会“抬头巧干”，善于学习借鉴、善于总结提升、善于包装营销，不断提升江山市新农村建设水平、实效和影响。建设“中国幸福乡村”有利于创优江山市新农村建设发展模式。随着各项工作的深入推进，江山市新农村建设在发展模式上的不足逐渐暴露，亟须建立一个全新的系统化工作载体，对全市新农村建设进行再定位、再整合、再提升，全力突破发展瓶颈。建设“中国幸福乡村”克服了原有发展目标的短期性、被动性等问题，制订了短中长结合、适度超前的发展目标；克服了原有建设机制的缺乏规划、建管脱节等问题，确立了规划引领、建管并重的发展机制；克服了原有建设投入的分散性、无序性等问题，建立了整合有序、多元投入的保障机制，从根本上为江山市新农村建设确立了一条全新的发展路径。建设“中国幸福乡村”有利于集中展现江山市新农村建设成效。近几年来，江山市新农村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许多工作走在了衢州市乃至全省前列。但由于缺乏一个能够集中展示建设成就的平台，使得江山新农村建设品牌难以真正确立和推广。通过“中国幸福乡村”建设，我们可以将新农村建设中的各类工作亮点进行统一整合、包装、推介，提升江山市新农村建设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吸引广大农民群众更广泛地积极投身参与。建设“中国幸福乡村”有利于打造江山区域发展“金名片”。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城市营销的不断推进，城市营销的成功推进离不开区域品牌的创强创响。江山市创建区域品牌的最大优势在农村，特别是特色产业培育、东西部劳务合作、农村洁化亮化、扶贫开发等农村工作在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都已具备了一定的知名度；江山市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生态资源也主要分布在农村，通过建设“中国幸福乡村”可以把江山市农村众多的生态、文化、人文以至农业农村工作亮点进行有机整合，充分发挥积聚效应，为江山市创建区域发展“金名片”构建强大的核心竞争力。
